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達蒂·羅伊：作為“危機制造機”的政府正將印度拖入地獄_風聞

【本文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微信公眾號】

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識分子阿蘭達蒂·羅伊近日在《衞報》上刊出此文（原標題為《我們正見證着一場反人類罪行》）。去年三月，在百萬貧窮、飢餓的進城務工人員在莫迪緊急下達封城令後不得不徒步返鄉的事件發生後，思想市場經授權翻譯刊發了羅伊的“大流行是個傳送門”（中文標題《阿蘭達蒂·羅伊談印度：瘟疫照亮了社會的遮蔽之物》）一文，羅伊對那場次生災難做了時間線的梳理和在場的報道式分析。同時分析了大瘟疫所揭露出的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並提醒我們，不要渴望回到“正常”，而需要把這場瘟疫看作一個傳送門，從這裏開始想象和抵達一個新的世界。

在一年後的今天，印度疫情急轉直下，羅伊以更切身的“人間地獄”經歷者視角，書寫着自身的恐懼及周邊人所遭遇的苦難，並控訴着莫迪政府如何集體制造着這場災難——民主制度運行所必需的每一個獨立機構都被損害和架空，導致病毒全面失控。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羅伊授權翻譯刊發，以饗中文讀者。本文由《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全球大學[Global U]和結繩志聯合發佈，感謝全球大學的劉健芝老師促成本篇的授權。點擊文末“閲讀原文”進入《衞報》原文。

阿蘭達蒂·羅伊，印度作家、社會活動家、左翼知識分子，著有《微物之神》、《極樂之邦》。

文｜阿蘭達蒂·羅伊

譯｜ Aseem

在2017年北方邦一次特別兩極化的選舉中，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加入戰場，進一步攪動局勢。他站在公開演講台上，指責由反對黨領導的邦政府在穆斯林墓地（kabristans）上的投入超過印度教火葬場（shamshans），以迎合穆斯林羣體。他用他慣用的粗聲嘲諷語氣煽動人羣，每一個嘲弄和諷刺都在句子中間升高音調，繼而在震懾的回聲中落下。他説：“如果一個村子裏建了穆斯林墓地，那麼也應該在那裏建一個印度教火葬場。”

“印度教火葬場！印度教火葬場！”滿心崇拜、聽得入迷的羣眾附和着。

也許莫迪現在開心了，因為印度火葬場的集體葬禮上火焰升騰的畫面正在登上國際新聞頭條。而且，他治理的國家中所有穆斯林墓地和印度教火葬場都在加緊工作，滿足相應人羣的需求，甚至遠超負荷地運行。

《華盛頓郵報》在近期一篇社論中設問：“能把人口13億的印度隔離起來嗎？”這篇社論討論的是印度正在發生的災難以及在國家界限內遏制新的、快速傳播的變異新冠病毒的困難。文章回答道：“不容易做到。”而就在幾個月前，當新冠病毒在英國和歐洲肆虐時，這樣的問題不太可能被以如此方式提出。但是，考慮到我們的總理在今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的發言，我們印度人沒什麼資格感到被如此提問冒犯。

莫迪發表講話時，歐洲和美國的民眾正在經歷第二波疫情的高峯。他沒有説任何表示同情的話，只是長篇大論地吹噓印度的基礎設施和對疫情的充分應對。我下載了這篇演講稿，因為我擔心當歷史被莫迪政權改寫時（很快就會被改寫），這篇稿子可能會消失或變得難以找到。以下是一些精彩片段：

“朋友們，在這個充滿憂慮恐懼的時候，我帶來了13億印度人的信心、積極和希望…根據此前的預測，印度將是全世界受新冠影響最大的國家。據説印度將出現新冠疫情的海嘯，有人説7-8億印度人將被感染，還有人説200萬印度人將死去。”

“朋友們，用其他國家的成功來評判印度的成功是不可取的。作為一個佔世界人口18%的國家，我們通過有效遏制新冠疫情，使人類免於一場大災難。”

