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吹印度不？_風聞

我記得幾年前，西方媒體喜歡吹“龍象之爭”。

中國的公知們也喜歡吹印度，説印度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平和的地方，印度的經濟潛力極大，有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製造業最終會轉移到印度去，“西方也許再也不把中國當作競爭對手了”。

“上海、北京雖然很現代化，但是人們臉上都很緊張，很少看到帶笑的；但是印度不一樣，印度幾乎每個人都帶着友善平和的笑容…..”

你別説，哪怕在三年前，這些話都很有市場。

但實際上，印度是著名的“強姦之國”，無論男人女人，都不要在印度孤身出行；而任何一個來中國的國際友人，都會説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哪怕晚上十一二點，你都可以放心走在大街上。

從經濟實力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工業總產值是美國、德國、日本之和，擁有世界上最全的工業體系和門類，而印度其實根本不具備一個現代工業國的特徵；舉個例子，最近印度疫情爆發，他們甚至連氧氣管都沒有辦法充足供應，以至於要拼命進口氧氣罐和製氧機。

目前，印度黑市一瓶氧氣價格為600美元，但印度人均國民收入僅2120美元。一位名叫普里亞的德里婦女為了挽救公公的生命，花了5萬盧比（約合4340元人民幣）從黑市上買了一個氧氣瓶，而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氧氣瓶的價格只要6000盧比（約合521元人民幣）。5萬盧比相當印度普通工人5個月的工資，而5萬盧比一瓶氧氣還只是黑市上的起步價，在其他地方，一瓶氧氣甚至喊價到10萬盧比的，這已經要接近普通人1年的工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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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一下，而武漢疫情嚴重的時候，武鋼下屬的氣體公司，可以立刻調整製氧機工藝參數，24小時開足馬力不停工，每天供應液態醫用氧量為疫情前的4倍。氧氣這種東西，在中國就從來沒有成為過問題。

這就是個工業國和農業國的問題。

在人命關天、生死存亡的時候，氧氣都供應不上，黑市瘋炒醫療物資，卻得不到有效地扼制，説明這個國家根本不存在一個現代工業國的組織、動員能力。中央、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任何約束力，所謂“現代化的政黨”，在基層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力。

1927年，印度共產黨羅易同志來幫助中國革命，他説：“印度是一個亞洲先發的工業國，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印度有義務幫助中國人民走向文明進步。”

是啊，早在1892年的時候，印度已經擁有三萬公里的鐵路線了，1920年的時候，印度鐵路總長度超過6萬公里，是中國的五倍。

到了1949年，印度鋼產量134.7萬噸，中國15.8萬噸；印度生鐵產量163.6萬噸，中國24.6萬噸；1949年，印度擁有600萬產業工人，而中國只有120萬；1949年，印度擁有122萬在校高中生，中國只有26萬；1949年，中國的GDP，大概只有印度的一半。

那個時候，印度和中國相比，“工業化”程度。確實高很多。

但是幾十年過去了，印度的工業化水平，似乎還和當年沒有太大的區別。

不談氧氣的生產製造，就談氧氣的運輸。

實際上印度也已經在動員能夠動員的力量去運動氧氣了，印度軍隊也上了。目前，印度鐵路部門、軍方已加入“運氧”隊伍，但印度媒體報道稱之為“杯水車薪”。

首先我們就不説印度軍隊的組織動員能力了，就當他們有我國基層公務員、國企員工、村幹部的組織動員能力和紀律性吧。你運送物資也是需要汽車、火車、道路的呀。

要知道，印度在修公路上，稱得上是地球第一“基建狂魔”，有人告訴過我，印度截止到去年修建的公路里程數超過800多萬公里，而中國修建的公路里程數達470萬公里，整整超出我國330萬公里，同時印度的公路里程數也超出了美國的650萬公路里程數，地球第一。

但印度的公路是這個樣子的。

全印工業氣體製造商協會主席提庫就表示，“生產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關鍵是長距離運輸，尤其是面向農村和偏遠地區的運輸”。

由於印度道路基礎設施條件較差，加之氧氣運輸要求限速，即使在一個地方邦內點對點的貨運時間都需要5至10小時。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在政府登記備案的特種低温罐車僅有1172輛……

是的，他們既不能大規模製造氧氣罐，也不能大規模運輸氧氣罐，甚至沒有足夠多運輸車輛，這在我們國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還記得武漢疫情嚴重的時候，我們動用的是什麼樣的運輸力量嗎？

我們的大型國企、私企，紛紛全力開動機器、甚至改變生產線，生產口罩、消毒水、醫用酒精，我們的運輸系統源源不斷往前線運送物資。我們的醫護人員、人民軍隊、共產黨員衝鋒在前，一波一波開赴前線。工業化指的不只是機械，還是人——成熟、理性、有覺悟、高組織度的無產階級。

日本媒體如此評價：“中國借武漢緊急動員體制，向世界展示出幾乎與美國並肩的戰時動員能力。空運是日本的四倍，鐵路運輸是日本的九十倍，一週建上千病牀的高等級戰爭醫院，人員和物資的快速集中，數千萬人的瞬間移動管制，無一不展示了中國真正的’潛力’。”

説回1927年，羅易同志對印度的無產階級運動信心滿滿，甚至開始懷疑共產國際對印度國情的論斷，羅易深信，不管怎樣，印度存在一個迅速增長的工人階級，能夠進行政治領導。與此同時，他幻想大規模的工業化正在開展，工人階級即將奪取政權獲得勝利。

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羅易重申他的下列信念：印度正在轉變為一個工業國，他還把它的農業説成是處在根本轉變關頭。他從這裏推斷出向資產階級作更大的政治讓步的可能性，認為這將導致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非殖民化的局面……

當然，因為他在中國的失敗，導致沒有人支持他的觀點，順便説一句，在大革命中，羅易因為對共產國際的不滿，居然把共產國際的“土地革命、武裝農民”的指示，交給了汪精衞，直接導致了武漢的清黨、分共。

這位羅易同志，也在晚年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轉向了自由主義道路。

我無意於批評一位早年的國際主義者，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印度知識分子身上的某些“普遍性”。

他們真的是太自信了。

他們站的太高了，喜歡用玄學和幻想去代替實事求是，導致他們既不瞭解印度，也不瞭解世界，更不瞭解中國。

我們國家的某些“知識分子”、“精神印度人”，同樣有這個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