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家户考古的操作模式研究_風聞

內容提要：家户考古是一種從微觀上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新的理論方法，與後過程考古關係密切，但如何與既有的研究兼容，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難題。史前家户考古研究可以分為個層次進行，按照這個操作模式，不同層次的考古學理論可以被整合起來：文化歷史考古層面的研究可以提供時空框架；過程考古範疇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考古材料的形成過程、瞭解家户的生計方式；在後過程考古的層面上，實現家户考古的最終目標，深入瞭解古代社會生活。

考古學的研究目標之一是通過考古遺存重建與其相關人羣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形態。中國考古學研究需要鼓勵多元範式的探索，更加關注古人日常活動。家户考古（household archaeology）就是研究家庭或集體的社會結構、行為與實踐。這裏家户是指通過親屬關係或共同活動聯繫在一起的家庭或集體單位。家户考古是連接社會變遷理論和物質文化間的紐帶，為研究過去人們的日常行為提供一個窗口。家户考古側重研究社會的非精英部分，試圖理解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家户考古的研究思路是通過細緻的遺存解剖，獲取大量微觀信息，進而理解古代社會。目前國內已有學者介紹過家户考古的概念、方法、問題和爭議等方面內容，還有學者借鑑家户考古的理念，以房址的規模及其內部器物組合為切入點，分析遺址不同階段家户的構成、經濟活動、貧富分化等問題。但國內與國外學者在家户考古的理解上差異明顯，上述研究在概念運用與材料處理上還存在一些問題。本文結合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釐清家户考古的概念，梳理其研究脈絡，分析史前家户考古的典型案例，並在國內外研究基礎上提煉出一個有助於實踐參考的操作模式，希望推動中國考古學此方面研究。

一、史前家户考古的理論基礎

“家户考古”一詞由查理德·威爾克（Richard R. Wilk）和威廉·拉什傑（William L. Rathje）最早提出。按照人類學的定義，家户又稱“共居羣體（domestic group）”，由一羣生活在一起或共同完成某種活動的人組成。20世紀50年代之後，學界意識到家庭和共居羣體為兩個獨立概念，後者更加廣泛。有學者將家户定義為“若干住在一起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羣體”，或認為是“復原古代社會的基本單位，社區中主要的社會經濟單位，直接與生態系統發生關係的最基本的社會羣體，最基本的維持生計的社會單元，最小最活躍的行動組織”。簡言之，可以把家户理解為社會行動單元，它可能是一個家庭，也可能不是。在考古學研究中，我們很難確定家庭與考古遺存的對應關係，但是家户作為一個社會行動單元可以與考古遺存對應，由此成為考古學研究古代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也是考古學家提出“家户考古”這一概念的主要原因。

比較而言，家户考古與聚落考古上的微觀（單個居所）分析較為接近。聚落考古分宏觀（聚落與聚落之間在較大區域內的彼此關係）、微觀（聚落單位之內佈局的研究）兩個層次。目前宏觀層次的研究較多，如分期與佈局、分級與分佈規律等，單純的微觀層次研究較少，側重以房址為中心的遺存，研究廢棄原因、人工製品功能及分佈狀況、自然遺物及相關遺蹟的分佈規律。不過，家户考古是把家户視為最小的社會行動（而非僅指活動）單元，強調家户成員的社會互動，強調家户在構建社會組織上的作用。這種強調人的能動性的理論立場非常接近後過程考古學的主張，與聚落考古把居址視為人類活動的遺留存在明顯的差異。從技術方法角度來看，家户考古與聚落考古（微觀層次的）以及過程考古的家户研究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是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當代家户考古更多立足於後過程考古學的理論基礎之上。若不能理解這種差別，就可能以為家户考古不過是把一項長期存在的工作冠以新的名稱。當代家户考古覆蓋的研究範圍顯然超越了作為功能主義考古代表的聚落考古以及過程考古學的家户研究。我們還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研究不是替代，而是拓展，它包容此前的研究，也就是説，聚落考古、過程考古學的生計方式研究等都可以融入其中，成為探討更深入內容的基礎。

