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大省“風險地圖”：造車風口下的另一面_風聞

圖片來源：攝圖網

今年一季度，我國工業生產基本恢復到正常水平。沒想到，汽車製造業又挑起了大梁。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整理，一季度，汽車製造業累計實現利潤1320.8億元，明顯高於同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速，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的7.2%。

新能源汽車也再次站上“風口”，傳統車企上馬新能源項目，造車新勢力不斷湧現。地方也在爭相佈局，發展新能源汽車被寫入多個省市的發展規劃，各種扶持政策和資金毫不手軟地“砸”向這裏。

然而，行業“風口”之下，新能源汽車項目盲目投資、產品低水平重複建設、產能利用率過低等亂象也日漸凸顯。為了更客觀全面地理解行業，提示風險，我們通過啓信寶專門定製了一組數據，看看這個產業的另一面。

零部件TOP3與整車TOP5

根據啓信寶監控，截至今年4月，全國汽車製造業存量企業逾12.17萬家。

以“存續期內”“註冊資本1000萬以上”“成立年限超過15年以上”為關鍵詞，啓信寶篩選出了汽車製造企業共5352家，作為此次行業整體風險分析的樣本（以下簡稱：5352家樣本企業）。

這些有一定規模的汽車製造企業分佈全國，浙江、江蘇、山東是數量排名前三的省份。

從企業數量分佈來看，浙江在全國一馬當先，共監測到799家。江蘇省、山東省也是國內重要的汽車工業和製造業基地，企業數量分別為695家、486家。

汽車工業是現代工業的重要標誌，發展汽車製造業需要匹配相應的汽車零部件研發、生產能力。各地企業數量的多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地汽車零部件產業的生態豐富與否。

有一種説法是，發達國家的汽車零部件產業產值，和整車比較往往能夠達到1.7:1。我國新車產銷量已是全球最大，但仍不算汽車強國，關鍵之一就在於汽車零部件業不強，國內配套比例還不高。

城叔根據2020年各省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梳理了另一組汽車產量統計數據。

零部件產業相對發達的浙江、江蘇、山東，在整車生產規模方面並不佔優。

根據各地披露的汽車產量，2020年廣東汽車產量全國第一，為313.31萬輛；吉林第二，265.46萬輛，稍高於上海的264.68萬輛。其次是湖北209.4萬輛、廣西174.49萬輛。

從2018年以來，這五省一直是我國整車製造的“中堅力量”。

風險事件高發地在哪

今年以來至4月15日（時間起止，下同），通過啓信寶企業版（數字客商版）批量風險分析發現，5352家樣本企業出現了萬餘件風險事件，表現為司法風險和經營風險兩大類。

司法風險方面，5352家樣本企業發生了3720次開庭，收到了1993份裁判文書；經營風險方面，5352家樣本企業出現企業失信2652件，環保處罰34件，破產倒閉事件25次。

值得警惕的是，根據監測，5352家樣本企業中有超大規模違約行為的企業數多達399家，違約金額達到343.5萬元。針對這類企業，啓信寶認為其“存在較高的經營風險”。

汽車製造企業眾多的山東、江蘇、浙江三省，也成了這些風險事件的高發地。

據啓信寶統計，今年以來至4月15日，山東進入樣本觀察的486家汽車製造企業，共新增風險事件1626起，相當於平均每家企業就出現了3.35件風險事件，或是司法方面或是經營方面。

江蘇進入樣本觀察的695家企業共新增風險事件1335起，浙江進入樣本觀察的799家企業共新增風險事件892起。

進一步看城市維度。山東汽車製造企業出現風險事件較多的前三座城市是聊城、煙台、濟南，江蘇是鎮江、蘇州和揚州，浙江是金華、杭州和温州。

其實，之所以聊城新增風險數量較多，山東迅力特種汽車有限公司“貢獻了大頭”。2011年，該公司曾被評為“山東省機械工業‘十一五’科技創新典範企業”。

但城叔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詢到，自2013年起，山東迅力特種汽車有限公司就開始與出現買賣合同糾紛、民間借貸合同糾紛、金融借款合同糾紛。

近兩年，勞動爭議、債權轉讓、財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等等戲碼相繼上演，這家企業獲得的裁判文書也逐年遞增。

