日本排核無人問，中國鍋從天上來，為什麼被雙標的總是我們？_風聞

　　烏鴉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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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繼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之後，身經百戰鍛煉出一張最厚臉皮的日本外務省，居然成了“破防二代目”。

　　傳 世 名 作

　　26日，趙立堅個人推特賬户發佈了中國90後插畫師畫作**《神奈氚衝浪裏》**。這幅作品根據日本江户時代的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的著名作品《神奈川衝浪裏》二次創作。

　　原作

　　這幅二創作品中，原作白色的浪花化作人類畸形的手指，搏擊風浪的船員成了傾倒核廢水的罪人，巍峨的富士山變為核電站的煙囱，還有忙着鞠躬的日本官員羣像……

　　二創作者見水印

　　結果不到一天，素來在外宣戰場所向披靡的日本外務省破防了。日本外務副大臣佐藤正久發推表示“不可接受”；隨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急了，宣稱“強烈抗議”，還“要求刪帖”。

　　今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上，趙立堅對日方的“刪帖要求”做出正面回應：

　　我不僅沒刪，還置頂了。

　　並且直言：

　　“日方做了壞事，還不讓別人説嗎？”

　　跟當時莫里森一樣，日方火急火燎地抗議，反而張大了自家醜事的國際影響。

　　畢竟，擅排核污水入海這種造成全球影響的大事件，除去幾家鄰國，國際輿論上此前卻幾乎是萬馬齊喑，平時人權、環保喊得震天響的西方世界、環保人士、國際組織，似乎人間蒸發了一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甚至公開感謝日本在決定處理福島核電站核污水方面作出公開透明化的努力，期待日本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繼續協調。

　　而IAEA總幹事格羅西對“日本宣佈決定如何處理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中儲存的核廢水”的聲明表示歡迎。格羅西還説，國際原子能機構已經準備好為監測和審查該計劃的安全和透明執行方面提供技術支持。

　　瑞典環保“小公主”格雷塔·通貝里也只是轉發了新聞，連句評論都沒有。好傢伙，中國砍棵樹你都能罵好幾天，日本排放一百多萬噸核污水在你那兒就不叫事兒了？

　　國籍一換，罵聲一片。日本做了，沒人管；中國沒做，一幫人盯着罵，中國人吃口肉，都要為破壞亞馬遜雨林背鍋。

　　日本這種“好人緣”，除了大家熟知的外務省功勞外，還與日本政府悄悄扶植的一股勢力息息相關。

　　1 

　　我們就以聯合國為例看看日本人在國際社會混得有多好。

　　很多人認為在聯合國體系內日本是沒什麼話語權的，畢竟聯合國當初就是二戰戰勝國建立的國際組織，而日本法西斯就是制裁對象，是戰爭罪人。

　　而且，日本多次尋求入常失敗，這也被視為日本在聯合國沒有話語權的表現。

　　事實真的如此嗎？

　　除了入常這個突破底線的要求，日本在聯合國可以説是人多勢眾，呼風喚雨。

　　聯合國日籍官員的數量名列前茅，各分管機構和各大國際組織的高級官員中，日本高官層出不窮。

　　比如，聯合國分管機構裏，分管聯合國財政工作的助理秘書長高須幸雄，分管聯合國新聞、裁軍、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明石康，分管宣傳工作的副秘書長法眼健作，分管人道主義工作的副秘書長大島賢三，分管裁軍工作的副秘書長阿部信泰，分管裁軍工作的副秘書長田中信明，分管新聞工作的副秘書長赤坂清隆。

　　赤坂清隆

　　大型國際組織中，國際能源署總幹事田中伸男，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國際海事機構事務局長關水康司，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區域合作司司長西本伴子，聯合國糧食計劃署亞洲局局長忍足謙朗，世界銀行獨立監察小組主席渡邊惠美，還有在福島核危機期間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的天野之彌。

　　緒方貞子

　　自1957年明石康成為聯合國總部第一位日本職員，六十餘年時間，日本人在聯合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零到千、從初級職員到總幹事，成為聯合國大職場裏一股龐大的力量。

　　當然，無利不起早，日本瘋狂往聯合國裏塞人，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樣一來，聯合國相關決策會更容易反映日本的想法。

　　例如，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秘書長天野之彌，聯合國副秘書長、裁軍事務高級代表中滿泉，他們都是裁軍和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性人才，非常有名。