考古學家在界定家户遺存時，把家户留下的遺存稱為家户遺存組合（household cluster），強調居住行為所產生的遺存之間的空間聯繫，一般以一處房址為中心，同時包括房址附近與居住活動相關的其他遺存，如窖穴、灰坑、水井、墓葬（非集中的墓地）等，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家户遺存的具體構成會有所不同。通過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可以重建家户的構成，比較家户成員完成的活動，研究不同家户間的關係。家户考古的研究主題包括空間利用、生計、行為的性別差異、認同感、與其他家户的聯繫等。最近的研究主題還涉及到身份、能動性、權力、象徵主義等方面，從研究客觀社會現象轉向研究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社會構建。

家户考古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相對新的研究領域。但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國19世紀50年代關注其開國元勳居室遺址的保護與展示，強調居室遺址本身是“居室生活儀式”的一部分。20世紀60年代，過程考古學形成，開始把家户定義為一個經濟單元、一個完整的實體、一個可以被用作模式分析的基礎單位。但它與後來的家户考古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多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分析，而沒有充分注意到人們的生活實踐（帶有能動性的行動）在塑造空間與物質遺存上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後過程考古學崛起，它重點引入了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慣習”（habitus）與“日常實踐”（daily practice）理論，還有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促進家户考古更加關注社會與精神內涵。

按照家户考古的研究思路，考古學家通過分析人類活動的物質遺存，包括建築物、住所、破壞或者廢棄的房屋等，獲取過去的家户及其活動的印跡。房屋是共居羣體生活、工作和娛樂的物質建築。雖然家户有許多關注點，並不總是侷限於房屋建築，但考古學家傾向於依靠這個中心來提供家户慣習的線索——炊事、飲食、休息、製造、繁衍——這些可以講述共居羣體的“日常生活”（微觀敍事）和更宏大的社會變遷過程（宏觀敍事）。當今，考古學家常結合建築與居室的器物組合、生態因素和遺址形成過程等方面的信息來研究家户。信息來源包括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研究以及越來越多的微觀的考古科技分析，如由人類行為“殘留物”組成的微小考古材料研究。典型案例包括運用地球化學分析來探測古代居室內用火情況，用微觀地層圖表説明居住面的營建，通過分析微小人工製品來判斷房屋的使用模式深埋於地下的遺址。研究方法還包括民族考古學研究，它可以提供框架性的參考，幫助我們理解建築、使用空間、器物組合。

二、史前家户考古的研究實踐

近東是農業起源的主要區域之一，也是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其發展與中國史前時代有較好的可比性。與此同時，這個地區因為氣候乾燥，物質遺存保護較好，家户考古的研究較為系統深入，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因此本文以近東地區的典型案例為例，管窺當代史前家户考古的研究實踐。

一個典型案例是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的研究，需要説明的是，該案例研究的遺址雖屬於鐵器時代，但其研究方案完善，非常值得史前考古借鑑。特拉哈利夫（Tel Halif）遺址受到文化與自然形成過程的改造，文化改造如3號房間的兩堵牆被拆除，牆被灰坑打破，灰坑內的遺物是後來居民把事實上的廢棄物從4號房間和5號房間內搬過去的。自然改造如2號房間西南角地面和牆體的下沉。根據其他房間遺存的保存狀況可知其受擾動且原生位置發生改變的可能性極小，由此可以分析每個房間的空間佈局及其遺存，區分不同的空間利用方式，如儲藏、炊事、工具維護、儀式等。

研究發現，許多居室內的活動是按區域劃分的（圖一），這體現在實心牆、地面處理方式和遺物上。1號房間很難進入，可能長期用於儲藏物品。2號房間的B區物品與日常用品一致，包括盛儲食物的容器、個人梳洗用品（如浮石）、小工具（如骨器）以及與儀式相關的物品（如雕像）。3號房間的D區較為開放，還有門廊與之相連，這一區域是生活區，比較適合各類活動。3號房間和5號房間內發現梭子等與紡織品生產相關的遺物。2號房間內發現大量的葡萄籽，5號房間內發現儲存罐，還有一些塞子、過濾器和漏斗，這些器物暗示了處理過某種液體，對器物內殘留物的分析證實了葡萄酒的生產。2號房間、4號房間內發現魚骨和魚鱗，很可能與當時的領土擴張到沿海平原有關。

