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你的假期,被“調休”安排得不明不白_風聞
real谷智轩-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2021-04-30 18:29
大家好,我是五一不休息還在更節目的谷智軒,先祝小夥伴們節日快樂,再提醒大家一下,各位放完了假,還有一天調休等着你。不爽了吧,想罵人了是吧?而且啊,就在前幾天,我們北邊的鄰居俄羅斯宣佈,將5月4號到7號定為非工作日,把五一原本的3天假,和8到10號的衞國戰爭勝利日假期,給湊一塊兒了,等於人家有了一個長達10天、不用調休的帶薪長假。雖然俄羅斯這通操作,是考慮到假期不連貫,可能導致民眾多次出城返城,不利於疫情防控,但實打實的大長假,讓不少中國網友直呼“俄國的月亮又大又圓”。本期《消化一下》就借這個機會,給大家講一講,調休這個制度,為什麼既不討喜,又不合理。
開宗明義,人不是機器,總需要休息。在前現代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享有休息的權利。但近代以後,伴隨着資本的原始積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逐漸分離。對資本家來説,只要掌控工人的勞動時間,就能保證機器晝夜不停地生產,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剩餘價值。美國國父本傑明·富蘭克林説:“時間就是金錢。”時間能創造財富,於是就有了經濟價值,而能創造價值的東西,就一定會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剝削體系中。馬克思説得更直接:“現金財富的基礎,就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
而對於工人來説,一切圍繞機器轉,工人離開機器,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能力,休息的權利也就無從談起。於是鐘錶控制了工人的作息,電燈延長了工人的工時,生產力的發展,反而讓工人的休息時間越來越少,“休息”逐漸成了一個奢侈品。我國工人為了奪回“休息”的權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鬥爭,掀起了一次次的工人運動。
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國務院還叫政務院,頒佈了一部《全國年節及節假日放假辦法》。直到今天,我們用的還是這一部,只不過中間修訂了幾次。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搞建設,當時全年的公共假期只有7天,再加上單休的政策,一個勞動者,一年到頭只能休息59天。就連這種休假制度,也只有城鎮工人幹部能享受,在農村,一切圍繞農時,沒有休假的土壤。
到了1967年,國務院直接廢除了春節假期,休假制度甚至出現了倒退。一直到79年,國內才恢復49年制定的《放假辦法》。到了80年代,由於勞動力向沿海轉移,為了照顧這羣勞動者,國務院還制定了探親假制度。改革開放後,隨着經濟發展,勞動強度逐漸增大,單休制度越來越難以適應現實。當時的工作制叫“做六休一”:工作了6天,禮拜天還得洗衣收拾拜訪老人,普通人實在吃不消。當時有句話,叫“戰鬥的星期天,疲憊的星期一”,放到今天絕對能上熱搜。
聽到羣眾的呼聲後,國務院在1994年發佈《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把6天工時改成5天半,結果實行起來就成了大小周,也就是一週工作5天,下一週就工作6天,給工作生活造成了不少的混亂。於是官方乾脆一步到位,直接普及一週5天工作制,這才有了全年111天的休假。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中國也受到了波及,導致國內消費低迷。為了促進消費,我國1999年施行“黃金週”的放假辦法,春節、五一、十一,統一改成三天休息,加上前後的週末和調休,有了一週的長假。當時人們正好愁沒假期可以出行,“黃金週”一下子點熱了市場。2000年,為了應對“黃金週”期間旅遊業的協調組織工作,國務院牽頭14個部門,組建了“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辦公室”,也就是假日辦。同年五一旅遊人次達到2000萬人,第二年漲了2.7倍,達到7376萬。旅遊人數快速增加,景點建設跟不上,市場承載不了,結果就是體驗極差。社會各界紛紛呼籲改革,把長假拆成短假,搞“錯峯旅遊”。
2007年,國務院修改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元旦放1天、春節3天、清明節1天、勞動節1天、中秋節1天、國慶節3天,然後在實操上通過調休,組成春節、國慶兩個7天的“長假”和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五個“小長假”。但這麼一改,假期總數卻變少了。對比2006年和2008年,前後調休時間折算一下,反而少了兩天假。而且預計中的“錯峯出行”,也根本沒出現,沒了五一,大家就扎堆十一,國慶出遊的人數,又漲了20%,旅遊景點反而變得更擁擠了。
政策修修補補,又續到了2013年,假日辦又出招了。2013年元旦,大家原本以為會借用2012年12月30號的週日,形成30號、31號和1號的“小長假”,但等規定出來,卻是放1至3號。結果那一年元旦,勞動者歇完兩天週末,還要回單位上一天班,再放三天假,回頭又得連上八天班,這合理嗎?有人去問國家旅遊局的專業人士,對方回答説“因為2012年的放假安排,在2011年年底公佈了,所以2013年的調休,不能借用上一年的雙休日”。
整個2013年,為了湊“小長假”,總共挪用了9個雙休。為了放假,勞動者一次連上8天班,兩次連上6天班,三次連上7天班。結果,明明放的假沒變,大家卻感覺比往年更累了,怨聲一片。2014年,假日辦就被裁撤了,改成了“旅遊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假日辦倒是成為了歷史,但“調休”這種臨時性安排,卻因為政策慣性和路徑依賴,一直沿用到今天。
所以到底為什麼要調休呢?現在網上有一種説法,説“全年法定假日總數是固定的,經過科學論證和法定,不可隨意更改”,所以只能前後借一點,總的天數堅決不能變。但這個法定節假日總數,既沒有經過科學、民主決策,也從來沒有正式立法。