魔術師莫迪鞠了一躬，他有效遏制了新冠疫情，拯救了全人類。既然現在事實證明他沒能控制住疫情，我們能抱怨其他人對我們的歧視和偏見嗎？能抱怨其他國家的邊境對我們關閉，航班被取消嗎？能抱怨我們被和病毒，我們的總理，以及他本人、他的政黨和其政治品牌所代表的一切疾病、反科學、仇恨和愚昧，一起困在這裏嗎？

2021年4月29日，印度新德里，新德里市內的一個臨時新冠患者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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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一波疫情波及印度，並在去年消退時，政府和支持它的評論界歡欣鼓舞。在線新聞網The Print的主編謝克爾·古普塔（Shekhar Gupta）發推説：“印度過的不容易，但我們的下水道沒有被屍體堵塞，醫院沒有牀位緊缺，火葬場和墓地也沒有出現木材短缺或空間不夠的情況。好得不像真的嗎？如果你不同意，請用數據説話。除非你認為自己是上帝。”拋開那些冷血無禮的論述不談，我們難道需要神來告訴我們大部分大流行病都有第二波嗎？

儘管這波疫情的嚴重性讓科學家和病毒學家也感到吃驚，但對這波疫情其實已有預料。那麼，莫迪在演講中吹噓的針對新冠的基礎設施和對抗病毒的“羣眾運動”在哪裏呢？醫院牀位緊缺。醫生和醫務人員臨近崩潰狀態。朋友們打電話説，病房裏沒有工作人員，死去的病人比活着的還多。人們在醫院過道里、馬路上和家中死去。德里的火葬場已經用盡了柴火。林業部不得不給予特別許可砍伐城市樹木。絕望的人們在使用他們能找到的任何引火物。公園和停車場都被改成了火葬場。彷彿有一個無形的UFO懸停在天空中，吸走了我們肺裏的空氣。這是一場我們從未見過的空襲。

氧氣成了印度病態證券交易所的新通貨。印度的精英們——資深政治家、記者、律師在推特上乞求醫院牀位和氧氣瓶。氧氣瓶的黑市交易發展迅猛。血氧飽和度的檢測儀和藥品難以求得。

2021年4月29日，印度新德里市一個臨時新冠患者護理中心存放的氧氣瓶。

還有其他的隱藏市場在發展。在自由市場的底端，可以通過行賄來看你所愛的人最後一眼，他們被裝進袋子、堆積在醫院的停屍房中。或是通過附加費用讓神職人員念出最後的禱詞。絕望的家庭被冷漠的醫生通過在線醫療諮詢機構詐取錢財。在自由市場頂端，你可能需要賣掉土地和房產、用盡每一盧比才能在私人醫院接受治療。僅僅是在他們同意收治你之前的押金，就足以讓家庭的經濟狀況倒退好幾代。

所有這些敍述都不足以表達人們所遭受的創傷、混亂、尤其是屈辱的深度和廣度。發生在我的年輕朋友T身上的事，僅僅是德里數百個、也許是數千個類似故事中的一個。20多歲的T住在他父母在德里郊區加濟阿巴德（Ghaziabad）的小公寓裏。他們一家三口都確診為新冠陽性。T的母親病得很重。由於是在疫情早期，他很幸運地為母親找到了一個牀位。T的父親患有嚴重的雙相抑鬱症，他開始變得很暴力並傷害自己。他不睡覺，被自己的穢物弄髒。他的心理醫生試圖在網上幫助他，但是心理醫生自己也不時崩潰，因為她的丈夫剛剛死於新冠。她説T的父親需要住院治療，但由於他是新冠陽性，所以這行不通。於是T整晚整晚地保持清醒，按住他的父親，給他擦洗身體。每當我和他通話，我都感到自己的呼吸在顫抖。最終，訊息傳來：“父親過世。”他不是死於新冠，而是死於徹底無助引發的精神崩潰所導致的血壓飆升。