（改繪自James Walker Hardin. An archaeology of destruction: Households and the use of domestic space at Iron II Tel Halif. Ph. D. Dissertation,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2001. p258、259）

該研究對考古學意義上的家户進行了系統重建，特別是與室內活動相關的葡萄酒和紡織品生產，以及這些重建如何反映家户的組織狀況。一種新型住宅，即立柱式住宅（pillar dwelling），成為南黎凡特（southern Levant）地區接下來600年的主要住宅類型，它既滿足了人們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同時也是一種分散風險的策略，以便人們更好地生存和發展。聚落的不斷發展壯大，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哈丁的研究還參考了伊朗西部和南黎凡特的民族誌資料，相似的氣候條件、建築材料、建築方法和生活方式，這為遺址研究提供了參考的框架。文中選取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的巴勒斯坦村莊（Arab）進行比較研究，村莊遵循着與古代以色列相類似的生計策略。將這些資料與立柱式住宅的資料進行比較，進而理解後者的空間組織和功能，及其如何反映社會組織的。基於立柱式住宅和巴勒斯坦村莊家户空間組織的相似性，推斷它們可能存在類似的社會結構。

歸納起來説，近東史前家户考古的研究路徑通常是，首先，明確遺址形成過程，排除擾動因素。遺址的形成過程分析分為文化形成過程（人類行為影響或改變遺存初始狀態之後的過程）、自然形成過程（受地質環境和氣候條件影響的過程）兩個部分。其次，在確定原生位置的前提下，結合遺存分佈對居址進行空間分析，確定活動區。再次，分析事實廢棄物（de facto refuse）的出現、分佈和頻率，特別是陶器，以此分析家户活動的內容。最後，結合相關的分析，包括民族誌的材料，進而瞭解古人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

三、史前家户考古操作模式

史前家户考古是一個具有發展潛力的研究領域，但這無疑是一項複雜的任務，需要分成若干層次來做，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立足於家户考古的理論基礎以及西方考古學有關的成功實踐，本文按照研究過程，嘗試提出一個操作模式。這個模式把史前家户考古分為6個層次或階段進行研究（圖二）。

第一，考古材料層次研究，瞭解考古材料的時空框架，所依賴的方法主要有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這些工作是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第二，考古材料廢棄過程與形成過程研究，這是一個包括近東考古學在內都比較忽視的方面，通過研究，瞭解究竟哪些考古材料是原生堆積，哪些是次生堆積，避免把二者混為一談。

第三，家户的界定，在開始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確定家户的空間範圍，最簡單的確定方式是房址；然後要進一步研究房址內的器物組合、空間分佈，以及與之相關的居室葬、窖穴/儲物坑/灰坑等遺存，再進一步可以估算當時的人口。

第四，基於考古材料本身及其空間關係，運用多學科分析的成果重建家户的生計與文化適應、家户內部的活動等，這裏需要結合空間分析、考古科學分析（如定量方法、數字技術、殘留物分析等），還有中程研究（如民族考古學、實驗考古學）等。

第五，研究景觀、象徵、性別、人與物的糾結等更深層次的問題，這通常屬於後過程考古學研究的範疇，涉及到的方法主要是整體/關聯考古（或稱情境考古）。

第六，進行整合，從史前家户考古的具體案例研究中提煉出理論性的認識。

上述6 個層次或階段研究分別屬於3 個研究範式：文化歷史、過程與後過程考古。文化歷史考古側重確立考古遺存的時空框架與空間關係，儘管家户考古中沒有提及這一點，但它仍然是家户考古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把考古材料的廢棄與形成過程研究、家户的界定工作、家户活動重建都歸為過程考古學的範疇。把從景觀到公眾考古的研究都歸為後過程考古學的範疇。從中不難發現，家户考古是一個跨越不同考古學研究範式的研究，它是考古學家以家户為中心不斷深入史前社會的研究模式，範式雖然不同，但沒有脱離研究家户這個中心任務。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方法是普遍使用的，如空間分析，它在不同範式中都會使用，只是內容會有所區別。另外，當我們提及關聯（context）時，文化歷史考古指的是考古材料的空間關係，於過程考古學是指古人活動之間的關聯，於後過程考古學是指活動發生的情境，這其中的區別是需要注意的。下文將結合國內外的案例重點闡述史前家户考古4 個層次（除去文化歷史考古與綜合研究的層次）的主要研究主題與方法。