　　天野之彌

　　日本認為要想實現朝鮮無核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必不可少。另外，日本作為唯一的核受害國，要求進行核裁軍。這些立場都能很容易通過天野之彌、中滿泉等在國際社會上提出。

　　這次日本排放核污水，IAEA作為最權威的國際組織，態度卻曖昧不清，和前任總幹事天野之彌也有莫大關係，畢竟天野在IAEA主政十年，十年間，日本在IAEA的話語權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再如，日本右翼、鷹派中的鷹派、對華極不友好、鐵桿親美派的柳井俊二，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國際海洋法法庭原庭長。

　　柳井一手策劃了臭名昭著的“南海仲裁案”，2016年7月12日，由柳井俊二指派的五名法官組成的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終裁決”，判菲律賓“勝訴”，並否定了“九段線”，還宣稱中國對南海海域沒有“歷史性所有權”。

　　由於中國強烈反對、抵制、不參與、不出席，菲律賓政府竟然“出了兩份錢”，替中國把仲裁費交了，買來了這個夢寐以求的“勝訴”結果。

　　日本外務大臣就仲裁庭公佈最終裁決稱，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裁決”為“最終結果”，對當事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國有必要接受“裁決”，並稱強烈期待當事國接受裁決。

　　這一荒謬的仲裁鬧劇逼得聯合國官方發聲明，“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關係，並暗示柳井俊二的臨時法庭就相當於聯合國裏的莆田系。

　　海牙國際法庭（又稱國際法院）同時發表聲明指出，國際法院作為完全不同的另一機構，自始至終未曾參與所謂的南海仲裁案。

　　可怕的是，日本的國家意志，有可能通過這些國際組織高官轉化為所謂的“國際共識”。這對上的是中國，陰謀沒有得逞，但若是一個小國遇到這種事，有力量抵抗嗎？

　　日本的力量還不限於此，除了擁有眾多國際組織高官，日本還是亞洲擁有國際組織總部最多的國家，眾多國際組織在東京設立代表處。

　　日本的國際組織外交在其整體對外關係中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吸引國際組織落户也作為日本國際組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日本外務省2017年最新的相關統計數據，落户日本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有39個，而選址於東京都的主就有26個。

　　聯合國相關機構

　　聯合國以外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眾多國際組織落户日本，使得日本增加了數條向世界發聲的渠道，國際影響力也得到了提升。與此同時，大量國際會議、國際活動也將舉辦地點選擇在了日本，日本敞開了更多面向世界的窗口。

　　七十多年前，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但是今天，日本是眾多國際組織的大本營和掌門人，除了不能擁有五常的一票否決權，日本在很多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甚至都超過了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遠勝我們。

　　比如這次，日本公然排放核污水，威脅全人類生命安全，國際組織要麼默不作聲要麼甚至貿然支持，足以説明問題。

​　　2

　　從1945年陷入谷底，日本在國際組織的這種影響力反轉，是怎麼做到的？

　　這就是日本外務省和聯合國JPO項目（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青年專業人員）的功勞了。

　　日本長期以來都堪稱聯合國的“模範會員國”。

　　可能沒有哪個國家比日本更重視在聯合國中的作用了，日本人對於往聯合國裏塞人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訴求，幾乎把這當成一項國家戰略在推動。

　　2015年，日本內閣府議會發布《“日本再興戰略”2015年修訂》，其“中短期工程表”就定下了至2025年聯合國相關國際組織中的日本人國際公務員人數達到1000人的小目標。

　　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曾在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會面中直截了當地提出，“政策往後排，首先得僱日本人，不然就減你們預算”。

　　河野太郎會見古特雷斯

　　日本外務省專門設有綜合外交政策局，分為**“****聯合國政策課”與“聯合國行政課”**。

　　“聯合國政策課”通過安理會、聯合國大會等場合，從事關於聯合國政治活動的工作；“聯合國行政課”通過經社理事會，從事與經濟有關的工作。

　　外務省還另有一個條約局，專門從事關於各種法律事務的工作。整個外務省加起來有將近十分之一的職員在從事與聯合國有關的工作。

　　日本現任外相茂木敏充

　　政策上重視，出錢出力也不含糊。

　　2019年之前，日本長期都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繳納國，2005年繳費比例甚至達到了19.468%，金額高達3.464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22%。這跟日本在聯合國表面上的體量和地位完全不相符。

　　除會費以外，為了支援聯合國的各種活動，日本還參與各種籌款。聯合國人類安全基金、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公署、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等機構，日本都是主要出資國。

