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數碼人類學開創者：農民工正在向城市“雙重遷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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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的驅動下，以社交平台為核心的“社交生態系統”迅速發展壯大，包羅了眾多基本工作生活場景，而在新冠疫情發生的大背景下，人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進一步捲入到了一個“重度社交”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社交平台如何不斷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社交平台與高速的城鎮化之間有何種聯繫？社交平台飛速發展的背後又有哪些隱憂？

為此，城市進化論獨家對話到世界著名人類學家，英國科學院院士，數碼人類學的開創者，倫敦大學學院（UCL）人類學教授丹尼爾·米勒（Daniel Miller）。

數碼人類學是指數字技術在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應用,還可以指代對具體數字技術的研究。十幾年來，丹尼爾·米勒一直關注數字技術給當今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並在倫敦大學學院創立了全球第一個數碼人類學專業。

在歐洲科學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下，丹尼爾·米勒在全球開展了一項龐大的調研項目——覆蓋8個國家9個研究點長達15個月的田野調查，堪稱是全球研究範圍最廣的數碼人類學比較研究之一。

“社交平台正在成為我們生活的空間，它在導致‘附近’（death of proximity）消失的同時，也有效彌合了快速城鎮化所帶來的社會關係的撕裂。”丹尼爾·米勒告訴我們。

在他看來，中國大城市農民工身上出現了“雙重遷移”（dual migration），不僅是在物理空間上從農村地區向城市遷移，還從線下到線上，向着數字科技遷移。“這有助於農民工更好地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而不只是‘遷移’進了工廠。”

“附近”不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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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傳統的媒介要麼是一對一私密的形式（信件、電話等），要麼是完全公開的形式（廣播、電視、報紙等）。而新興的社交媒體不一樣，它可以只針對某個羣體，這個羣體可大可小，遊走於絕對的公與私之間。

“社交媒體把人放在了恰當的、可以調控的距離上，能夠低成本地維持人際關係，形成了一種‘可控性社交’。這種靈活性與自由度是傳統媒體所不具備的。”丹尼爾·米勒説。

在不斷“遊走”的過程中，新興社交平台持續深入人們的日常工作生活，佔據了人們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相較於傳統平台，新興的社交平台在公私領域之間，創造出了一個新的空間。

在米勒看來，如今的社交平台不僅僅只是一個交流工具或平台，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信息聚集和交換載體，它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地方（where we live）——商務溝通、購物消費、娛樂活動等集聚於此。

如今，人們在“線上”生活的時長不斷增加。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調查報告，我國網民規模達到了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0.4%，人均每週上網時長達到了26.2小時。這在傳統媒體時代是無法想象的。

他指出，與傳統相比，現在的社交平台具備許多明顯不同的特徵。此前傳統媒體的傳播非常受到地域和場所的影響，尤其是那些遠距離的傳播。在這個“重度社交”時代，事實上“距離已死”（death of distance）——我們可以很容易就聯繫到遠在地球另一邊的人，就如同在現實的街道中偶遇某人一般。

在米勒看來，社交平台不斷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併成為其一部分，這同時也導致了“附近的消失”（death of proximity）——朋友緊挨着你坐，你們倆卻相互“忽視”，沉浸在各自的社交世界。某種程度上，人們彷彿成為了“旁觀者”，要麼透過社交平台關注外面宏大的世界，要麼關注個體的自我，我們的“附近”被嚴重地壓縮直至消失。

事實上，與丹尼爾·米勒一樣，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也關注到了這種“附近的消失”。在他看來，在這樣語境之下，原子化、個體化、那種具體而微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比較鬆散。但是同時，信任和意義系統高度甚至極度集中化——我不太信任你，卻信任各種強大的“工具”，對複雜的技術構造出來的抽象系統高度信任。

快速城鎮化進程的彌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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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外來務工者，移民，留學生去到一個新的地方建立社會關係和維持原有的社會關係都已經離不開社交平台。

由於中國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導致了巨大的城鄉差異，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務工。經過此前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城鎮化率剛剛跨過60%的門檻，農民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又如何維繫原有的、跨越城鄉的社會關係成為了許多人關注的焦點。