（一）  過程考古學範疇的分析

1.研究主題

過程考古學範疇常見的主題有考古材料廢棄過程與形成過程研究、家户的界定研究、史前家户活動的重建。

（1）考古材料廢棄過程與形成過程研究

在文化歷史考古確立考古材料的時空框架之後，下一步就需要分析考古材料的廢棄與形成過程。在流動性較高的社會中，家户獲取人工製品的策略有4種：用原材料製造新的人工製品；通過交換等方式從他人處獲取新的物品；清理以前營地中遺留下的垃圾/原料；從其他羣體的遺址中回收完整物品或原料。後兩種情況都可能顯著影響遺址的空間佈局與材料構成，尤其是先期廢棄的住房可能為繼續居住者改作他用，或是利用其中所有的器物與原料。而從其他羣體遺址中回收利用可用的材料才可能改變該遺址的文化面貌構成。例如，澳大利亞土著羣體艾莉亞瓦拉（Alya‐wara）的居住模式是，儘管居住在政府駐地附近，但其家户流動性仍然很高。由於靠近歐洲人的聚居地，大量的材料可被二次利用，其中一些甚至可用作住宅建築材料。

謝弗（Schiffer）曾把考古材料的形成過程分為4 個階段：S→S、S→A、A→S、A→A，這裏S 指的是行為系統，A是考古材料。物質材料可以從一羣人轉給另一羣人使用（S→S），也可能廢棄成為考古材料（S→A），成為考古材料之後還有可能被重新發現，加以利用（A→S），也可能被擾動（A→A）。這裏我們可以把居住面器物組合的形成過程分為3個階段來看：居住、廢棄、廢棄後的改造。在建築生命史的不同時期，不同的文化和非文化的形成過程都會發生。認知建築的完整堆積史——從居住到廢棄和廢棄後這3 個階段，是透徹理解高度複雜的考古材料中家户空間變化的最好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遺物受埋藏環境、後期擾動的影響，原生位置很可能變化。經典的廢棄過程研究的案例中，有研究者分析房址居住面狀況、所屬廢棄階段及不同時期房址的廢棄類型；有研究者推理房址的廢棄順序，分析房址面積、建造成本等，重建遺址的行為系統；還有研究者分析生計方式對廢棄方式和考古材料特徵的影響。

（2）家户的界定研究

家户作為考古學研究的空間與社會單位，具有明確的可見性，雖然不確定它是否等於一個家庭，但它無疑是一個社會行動單位。當前考古學界在家户界定層面的主要研究內容一般是研究房址內的器物組合，以及與之相關的居室葬/甕棺葬、窖穴/儲物坑/灰坑等遺存和估算人口。

通過器物組合可以解讀家户的分佈和宏觀空間上儀式的差異。以紅山文化為例，中美學者曾經在此進行過系統性區域調查，綜合採集單位的陶片器物組合、分佈密度、地表能見度等因素的研究表明，當時村落的分佈十分分散，在約90公頃的範圍內，散佈着50 至100 個家户。另外，家户器物組合反映儀式和禮儀的重要性，較高威望的家户更靠近禮儀性建築。這在紅山文化核心區表現得特別明顯，與周邊區的福山莊相比，核心區的東山嘴、三家、二布尺的器物組合中包含較高比例的筒形器。

甕棺葬與居室葬是史前家户考古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絕大多數甕棺葬用來埋葬嬰兒和兒童，多位於房址附近。將甕棺埋在住房附近表示對早夭嬰兒的特殊關懷。希臘新石器時代房屋內及其周圍常見兒童墓葬，可看作他們與家户有親密象徵性聯繫的證據，可能構成個體家户繁衍策略和記憶結構的一部分。居室葬廣佈於世界各地的史前遺址中，民族誌材料説明它表達對死者的親情及受其保佑/不再驚擾生者的冀圖。在中國，居室葬是興隆窪文化的重要內涵，具有宗教意義。將居室葬與甕棺葬納入家户的界定研究之中，並非以此界定絕對意義上的家户構成，而是將其作為家户界定的參考標誌之一。