該如何處理屍體？我拼命給我認識的所有人打電話。阿尼爾班·巴塔查裏耶（Anirban Bhattacharya）是回應我的人之一，他與知名社會活動家哈爾什·曼德爾（Harsh Mander）一起工作。巴塔查裏耶即將接受審判，他因2016年在大學校園內協助組織抗議活動被控犯有煽動罪。還未從去年的嚴重新冠感染中完全康復的曼德爾，因動員人們抗議2020年12月通過的《國家公民身份認證》(NRC)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兩者都公然歧視穆斯林——而正遭受拘捕並關閉其經營的孤兒院的威脅。曼德爾和巴塔查裏耶是眾多公民中的一員，他們在政府治理缺失的情況下，自己設立了求助熱線、採取應急措施，不辭辛勞地組織救護車、協調葬禮、運輸屍體。這些志願者所做的事對他們而言並不安全。在這一波疫情中，倒下的、擠滿了重症監護室的是年輕人。每當年輕人死去，我們中的年長者也會喪失一點活下去的意志。

T的父親被火化了。T和他的母親正在恢復中。

一個男子坐在即將被火化的屍體中間，新德里。圖源：路透社，Adnan A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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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態終將平息。肯定會的。但我們不知道我們中誰能活到那一天。富人會呼吸得更順暢。窮人則不會。現在，在生病和死去的人中，還有一絲民主的痕跡。富人也被擊倒了。醫院在乞求氧氣。一些醫院已經開始讓病人自備氧氣。氧氣危機導致了各邦之間激烈、不留情面的紛爭，各政黨都試圖將指責轉向別處。

4月22日晚，25名接受高流量吸氧的新冠重症患者在德里最大的私立醫院之一的Sir Ganga Ram醫院死亡。該醫院發出幾條絕望的求助信息，試圖補充其氧氣供應。一天後，醫院董事長急忙澄清道：“我們無法判斷他們是由於缺氧而死”。4月24日，在德里的另一家大醫院JaipurGolden，又有20名病人因氧氣供應耗盡而死亡。同一天，在德里高等法院，首席政府律師圖舍爾·梅塔（Tushar Mehta）代表印度政府發言説：“讓我們試着別當愛哭鬼…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確保全國沒有人缺少氧氣。”

身披印度教橙黃袍的北方邦首席部長阿杰·莫漢·比什特（Ajay Mohan Bisht）——他被大家稱為約吉·阿蒂迪亞納特（YogiAdityanath）——已宣稱他執掌的北方邦的任何醫院都不缺氧氣，並且警告將根據國家安全法逮捕造謠者且不得保釋，還將沒收其財產。

阿蒂迪亞納特不是在開玩笑。來自喀拉拉邦的穆斯林記者西迪克·卡潘（Siddique

Kappan）在北方邦入獄數月，起因是他和另兩名記者前往北方邦報道哈特拉斯地區一名達利特女孩遭輪姦謀殺的事件。卡潘現在病情嚴重，而且新冠陽性。他的妻子向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提交了一份絕望的請願書，稱她的丈夫被“像動物一樣”捆鎖在馬圖拉醫學院醫院的病牀上（最高法院已命令北方邦政府將他轉移到德里的一家醫院）。這其中傳遞的訊息似乎是，如果你生活在北方邦，幫自己一個忙，別抱怨地死去。

對抱怨者的威脅不僅限於北方邦。法西斯主義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莫迪和他的幾位部長都是該組織的成員，該組織還擁有自己的民兵武裝）的一名發言人警告説，“反印度勢力”將利用這場危機來散播“負面情緒”和“不信任”，並要求媒體幫助營造“積極氛圍”。通過封禁批評政府的賬號，推特也在幫助他們。

我們該去何處尋找慰藉？尋找科學？我們應該緊盯數字嗎？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康復？多少人感染？峯值何時到來？4月27日，官方報告的數據是323,144例新增病例，2,771例新增死亡病例。這種精確性讓人略感放心。然而，我們怎麼知道這些數據的？即使是在德里也很難得到檢測。來自小城鎮的墓地和火葬場的葬禮數量表明，死亡人數可能比官方統計的數字高30倍。在大都市以外地區工作的醫生們會告訴你實情為何。