到現在,全國放假安排的依據,還是國務院2013年改的那版《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這《辦法》只是一個行政法規,並不是法律。而具體的法定節假日怎麼放、怎麼調休,還要等到上一年臨近年底,由“部際聯席會議”提出意見,報請國務院批准,最後再由國務院辦公廳以“通知”的形式公佈。
早些年,來年的具體的放假安排,要一直等到十二月上旬、甚至中旬才會公佈,讓人措手不及,打亂很多人原本元旦、春節的出遊計劃;而國家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20年、2021年,放假安排都在上年11月就公佈了,這一點值得點贊。
再説決策層面,原來的調休是由假日辦制定,但假日辦一直到2013年被裁撤之前,才第一次向社會大眾徵集意見,並且直接給了三個備選方案,讓大家選到底是白天四個棗還是晚上四個棗,總之假期的天數堅決不能多。放假依然有照顧旅遊業的考慮,有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
而不管是假日辦,還是後來的“部級聯席會議”,都沒有進入政府機構的序列,沒有辦公室,全靠每年開幾次會協調溝通。假日辦曾經內部調侃,管自己叫“假日救火辦公室”。參會成員一般就是上傳下達,溝通各部門想法。每年的放假安排出台之後,都免不了被吐槽。
説完了問題,我們再來講一講一些建議:
首先就是要通過全國人大,通過一部統一的“假期法”,把制定假期的權力收回人大。這樣做,一是能保障假期規範化,國務院在制定每年的放假辦法時,就有法可依。最簡單的問題,公假調休,連續上7天班,該怎麼解決?《勞動法》第38條規定,用人單位每週至少保證勞動者一個休息日。《放假辦法》規定了放假,但沒規定調休。至於具體放假日期,要按照每年國務院發佈的《放假通知》。三個條文,都沒有對調休原則做出明確的規定,當出現超過6天的工作日時,又該依據哪部條文呢?
給假期立法,二是有利於匹配管理主體和對象。之前牽頭制定節假日安排的,是旅遊部門,服務的是旅遊業,如果讓這個部門主導制定勞動者的調休時間,難免會偏向最大化旅遊業的利益,而勞動者因為頻繁調休、正常的生活節奏被打亂,不是他們優先考慮的因素。如果讓人大主導這個流程,才能保證假期不止為某個行業、也能夠為勞工服務。
至於應該怎麼放,雖然不同國家都有各自特殊的國情,但我認為可以參考一下鄰國日本。日本的假日法1948年實施,經歷了十一次修改,有不少值得借鑑的經驗:比如為了方便和雙休日聯動,日本有四個節假日直接安排在了週一;又比如為了避免調休造成生活節奏混亂,規定把兩個休息日中間的工作日,也變成休息日,儘量讓假期只多不少,讓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我們放假,也可以用這種彈性的辦法,碰到日子排不開的情況,與其去調、去湊,不如干脆多給大家放一天,皆大歡喜,我看這就挺好嘛。
1930年,凱恩斯在《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中暢想,一百年後的人們只需每天工作3個小時,就能滿足社會的物質財富需求,和個人的工作慾望,未來人們將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去發展藝術和道德。掐指一算,離他預想的時間點,還有不到10年,再搏一搏?幾天前,演員張萌在綜藝節目裏自曝,説會在夜裏三四點,給員工發消息,早上7點還追問為什麼不回,強化“女霸總”人設,結果被罵上熱搜,最後公開道歉。這並不是個例,我身邊有許多同齡人,特別是在一些互聯網公司上班的朋友,都有在休息時間接到上司安排任務的經歷;數字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工作上溝通越來越方便的同時,資本也在無形中把控制力,伸向了勞動者的閒暇時間。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也讓人感覺到越來越不自由。
再進一步,“休息”不止是為了創造消費,更是勞動者的自然權利,馬克思曾經説過:“時間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生命的尺度,還是人發展的空間。”如果只觀察企業的經濟價值,那員工的假期應該越少越好。但國家不是企業,不能只考慮經濟效益,還要考慮假期對社會和家庭的影響。勞動者放假,並不僅僅是為了再次工作恢復精力,還有陪伴父母、養育子女、提升自己的意義。列寧也説過:“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
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人民羣眾對節假日也越來越重視。和日本、歐洲國家不一樣,我國幅員遼闊,在異地的勞動者離家距離遠,除了春節和國慶兩個“黃金週”之外,其他假期全是兩到三天的“小長假”和“雙休日”,常回家看看成為了奢望。碎片化的休息時間,讓大量民眾只能選擇短途出遊,既無法讓大家好好領略我國的名山大川和歷史文化,也不利於遠在他鄉的打工者和家人團聚。而每次放假前後的調休,更是會打亂勞動者的正常作息,讓人感到精神疲倦。好不容易到了“黃金週”,又到處是人山人海,公共設施還面臨巨大壓力。與其“海量專家精確計算,就是不能多放一天假”,還不如放羣眾一馬,往小了説,讓大眾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價值,往大了説,也能給越來越長的勞動時間,剎一剎車。
最後我還要提一嘴,我作為一個媒體人,入行至今幾乎沒有正常放過假,出去旅遊什麼的壓根就沒想過,正是因為行業的特殊性,部分人羣承載着不一樣的社會責任,我對此沒有怨言,但需要你們的一鍵三連。再拿我媽舉個例子,她是個醫務工作者,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除夕,我們一家三口蹭了朋友家的車,頂着漫天大雪去縣城奶奶家過年,結果剛到,我媽就接到醫院的電話,要立刻馬上趕回去搶救病人。幾十年的職業生涯,放假是她最少開口提的事。在包括醫療在內的許多特殊行業,這些勞動者為了社會的正常運轉,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犧牲,我在這裏,再次祝你們勞動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