姜寨遺址半坡期的建築周圍散佈着近300 個窖穴/儲物坑/灰坑，在估算容積的基礎上，可以界定家户的農業產量及差異，再結合窖穴的空間分佈，特別是與住宅的空間關係，可以推理家户層次的資源私有化狀況。估算某一區域的人口數量，一般會依據遺址規模、採集單位面積、地表陶片的分佈密度、各時期各採集單位的陶片總量、發掘資料等信息，房址、社羣面積、流動性、季節性同樣會考慮在內。此外，多地的民族誌研究表明，史前居住區的人口約為建築面積的十分之一，依據陶器的破碎率和遺址的陶器總量、每人吃飯用碗及房址內出土碗的數量也可以估算人口。綜上，結合民族學研究和聚落考古學研究的成果是目前估算人口的一般方法，在此基礎上，結合房址面積界定家户人口也是可行的。

（3）史前家户活動的重建

家户活動的重建一般包括生計活動、文化適應和家户活動（社會分工和社會儀式）。

生計活動的研究通常結合動植物考古進行。與動物考古相關的家户研究不僅僅鑑定遺存，還需探討家畜與新石器時代家户的相互關係。家畜不只是生存資源，它們活着時也具有經濟作用，例如馬的作用巨大，它的速度、揹負能力、還有牽引能力使得交通與信息傳遞更為便利，人們的流動性得以提高，不論是物質方面，還是信息方面，人們可以利用更廣闊區域內的資源，這對家户與社會均產生影響。近東地區的植物考古研究已拓展到家户層次，如運用植硅體分析顯示家户的種植經濟發生轉變，整合家户考古與植物考古並解釋相關遺存，重新審視農業體系，即環境背景、耕地位置、穀物選擇、栽培實踐（耕地選擇、播種、收穫季、收穫後活動），研究包含動植物遺存在內的各類遺存。通過以上動植物考古研究，可以推理古人圍繞生計所進行的一系列日常活動。

過程考古學視文化為人類適應外在環境變化與資源條件差異的方法與策略，文化的所有方面能夠從它們的適應意義來了解。朱開溝房址特徵的演變，與人類對環境、經濟、社會的適應相關。新幾內亞高原與北歐温帶地區之間環境相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人字形長屋，可能與北歐温帶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長屋都有着本質相同的設計特徵，其梯形地面基本類似。美拉尼西亞長屋似乎在技術層面，與考古實例形成了相似的民族學類比。這兩組長屋的建築設計相似，都是為了適應類似的環境條件。由此可以推理古人的適應策略及相關活動。

這裏所謂的家户活動指活動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儀式。早期瓦哈卡村莊形成期的家户活動分為4類：普遍的家户活動，遺存發現於每座完整的房屋中；可能的家户專業化，製造加工的活動區僅發現於一兩座房屋中，表明這些活動僅發生於村莊的一兩個家户中；可能的區域專業化，一些特定的遺存發現於某些村莊的每座房屋中，此類活動在此區域進行；可能的特殊的專業化，一些遺存只發現於一個村莊中，這類活動僅在一個村莊中進行。此外，儀式是家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用定量分析、地理信息系統等方法，剖析家户、聚落、區域3 個層次的社會組織結構，解讀興隆窪、趙寶溝、紅山文化遺存的基本特徵，可以理解遼西史前社會的儀式活動及其與社會組織形態的關係。

2.研究方法

常用的方法包括多學科方法、中程理論（方法）與空間分析等。多學科方法以定量方法、數字技術及殘留物分析為代表。

定量方法中的聚類分析法可應用於室內空間的活動區研究之中，聚類微小碎片的密度分佈，能夠推理活動區。通過定量分析法解讀考古材料，可探討遺址內的社會空間結構，生產差異和內部交換，以及社會經濟結構。但以收集詳細甚至是微觀的家户數據為原則的研究並不總是可行的。數字文檔、虛擬數字技術、公開共享數據庫等數字技術的發展，將為家户考古注入生機。空間信息技術對考古信息的獲取、解釋與重構會有助益。分析同位素、脂類殘留，可探索食物準備方法的多樣化，即可瞭解家户的食物供給。研究研磨器、石鏟、石刀的澱粉粒殘留，可以推理家户的生計活動。