如果德里正在崩潰，我們如何設想在比哈爾邦、北方邦、中央邦的村莊里正在發生什麼？在這些地方，數以千萬計的進城勞工正攜帶病毒逃往家鄉，他們對2020年莫迪的全國封鎖記憶猶新，飽受創傷。那是全世界最嚴苛的封鎖，僅在實施前四小時宣佈。它使移民工人滯留在城市，沒有工作，沒有錢付房租，沒有食物，沒有交通工具。許多人不得不步行數百英里回到他們遙遠村莊的家中。數百人在途中死亡。

這一次，儘管沒有全國性的封鎖，但工人們爭相趕在交通仍然通行、火車和公共汽車仍然運行時離開城市。他們離開是因為心裏清楚，儘管他們組成了這個巨大國家的經濟引擎，但當危機來臨時，在政府的眼中，他們根本不存在。今年的離城潮引發了另一種混亂——在他們回到村莊的家中之前，沒有隔離中心供他們停留。就連一點點保護鄉村不受城市病毒影響的假裝也沒有。

在這些村莊裏，易治療的疾病，如腹瀉和肺結核，都會致人於死地。那他們要如何應對新冠？他們能得到新冠檢測嗎？有醫院嗎？有氧氣嗎？不僅如此，有關愛嗎？拋開關愛不談，有一點點關心在意嗎？沒有。因為在印度公眾的心本應存在的位置，只留有一個心形的洞，填滿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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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清晨，傳來了我們的朋友布拉普帕伊（Prabhubhai）病逝的消息。他死前表現出典型的新冠症狀。但他的死不會被計算在官方的新冠數據統計中，因為他死在家中，沒有經過檢測或治療。布拉普帕伊是訥爾默達河谷反大壩運動的中堅力量。我去過他位於凱瓦迪亞（Kevadia）的家中好幾次，幾十年前，第一批原住民部落民被從這裏趕走，為修建水壩和官員入駐讓路。現今像布拉普帕伊這樣流離失所的家庭仍然居留在居住區邊緣，他們貧窮困苦、無依無靠，淪為自己曾擁有的土地上的違法居民。

凱瓦迪亞沒有醫院。這裏只有“團結雕像”（Statue of Unity），按照獨立運動領袖、印度第一任副總理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形象建造，大壩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它有182米高，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耗資4.22億美元。雕像內的高速電梯會將遊客帶上去，從帕特爾的胸口位置觀賞訥爾默達大壩。當然，你是看不到被摧毀的河谷文明的，它被淹沒在巨大的水庫深處。你也聽不到關於人們的故事，他們發動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美麗、最深刻的抗爭之一——不僅是反對修建這座大壩，更挑戰了關於文明、幸福和進步的公認觀念。這座雕像是莫迪鍾愛的項目。他於2018年10月為其舉行了落成典禮。

團結雕像

發消息告訴我布拉普帕伊情況的朋友曾在訥爾默達河谷做了多年的反大壩活動人士。她寫道：“當我寫下這些時，我的手在顫抖。凱瓦迪亞居住區及其周邊地區的疫情狀況很嚴峻。”

由精確數字構成的印度疫情圖表好似在艾哈邁達巴德修建的牆，以遮蔽唐納德·特朗普在前往莫迪於2020年2月為他舉辦的“向您致意，特朗普”（“Namaste

Trump”）活動的途中會駛過的貧民窟。儘管這些數字很殘酷，但它們給你描繪了一個“重要的印度”，但肯定不是現實中的印度。現實中的印度期望人們以印度教徒身份投票，死去時則像用完即棄的一次性物品。

“讓我們試着別當愛哭鬼。”