　　聯合國大學的永久總部也位於東京，土地和建築物分別由東京都和日本政府無償提供，一分錢不要。

　　聯合國大學

　　當然了，對於精明的日本人來説，每一分投資都要有回報，出錢出力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出人”，往聯合國裏拼命塞人。

　　而日本往聯合國塞人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利用了聯合國的JPO項目。

　　JPO即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青年專業人員項目，是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一個重要招聘渠道。

　　由於該項目對於國際組織來説可以補充人力資源，對於國家來説可以培養未來從事國際發展的人員，對個人來説可以積累國際組織工作經驗，一石三鳥，受到了各方面的歡迎。

　　尤其是日本，簡直是拿出了我國對待高考的勁頭來對待JPO，用舉國體制來為聯合國輸送人才。

　　在政府層面，日本內閣府、外務省、文部科學省、國際組織的駐外代表機構聯合起來培養和輸送JPO，日本文部科學省專門有財政撥款實施國際開發合作支援中心項目，激發各高校的國際組織人才培養。

　　日本外務省建立了專門的國際組織人才選送協調機構：國際機構人事中心，組織宣講會，提供信息，設立選舉委員會運作JPO的留任事宜，其很大的一塊工作就是選拔和培訓JPO。

　　外務省國際機構人事中心網站

　　中心定期發佈各國際組織JPO的招募信息，並建立了電子人才庫，請有興趣的人員登錄到人才庫中，當發現有符合條件的應聘信息，準確、快速地反饋給登記者。

　　中心會聯合各高校，請有國際組織公務員經歷的日本人開展講座、宣講會、專題會、研討會，每年這類活動有50—60次之多，還提供各種應聘資料。如中心在紐約的辦事處每年編寫《聯合國系統國際組織的就職：國際公務員應聘指導資料》，併發布在中心網頁上。

　　日本厚生勞動省作為醫療衞生人才的管理部門，也一直在積極地向國際組織輸送人才，並建立了人才庫，尤其與WHO合作廣泛。

　　日本高校開展各類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項目為JPO項目提供後備人才，多所高校都開設了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課程、項目甚至專業。

　　如神户大學國際合作研究科以博士生為對象的“國際公務員培養項目”，廣島大學與得克薩斯大學合作的多學位“國際公務員培養特別項目”，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研究科開設的“國際合作的即戰力人才培養項目”等等。

　　在日本官方的全力支持和運作下，日本的聯合國JPO項目達到了全球領先水平。截至2019年，共有882名日籍國際公務員在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就職，而其中47.3%，即417位都曾經參與過JPO項目。

　　3

　　説了這麼多，不是説挖門盜洞往國際組織裏鑽這事有多可取，但望眼一看，這麼幹的還不止日本一家。

　　單説往聯合國塞人，國際上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比如美國，走的是學院派路線，從學生抓起。美國的大學在國際化人才培養方案上契合國際組織關注方向，注重利用人脈資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每個學生在選擇某區域性研究作為研究重點領域後還需結合研究某一全球性議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的Capstone項目要求學生建立小型諮詢團隊，為外來客户各類項目提供真實服務；馬里蘭大學的“午餐計時器（Lunch-Timers）”活動，為學生提供與來自不同領域國際組織官員以午餐形式交流的機會。

　　學生在法新社進行資產和要素模型方面的Capstone項目 /哥大全球中心

　　此外，美國已經在一些國際組織中實現了學長“幫扶帶”，形成關係網，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員中大部分來自哈佛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

　　又如瑞士，著名的“中立國”，眾多國際組織大本營。截至2017年1月，共有40個政府間國際組織與超過250個非政府國際組織總部或秘書處落户瑞士，地點集中於日內瓦、伯爾尼、洛桑、巴塞爾等地。

　　瑞士政府充分利用落户優勢，近水樓台先得月，與國際組織簽訂用人協議。政府還推出了“國際組織青年職員培訓計劃”，由多項針對某個國際組織所需人才專項培訓計劃組成，如專為聯合國總部及其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航天局等輸送人員的專項計劃。

　　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萬國宮

　　我們的近鄰韓國，潘基文當聯合國秘書長前，在聯合國還沒什麼存在感，當潘基文卸任時，韓國已經可以和日本掰掰手腕了。

　　截至2018年12月，韓國籍職員在58個國際組織機構的任職人數高達852人，比2006年（245人）增加了607人。其中，高級別官員在2015年數量為50人，比2006年（30人）增加了20人。