中程理論或方法主要指民族考古學與實驗考古學，實際還可以包括歷史考古的部分內容，甚至可以利用當代物質研究的成果。民族考古學通過研究當代的生活方式去了解考古材料的形成過程。以民族誌資料作為類比材料，可分析大房址的用途和性質。參考民族學資料，能夠探討家庭組織結構、房屋內生活與勞作空間的劃分。民族考古學中關於空間利用、生計、儀式、形成過程與廢棄過程的研究，可提供框架性的參考。實驗考古學包括所有了解器物製作技術與功能的推斷實驗、基於地表平面或地下考古特徵所進行的地表建築復原等，通過對多瑙河新石器時代建築的復原可知，建築保留了某些文化規則，還可分析勞動效率、技術的改進與變革，這對理解史前社會的定居至關重要。

空間分析是認知史前社會的方法之一，分為宏觀（遺址之間）、微觀（建築物內部）和半微觀（遺址內部）3 個層次，微觀層次的分析與家户聯繫較為密切，一般依據遺存的分佈來推理。結合民族考古學啓示分析西河和小荊山遺址家户遺存的分佈，可歸納出以火塘為中心的環形功能分區模式，大致分為火塘區、火塘操作區、活動區、存儲置物區、通道區和睡眠區。微小廢棄物（也稱微小人工製品、微小碎片、微小遺存）分析是一項揭露非常小的人工碎片的研究，它們可能發現於許多遺蹟中（像灶/垃圾堆），並從古代生活面（如居住面）中重現，預示家户內/露營地的小規模活動，當代微小廢棄物空間分析的一般步驟是，收集樣本，分離、鑑別和計算，異常值檢測、密度估算，密度空間模式分析。微小人工製品類型包括骨骼、貝殼、微小陶片等，文化遺物包括炭化和未炭化的植物遺存、木炭、貝殼化石、昆蟲背甲等，這些均可反映人類行為，一般情況下，微小石片發現於工具生產使用或維護高度集中的地區，而小片骨骼/貝殼則發現於食物生產區、裝飾及工具生產區，依據分佈情況，可推理潛在的門道、火塘、窗等活動區。此外，空間分析同樣是後過程考古學研究的一部分，那些反覆呈現的空間關係與表現形式——社會規則、意義、權力關係就鑲嵌在其中。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遺址有的牆面前後粉刷近700次，反反覆覆的維修、空間位置的一致性、空間分隔的固有習慣等日常實踐都在發揮增強社會團結的作用。

（二）  後過程考古學範疇的分析

後過程考古學範疇常見的主題有景觀、象徵、性別、人與物的糾結以及公眾考古等。景觀是文化意義上的環境，它是社會的反映，是文化意義系統的表達，人們思考外界與作用於外界方式的表達。它不只是土地，還包括人們怎麼看或精神上如何建構它。景觀考古研究社會認同、社會秩序。鮮活的景觀是一系列社會關係，體現人類的實踐和積累。景觀本身有意義，它的意義可以是宏觀的，也可以是微觀的，遺址內的格局本身也能構成景觀，景觀是社會涵化（social acculturation）的一部分，白音長汗居址位置的選擇，涉及狩獵者瞭望視野的考慮、天然石跡的精神意義、聚落的規模和佈局顯示出社會秩序的強化。

後過程考古學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象徵的，象徵的意義無處不在，物質文化是有意義的，可將其當成文本解讀。伊拉克北部克爾梅茲代雷（Qermez Dere）遺址的一個分層序列可以追溯到後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系列半地穴式房址，因其建造、精心維護而引人注目，並配有一根或多根非結構性黏土柱子，這些房址與之前黎凡特（Levant）舊石器時代的房址形成對比，表明它們代表了人們觀念上的重要變化——將房屋作為家，作為具有象徵性社會意義和活動的中心，涉及到財產的保護以及承認家庭的連續性和團結性。性別考古學研究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活動、意識形態與身份認同，以及兩者間的區別。相關研究在論證皇娘娘台遺址和喇家遺址存在社會分化後，依據房址內遺存的空間分佈，探討家户內的性別空間。