“我們在研究中國大城市農民工問題的時候，發現在他們身上出現了‘雙重遷移’（dual migration），他們不僅僅是在物理空間上從農村地區向城市遷移，與此同時還從線下到線上，向着數字科技遷移。無疑，這樣的‘數字遷移’（migration to digital technologies）有助於農民工更好地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而不只是‘遷移’進了工廠。”米勒告訴我們 。

此外，農民工和原有社會關係的斷裂許多時候也能靠社交媒體來修復。米勒觀察到：“藉助發達的社交平台，農民工父母每天都可以關注着遠在千里之外，留守家鄉的兒女的成長。或許，這就社交媒體存在的要義所在。”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高速發展中的中國，也出現在人口結構複雜的歐洲發達國家。

“ 

我們關注到意大利米蘭有許多外地移民，社交平台的發達程度與他們建立新的社交網絡速度有着重要的關聯。

”

米勒表示，“某種意義上，社交媒體彌合了大規模人口遷移所帶來的社會斷裂。”

世界並未變得同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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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論調，社交大平台的壟斷正在讓全球趨於同質化。

米勒在其著作《世界如何改變社交媒體》（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以詳實的調查例證進行了某種“反駁”。

“在研究開始前，我們認為是社交平台的不同特性決定了人們如何使用它們，諸如微信或者QQ，不斷將人們的社交行為引導一致。然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米勒指出，“由於用户來自不同地域及社羣，囿於不同社會環境、文化和情感，因此媒介使用習慣千差萬別。而正是這些長期存在的變量，決定着社交媒體因人而變，因世界而變。”

米勒強調道：“社交平台本質上是一種更加高效的工具，我們在社交媒體的行為邏輯不完全受社交平台本身特質的影響，更多時候是受到不同社會環境、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綜合影響。”

以社交平台流行的表情文化為例，不同社會語境之下，社交媒體上的表情文化所扮演的傳播角色不盡相同。比如，在印度，表情包常用於嚴肅表達，在與家人或朋友聊天中表示祝福之意；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表情圖包則多用於諷刺模仿，傳遞文字不便表達的含義。

“綜合全球情況來看，社交平台衍生出的表情文化並沒有限制人們的交流，也沒有同質化表達行為；恰恰相反，這種表情文化可視為表達能力增強的表現，充分折射出背後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米勒表示。

他告訴我們：“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我們不再強調這些行為是由社交平台帶來的，更多的是人們由於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選擇了不同的社交媒體使用方式。這也是我們此前的研究為何注重於世界如何改變了社交平台，而不是社交平台改變了世界。人們往往忽視了這一點。”

用户造就了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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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凱斯·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一書中提出了“信息繭房”效應，描述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使自己的生活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的現象。但學界對於“信息繭房”的概念和危害仍存爭議。

在米勒看來：“的確，社交平台開發者可以通過底層的算法設計和人工智能技術，去推送用户感興趣的內容，同時更加精準地投放定向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預測用户下一步行為。”

“ 

不過，我想強調的是，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機的過程中，可以自主地進行不同的設置，添加不同的應用，創造不同的內容。目前，這樣的高度自主權依舊掌握在用户手中。

”

米勒強調，是用户創造了內容，創造了社交平台，而不是平台開發者。以Facebook為例，馬克扎克伯格並沒有“主導”Facebook的發展，反而是廣大的使用者，創造性地把Facebook變成了它現在的樣子。

“我們在大量研究後，逐漸發現社交平台的使用者在不停地轉換社交平台，他們傾向於忽略各個平台的屬性，而在不同平台之間轉換自如。因此證據顯示平台並沒有決定內容。”

對於數字技術與社交平台的發展，米勒整體持有比較積極的態度，他反對每當有新的技術出現，人們就開始沉浸在一種“懷舊式的傷感”中。

在米勒看來，“事實上，人類一直在利用技術，並被技術發展裹挾前行。無論是直播平台的崛起，還是AI在社交平台的廣泛應用，每一次技術革新都會同時帶來積極與消極影響，但重點是，我們如何使用它們。”

不過，米勒也清晰地認識到，社交平台飛速發展所帶來的隱憂——壟斷、對個人隱私的侵入和濫用、網絡詐騙等等。無疑，這是我們未來需要時刻保持警惕、努力解決的問題。

文字 | 謝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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