儘量別去想這樣一個事實：早在2020年4月，政府自己成立的委員會就已經提出了氧氣嚴重短缺的可能，並於11月再次提及這一問題。儘量別去想為什麼連德里最大的醫院都沒有自己的製氧機。儘量別去想為什麼總理關懷基金（PM Cares Fund）——這個不透明的組織最近取代了更公開的總理國家救濟基金（Prime Minister’s National Relief

Fund），它使用公共資金和政府基礎設施，但其功能就像一個私人信託基金，不受任何公共問責——突然進入解決氧氣危機的行列。現在莫迪會在我們的氧氣供應中擁有股份嗎？

“讓我們試着別當愛哭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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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莫迪政府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處理。摧毀民主的最後殘餘、迫害非印度教少數羣體、鞏固印度教國家的基礎，這些都必須馬不停蹄地進行。比如，在阿薩姆邦，必須緊急建造大規模監禁設施，這是為了200萬世代生長於此但突然被剝奪了公民身份的人們準備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獨立的最高法院堅決站在政府一方）。

數百名學生和活動人士以及年輕的穆斯林公民面臨審判和監禁，他們是去年3月在德里東北部發生的針對他們自己社羣的反穆斯林屠殺的主要被告。如果你是印度穆斯林，那麼你被殺害也是你的罪責，你的社羣要為此付出代價。阿約提亞(Ayodhya)的新羅摩廟舉行了落成典禮，它修建在被印度教暴徒拆毀的清真寺原址上，這些暴徒受印度人民黨的資深政治家庇護（在這個議題上，我們獨立的最高法院堅定地站在了政府和暴徒一方）。此外，還將通過富有爭議的新農業法案，使農業企業化。成千上萬的農民上街抗議，他們被毆打、遭遇催淚彈襲擊。

還有一項耗資驚人的計劃急需關注，這便是建造一個宏偉的替代物來重振新德里的殖民帝國中心區域正在逐漸黯淡的宏大景觀。畢竟，新晉的印度教政府怎麼能在舊建築裏辦公呢？當德里封城，疫情肆虐之時，“中央景觀”（Central

Vista）項目——被宣佈屬於基本必要服務（essentialservice）——的建設工作已經開始，工人們被運輸進來。或許他們可以修改一下原計劃，增設一個火葬場。

此外，還要組織大壺節（Kumbh

Mela），以便數百萬印度教朝聖者能擠在一個小鎮上，在恆河中沐浴，在接受賜福和淨化後，在他們返回全國各地的家中時，一視同仁地傳播病毒。儘管莫迪温和地建議，或許可以轉而進行“象徵性的”神聖沐浴——不管這是什麼意思，但大壺節仍在繼續（媒體沒有像對待去年參加伊斯蘭傳道會Tablighi

Jamaat的穆斯林那樣對他們進行抗議，或是稱他們為“新冠聖戰者”，或指控他們犯下反人類罪）。還有幾千名羅興亞難民，他們不得不被緊急遣送回他們逃離的緬甸，那裏正經歷政變，被種族滅絕的政權統治(當我們獨立的最高法院就此事進行請願時，它再次贊同了政府的立場)。

所以説，就像你看到的，莫迪政府一直在忙、忙、忙。

除開所有這些緊急活動，還要贏得在西孟加拉邦的選舉。這需要我們的內政部長、莫迪親信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多少放棄他的內閣職責，在幾個月內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西孟邦，在大小城鎮和村莊散播其政黨的兇惡立場，挑起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西孟加拉邦是一個小邦，選舉本可以在一天內完成，而且過去也確實如此。但由於這是印人黨角逐的新領地，需要時間將其幹部（其中許多不來自孟加拉地區）從一個選區轉移到另一個選區，以監督投票情況。選舉日程被分為八個階段，塞滿一整月，最終階段於4月29日結束。隨着新冠感染人數的增加，其他政黨懇請選舉委員會重新考慮選舉日程。選舉委員會拒絕了，堅定地站在印人黨一邊，選舉繼續進行。還有誰沒看過印人黨的明星競選人即總理本人的視頻？其中他以勝利者的姿態，不戴口罩，對同樣未戴口罩的人羣演講，感謝空前數量的支持者上街支持他。那天是4月17日，當時官方公佈的每日感染人數已經飆升至20萬。

