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不宜私有化，應被“收儲”_風聞

問道者 杜一用

國務院文件首次把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一起列為生產要素，這意味着數據和土地一樣重要。既然如此，數據資源就應該和土地一樣實行政府主導下的合理開發利用，不宜私有化。

1數據私有化的後果

相信多數人都被數據私有化或輕或重地傷害過。

每天莫名接到的N個推銷來電，就是個人數據被販賣的結果，這可以視為大數據殺熟的一種。如果只是推銷，傷害還不算嚴重；當電話另一頭的陌生人能夠清楚報出你的姓名和電話，並羅列出一串你的親朋好友，聯繫到銀行卡賬號，你或許不再是吃驚，而是對個人信息毫無秘密可言產生恐懼了。

這就是數據私有化產生的後果。

在大數據產業尚未崛起之前，這種顧慮似顯多餘。當年的公安、銀行等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等要害部門也在收集數據，用户卻不用擔心個人信息被泄密，至於販賣那就更加遙遠了。在大數據產業風起雲湧的今天，泄密和販賣個人信息成了屢見不鮮的醜事。

二者行為的大相徑庭，其實就是民企與國營之間的自律性區別。就涉密的自律性而言，國營顯然要比民企自覺得多。

數據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國營機構當年在開發應用上，一直心存謹慎和敬畏。昔日的數據尚且如此重要，今天的價值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2020年4月9日，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數據寫入文件，首次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並列為生產要素之一。

《意見》明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

安全保護已然成為推動政府和社會數據開放共享、資源整合的前提。

2智慧城市重在數據治理

近期，先是阿里被罰182億後，緊接着，美團被立案調查。這只是國內反壟斷調查的開始，巨頭遭到查處的背後，是大數據時代下，個人信息隨意收集並氾濫開發形成超級壟斷的結果。

在此次國家介入平台反壟斷調查之前，數據被列為與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卻並沒有被視為和土地資源一樣重要。土地是國有的，數據卻是誰收了算誰的。

數據可是構建智慧城市的基礎要素，在此基礎上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CIM等先進技術的賦能，才形成了城市的“智慧”。由此可見，智慧城市的核心是數據。

但或許是隔行如隔山之故，很多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中，卻把建設重點放在購買服務器、雲平台、大屏、攝像頭和物聯網感知設備上。殊不知，這些其實只是底層硬件，數據治理才是構建智慧城市的重點。

這就是説，底層硬件相當於智慧城市的“殼”，數據治理才是智慧城市的“靈魂”。不做好數據賦能，所謂的智慧城市就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在美亞柏科董事長滕達看來，建設智慧城市一是要以數據為抓手，進行多源數據融合；二是堅持採用分層解耦的方法，讓政府牢牢把控建設廠商的選擇權；三是打造生態，形成百花齊放的建設格局。

美亞柏科是國內最具權威的網絡空間安全和社會治理專家，在構建智慧城市上具有發言權。

3數據資源應該“收儲”

明白了數據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就不難弄懂，避免數據被濫用和販賣，較合理的方式就應該是像土地一樣，把數據資源“收儲”。

智慧城市建設下所產生的數據都是來自於各政府部門，是名符其實的國家數據。政務數據敏感、涉密，而且不是每項都能公開，“收儲”顯然才是最安全的放置地帶。

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運營數據，相當於城市運營土地，向承商廠商發包數據治理方案，相當於城市運營商通過公開競價拿到了土地開發權，但所有權還是屬於國家的。智慧城市建設亦是如此，經營權屬於承建廠商的，數據是國有的。

數據既然是國有的，那就得按體制機制的遊戲規則辦，開放共享必須是在政府的監督之下。因為政府與承建廠商本來就是管理和被管理的關係，雙方存在博弈及合作協同關係。政府是公益的，廠商則是逐利的，將政務數據交由承建廠商運營，必然導致屁股指揮腦袋。

對政府而言，這就是一個“黑盒子”。政府只得到運營的結果，數據的流轉過程和去向，結果的合理性和全面性，根本無法考證。

就此而言，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提倡由國有成份主導帶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也是體制優勢的不同之處。

國內公安大數據系統的形成，可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一種借鑑。它在數據所有權和運營權上就是分開的，通過公共安全數據為各委辦局賦能，有效打通了公安大數據與政務大數據的應用橋樑，從而滿足了高密數據“可用不可見”的共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