　　而國際組織中的中國身影，相比我們的體量、國際地位和會費，實在是不相匹配。

　　1988年以來，聯合國開始實施現行的秘書處職位分配辦法，按三個因素在會員國間分配職位。

　　會籍因素：職位總數40％平均分配給每一個會員國；

　　會費因素：職位總數55％按各國繳納會費比額分配；

　　人口因素：職位總數5％依會員國人口按比例分配，每一幅度還有上下增減15%的彈性。

　　辦法相對來説還是很公平的，但實際執行起來就有多有少了，多的比如日本，嚴重超員，少的比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

　　截至2018年年底，聯合國秘書處專業及以上職類，中國籍職員的數量適當範圍是169～229人，實際職員只有89人，離低限差80人；印度的數量適當範圍是46～62人，實際職員62人，達到其高限；英國的數量適當範圍是83～112人，實際職員123人，超過其高限。

　　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最新的2019年至2021年各成員國會費分攤比例預算，中國的分攤比例（12.01%）排名超過日本（8.56%），升至第二位。雖然繳納了高昂會費，但目前我國在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中，任職人數仍然較少。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更嚴重的是，不僅人少，整體職位也偏低。中國籍職員在國際組織中主要擔任職位以翻譯、會務、後勤保障為主，中層管理人員非常匱乏。這些因素嚴重製約了中國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積極地開展公共外交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造成當前這種局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中國國際組織人才儲備嚴重不足，這是制約聯合國系統內中國籍國際職員晉升和人數增加的最大瓶頸，目前中國合格的國際組織人才總體規模較小，數量有限，儲備嚴重不足，難以向國際組織推送足夠多的合格人才。

　　二是中國國際組織人才推送力度不夠。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對國際組織人才推送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把它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來看待，而只是將其看作外交工作的一項補充，日本從1974年開始參加聯合國JPO項目，而我國從六、七年前才開始，足足晚起步四十多年，差距可想而知。

　　三是中國公眾尤其是年輕人，對國際組織缺乏瞭解和認識，導致中國國際組織人才隊伍建設的基礎不夠雄厚。不信大家可以問問身邊的年輕人，博士也好，碩士也好，有幾個想過去國際組織工作的？

　　我們不去搶，但他國的蜂擁而上，讓我們別無選擇。當前我國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決策層對國際組織和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在講話中指出，要加強能力建設和戰略投入，加強對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高度重視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養。

　　在2016年9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中，中央領導同志進一步強調，要加強全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突破人才瓶頸，做好人才儲備，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此後，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迅速出台相關政策和舉措，不斷加大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培訓和推送的力度，取得積極進展。

　　首先是部委及社會組織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

　　自2015年以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連續主辦9期面向中央國家機關的國際組織後備人員培訓班，為學員參與國際組織競聘提供理論及應用型指導，並與中國聯合國協會聯合主辦面向社會及高校羣體的中國國際公務員能力建設培訓班，至今已舉辦9期。

　　商務部、農業部等部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等簽訂備忘錄，進一步推動人才輸送與合作。

　　教育部已舉辦3期推送高校畢業生到國際組織實習任職工作培訓班，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9年在國際組織實習項目基礎上增設了國際組織後備人才培養項目，首批共有14所高校17個項目入選，進一步加大定點、專項培養力度。

　　此外，中國科學院、國家原子能機構分別針對科研系統及核工業系統的國際職員後備人才舉辦培訓班，為有志於加入相關機構的學員提供有效信息渠道，加強我國專業領域國際組織人才隊伍建設。

　　中科院國際組織任職及後備人員培訓班

　　其次是國內高校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

　　經過對國內高校初步調研，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綜合性大學及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代表的外語類院校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層次上開展了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工作。

　　比如北京大學依託學科優勢設立國際公共政策專業碩士項目、“燕京學堂”項目等國際組織專業人才培養方式，探索相關學科、學位交叉培養方式。

　　北京外國語大學依託多語種優勢，2010年起實施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探索國際組織需要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碩士項目，採取“1+1+1”培養模式，專門成立國際組織學院，培養國際組織需要的語言+專業雙複合型人才。

　　當中國下定決心追趕，腳步總是很快，是時候拿回我們應有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了。

　　國際舞台上，中國不想再做，也不再需要做一個沉默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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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環球》雜誌：聚焦日本的國際組織攻略：送人送錢黏住聯合國

　　來夢婕：《新時代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與思考》

　　《中國人才》2020年第12期：《日本培養選拔國際組織人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