現在，隨着投票結束，西孟加拉邦正在成為新的新冠大本營。你猜新的三重變異毒株被稱為什麼？“孟加拉突變株”。新聞報道説，在西孟邦首府加爾各答，每兩個檢測的人都有一名新冠陽性。印人黨公開宣稱，如果它贏得西孟加拉邦，它將確保人們獲得免費疫苗。如果它未能獲勝呢？

“讓我們試着別當愛哭鬼。”

2021年4月26日，印度新德里，當地露天火化新冠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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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疫苗怎麼樣了？它肯定能拯救我們，不是嗎？印度不是一個疫苗大國嗎？事實上，印度政府完全依賴兩家製造商，即印度血清研究所（SII）和巴拉特生物技術公司（Bharat

Biotech）。這兩家都獲准向世界上最貧窮的民眾兜售世界上最昂貴的兩種疫苗。本週，他們宣佈將以較高價格將疫苗出售給私立醫院，以較低價格出售給各邦政府。粗略計算表明，這些疫苗公司很可能會獲得驚人利潤。

在莫迪的治理下，印度的經濟已被掏空，數以億計本就生活不穩定的人們陷入赤貧。現在，大量民眾僅靠着2005年國大黨執政時制定的《全國農村就業保障法案》（NREGA）的微薄收入維持生存。不可能指望處於飢餓邊緣的家庭會支付月收入的大部分來接種疫苗。在英國，疫苗是免費的，是一項基本權利。不按規定私自接種疫苗的人可能會被起訴。而在印度，企業利潤似乎成為了疫苗運動的主要推動力。

當這場空前巨大的災難在我們的電視媒體上播出時，你會注意到這些與莫迪勾結的媒體如何吐出同一種提前訓練好的説辭。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説“系統”已經崩潰了，新冠病毒摧垮了印度的衞生醫療“系統”。

然而，系統並不是崩潰了，這個“系統”幾乎就沒存在過。政府——這屆政府以及之前的國大黨政府——有意拆除了僅有的醫療基礎設施。現在我們目睹的就是當大流行侵襲一個公共醫療系統幾乎不存在的國家時所發生的事情。印度在衞生方面的支出約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25%，遠低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甚至不如那些最貧窮的國家。即使是這個數字也被認為是誇大其詞，因為那些雖很重要但嚴格意義上不屬於醫療保健的內容也被算進了這個數字裏。而真正的數字被預估為0.34%。悲劇的是，2016年《柳葉刀》的一項研究顯示，在這個極度貧窮的國家，城市地區78%的醫療服務和農村地區71%的醫療服務現在由私營企業提供。而公共部門的資源也被行政人員、醫療從業人員、轉診中介和保險機構形成的腐敗關係網系統地轉移到私營部門。

醫療保障是一項基本權利。私營企業可不會幫助那些忍飢挨餓、疾病纏身的垂死的人——如果他們沒有錢的話。印度醫療的這種大規模私有化無異於犯罪。

不是系統崩潰了，而是政府失敗了。也許“失敗”並不準確，因為我們目睹的不是疏忽，而是徹底的反人類罪行。病毒學家預測，印度的病例數量將呈指數型增長，直至每日新增超過50萬例。他們預測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有數十萬人死亡，甚至更多。我和我的朋友們已經説好每天互相打電話以確認平安，就像學校裏的點名一樣。我們淌着眼淚、擔驚受怕地和我們愛的人通話，不知是否還能再見到對方。我們寫作、工作，不知能否活着完成進行中的事業。不知還有什麼恐怖和屈辱在等待我們。這一切的屈辱，就是導致我們崩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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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必須辭職”的話題正在社交媒體上瘋傳。在表情包和諷刺漫畫中，成堆的骷髏頭從莫迪的長鬍子後探出。或是救世主莫迪在屍體的集會上發表講話。或是把莫迪和阿米特·沙阿描繪成禿鷹，在地平線上搜尋屍體以增加選票。但這只是故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這個沒有感情的人，這個眼神空洞、皮笑肉不笑的人，卻能像過去的許多暴君一樣點燃他人的激情。他的病態具有傳染性，這讓他與眾不同。在印度北部——這裏是莫迪的最大票倉，而且由於人數眾多，往往決定着國家的政治命運——他帶來的痛苦似乎轉變成了一種特殊的快感。