浙江眾泰汽車製造有限公司則把浙江金華拉入了風險集中的城市序列。眾泰汽車本是一家汽車零部件企業，後來收購了生產線，開始生產整車，2016年汽車銷量突破30萬輛。

兩年之後，中國汽車業的“山寨時代”行至末路，眾泰汽車銷量增長的神話也隨之終結，產品質量問題頻發、銷量出現疲態，如今已經走向破產清算。

新能源汽車“過熱”？

談論汽車製造行業的風險，繞不開新能源汽車這個分支。

車企入局者眾多，特斯拉颳起“快打旋風”，蔚來、理想和小鵬成為中國造車新勢力，傳統車企入局，小米、華為等手機廠商也開始“上車”。

地方政府的參與度也越來越深，特斯拉的落地開啓了上海新能源汽車的時代；合肥投資蔚來、零跑和威馬，還佈局了江淮大眾、長安汽車等一系列新能源汽車產業項目；珠海國資投資法拉第未來（FF）；小鵬汽車和恒大汽車，也加入了廣州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集羣。

一路高歌猛進，風險亦暗潮湧動。

截至2021年4月25日，啓信寶新興產業庫監測到全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共3384家（以下簡稱：全國新能源車企），包括新能源整車廠，以及汽車電子、電控系統、電池及充電樁等配套企業。

針對企業的信用等級，啓信寶有一套評級體系。這套體系將企業的信用等級分為15個等級，從第一等級“極優資質”到第十五等級“信用風險較高或本身實力較差，存在較大風險”，信用依次遞減。

從汽車及零部件整體行業來看，上述5352家樣本企業的信用等級中，第六等級（R6）企業佔比最大，即“資質或信用狀況相對較好，存在一些風險”。

同一評價體系下，全國新能源車企的信用等級不如整體行業水平，整體來看，第十等級（R10）企業佔比最大，即“資質或信用狀況相對欠佳，外部環境波動對其經營能力影響可能會比較明顯”。

而且，信用等級欠佳、整體風險係數較高的新能源汽車製造企業，明顯更多。

這些風險同樣來自於司法風險和經營風險。從今年1月1日至4月25日，相比整個汽車行業，新能源汽車企業新增的司法風險更加頻繁。其中，新增開庭事件5435件，收到裁判文書2520件。

經營風險方面，新能源汽車企業出現的企業失信事件有2553起，破產倒閉事件有48起。

根據監測，全國新能源車企中有超大規模違約行為的企業數有177家，違約金額達到315萬元。這與行業整體的5352家樣本企業涉及的違約金額，已是不相上下。

從地域分佈來看，新能源車企的風險集中在江蘇、廣東、湖南、江西、北京等省份。

各省份的風險又向新能源汽車產業發達的城市聚集，比如江蘇的蘇州、廣東的深圳、湖南的株洲、江西的宜春、北京的順義區、浙江的杭州、上海的閔行區、山東的濰坊、安徽的合肥、河南的三門峽。

新能源汽車領域需要引起重視的，不僅僅是所涉企業的司法和經營風險，還有整個行業存在的產能混亂——一邊是舊產能過剩，一邊是新產能盲目上馬。

其實，國家發改委早已對新能源汽車產能過剩有所警覺，不論是2018年12月，國家發改委發佈的《汽車產業投資管理規定》，還是2020年2月，國家發改委等11部委聯合印發的《關於印發<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都對新能源汽車和智能汽車的產能新建或擴大予以規範限制。

特別是2020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明確指出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夯實地方主體責任，遏制盲目上馬新能源汽車整車製造項目等亂象。”這份規劃，也成為其後新能源汽車主管部門管理產能過剩問題的最重要根據之一。

説到底，無論是造車大熱也好，銷售回暖也罷，產銷自有市場規律。城叔想提醒的是，新舊勢力爭搶賽道的同時，別忘了潑一潑冷水，看清風險。

注：除備註外，全文提及企業統計數據均來自啓信寶（其中新能源汽車數據來自啓信寶新興產業庫數據），風險分析數據及圖表均由啓信寶企業版（數字客商SAAS系統）分析提供，5352家樣本企業數據統計截至2021年4月15日，3384家新能源企業數據統計截至2021年4月25日。

文字 | 吳林靜

來源 | 城市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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