糾結理論的內涵是研究人與物在實踐中所形成的依賴與依附關係，其核心特徵是關注物的物質屬性、時間性以及與人的關係。相關研究以糾結理論為整體框架，從日常實踐、空間慣習、物質性、宗教和糾結等角度，探索白音長汗遺址興隆窪時期人們應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方式：可能與性別有關室內空間利用與器物擺放的慣習；通過房屋、聚落的象徵意義及爐灶、火、石雕像、蛙形巨石、山頂墓地等具有宗教意義的實物，在終極意義上對人們無法理解的事物以及時間與空間上超出人們掌控範圍的人—物關係提供一種確定的解釋。此外，從構建社會凝聚力的角度而言，室內空間區分與器物擺放慣習更加清晰，通過山頂墓地與蛙形巨石將雙生聚落整合在一起；在神聖性的構建上，以蛙、熊、巨石、祖先崇拜和遺址外的祭祀儀式為表現形式；在社會關係網絡上，雙生聚落可能存在合作關係，但對野生資源與土地的利用可能存在的競爭性，讓兩個聚落通過物質文化的差異性來增強自身認同。

公眾考古學是服務於公眾興趣的職業考古學研究方向，它具有協助立法保護古代遺址與發現、管理博物館收藏，並向公眾展示古代歷史等功能。恰塔霍裕克遺址的公眾考古，通過Facebook、Twitter和博客三大社交媒體，以非學術的寫作方式，成功地吸引了公眾去關注過去。博客關注各種主題，包括公眾宣傳中的行為準則、使用音頻講述故事、解釋新複製的住宅設計，此外，團隊還移除並重新安置部分設施，以擴大路徑，使訪客更加接近建築，擁有最佳的視覺體驗位置，通過以上方式，可以使家户遺存得到更好的保護、宣傳與展示。

按邁克爾·尚克斯（Michael Shanks）的説法：後過程考古學沒有方法論著作。相關評論通常認為後過程考古學中還沒有形成新方法。部分原因可能是，其研究重點是在探索研究對象的性質，以及弄清研究發生的條件。其概念工具與理論體系寬泛、抽象，後過程考古學的主要特徵甚至阻礙形成普遍的方法論。當然，這不是説後過程考古學沒有自己的方法論，後過程考古學非常強調情境，所以又有情境考古之稱。後過程考古代表人物霍德曾專門提出一個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approach），強調後過程考古的反思精神以及對多元話語的關注。屬於後過程考古範疇還有所謂現象學的方法，強調研究者的切身體驗。

四、結語

家户考古是史前考古學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其理論基礎、研究實踐、操作模式均表明，以社會組織中最基層的單位——家户為視角，能夠更好地推理古人的日常生活及其與社會組織間的互動，講述更加鮮活的史前史。本文將史前家户考古的操作模式分為文化歷史、過程與後過程考古學三大研究範式，着重闡述過程及後過程考古學範疇的主題、方法，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經驗。考古材料的廢棄與形成過程、家户的界定、家户活動的重建屬於過程考古學的範疇，其方法為多學科分析、中程研究、空間分析；景觀、象徵、性別考古、人與物的糾結、公眾考古屬於後過程考古學的範疇，其方法為空間分析、反身的方法、整體/關聯考古。這個模式不是操作指南，而是一個理論框架，它超越了簡單地把家户考古歸屬於哪個範式的爭論，把三個主流範式包容其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結構。目前所構建操作模式仍有待進一步補充，相信隨着材料的發表與研究的深入，會有更多的主題與方法納入模式之中，使其日臻完善。家户考古研究特別需要精度較高的材料，這也意味着發掘方式需要更加精細化，研究者需要提前瞭解相關的理論，有相關的問題需要解決，並制訂相關的研究方案。簡言之，發掘精度是當前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我們希望在今後的田野工作，尤其是在聚落的發掘中能夠採取更加精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