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説得很對：“被壓迫者的忍耐決定了暴君的限度。”我們印度人多麼以自己的忍耐力為豪啊。我們是多麼出色地規訓自己去冥想，去轉向內心世界，去放逐我們的憤怒，以及為我們無法變得平等而辯解。我們多麼温順地接受了對我們的羞辱。

2001年，莫迪作為古吉拉特邦的新任首席部長首次亮相政治舞台。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暴亂事件讓他留下千古罵名。在幾天的時間裏，印度教暴徒——在古吉拉特邦警察的注視乃至積極協助下——謀殺、強姦和活活燒死了數千名穆斯林，名義是“報復”此前的火車縱火事件，其中50多名印度教朝聖者被燒死。暴力事件平息後，那時僅被其所在政黨提名為首席部長的莫迪呼籲提前舉行選舉。在競選活動中，他被樹立為“印度教徒心中的王”，這為他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至此以後，莫迪再也沒有輸過任何一場選舉。

古吉拉特屠殺中的幾名暴徒後來被記者阿希什·克坦（Ashish

Khetan）的鏡頭拍下，他們吹噓自己如何將人砍死，如何剖開孕婦的肚子，將嬰兒的頭猛砸向石頭。他們説，他們之所以能如此行動，全因為莫迪是他們的首席部長。這些錄像帶在全國電視台播出。莫迪仍在執政，克坦的錄像帶被提交給法院接受檢查，克坦也好幾次作為證人出庭。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些殺人犯被逮捕和監禁，但很多人被釋放了。在最近出版的《卧底調查：我的印度教特性黑暗之旅》（Undercover: My Journey Into the Darkness of Hindutva）中，克坦詳述了在莫迪任首席部長期間，古吉拉特邦的警察、法官、律師、檢察官和調查委員會如何串通一氣篡改證據、恐嚇目擊證人、調任法官。

儘管瞭然這一切，印度的許多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比如大公司的CEO和他們所擁有的媒體公司，仍努力為莫迪當上總理鋪平道路。他們羞辱和壓制我們這些堅持批評的人。他們的口頭禪是“繼續向前看”。即便到了今天，他們還在讚揚莫迪高超的演説技巧和他有多麼“辛勤工作”，以此沖淡對他的指責。他們對反對黨政治家的譴責、蔑視和霸凌則要強烈得多。他們尤為蔑視國大黨的拉胡爾·甘地，儘管他是唯一一位堅持警告大家即將到來的新冠危機並一再要求政府盡力準備的政治家。幫助執政黨消滅所有反對黨，這無疑是在徹底摧毀民主。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在他們集體制造的地獄裏，民主制度運行所必需的每一個獨立機構都被損害和架空，而病毒已經失控。

我們稱為“政府”的，實質上是一台危機制造機，它沒有能力帶領我們走出這場災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政府的所有決策都由一人做出——此人很危險，而且不太聰明。這場疫情是一個國際問題。為了應對它，至少管控這場大流行的相關決策需要移交給某種由執政黨成員、反對黨成員以及衞生和公共政策專家組成的超黨派機構。

至於莫迪，引咎辭職是一個可行的倡議嗎？或許他可以從“辛勤工作”中休息一下。那架造價5.64億美元、僅為他的VVIP旅行定製的波音777“空印一號”已經在跑道上閒置一段時間了。他和他的手下可以直接離開。我們其他人將盡我們所能為他們收拾殘局。

不，印度不能被孤立。我們需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