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探索(一) ——對從1840年以來部分中國歷史的看法_風聞

由於本文較長，下面先把各章節的目錄名稱放在前面，用來介紹一下文章的概貌。

目錄名稱：

1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

2    從1840年到中華民國的成立

3    從中華民國的成立前後到1928年

4    從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到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

5    抗日戰爭

5.1  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抗日的作用

5.2  對抗日戰爭中的蔣介石、汪精衞和毛澤東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的部分評價

5.2.1對汪精衞的評價

5.2.2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評價

5.2.3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表現的評價

6    抗日戰爭勝利後到新中國建國

6.1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

6.2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

文章正文：

按世界上常用的估算國家經濟總量的標準，到2019年中國已經穩穩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好幾年了，這個經濟總量已經是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經濟總量的許多倍，這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上超速發展的結果。這種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非常罕見，這種短時間內超大規模的經濟增量，在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這引起了許多人的思考。

喜歡思考的人中間，有一些人喜歡評價歷史，預想未來。其中對未來的預想，是特別吸引人的，因為這影響着人們對自己、下一代和親朋好友的前途的憧憬和規劃。

在中外知識界中有相當一批喜歡思考的人在承認中國目前經濟總量的前提下，對中國的未來有着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是為什麼？從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各種真誠地為中國的未來憂心的説法中，我感到，造成這些分歧的，主要是因為對二大類問題的看法、評價和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一類問題是中國自1840年至今的歷史，一類問題是與中國歷史和中國發展有關的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理論。

要想談清楚這些困擾到許多人的問題，是很難的。因此，我只想談其中一些問題中我自認為有所心得的看法，希望因此能提供一些思路供大家參考。由於這二類問題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很難孤立地談，因此，許多相關的理論是在談到相關的歷史時順理成章地討論到的。由於這二類問題所涉及的面極大，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只能對這二類問題中我所能想到的那些有較多不同看法的部分和特別重要的地方真誠地談一下我的看法。所謂真誠，在我的理解中，一是真心地想要實事求是，二是真心地為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思考。我希望看到我這篇文章的人，能以此作為標準來對我在此文章中發表的看法予以批評指正。

另外，由於本人並非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為儘可能在以下的敍述中符合歷史事實，因此，凡是在文章中涉及到歷史事實的部分，除了特別説明的以外，其他的均來源於2020年12月前的百度搜索和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由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另外，在文章中説到中國共產黨時，常用“中共”簡稱之；用此稱呼並無惡意，僅因本人並非中國共產黨黨員，用該稱呼最為簡潔。

本文所涉及的中國歷史，想從1840年開始，因為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記載了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相關歷史。

1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

    矗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雄偉、莊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面的碑文是毛澤東先生書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的碑文是由毛澤東先生擬文、由周恩來先生書寫的：“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確定的。建國初期，中國的思想界雖然不能説是統一的，但是完全可以説是團結的。當中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工人、農民、軍人等新中國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的代表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同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就表明了這個團結，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就是這個團結的文字記錄。我在探求當前中國思想界存在的分歧的時候，想從這個象徵着中國的思想界團結的碑文説起。

2 從1840年到中華民國的成立

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賠款；以後幾十年中，中國的涉外戰爭中，又發生了多次慘敗，割地、賠款成了常態。這些慘敗，震驚了中國的思想界，一系列的問題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鴉片戰爭為什麼會發生？以後多次涉外戰爭為什麼會戰敗？怎樣吸取教訓？等等。研究和探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可以説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開端。

對這個開端的描述，毛澤東先生講得比較精闢，在此就原文轉錄了。毛澤東先生説：“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説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孫中山先生，就是在這個思想解放運動中結合自己的經歷，想通過學習先進的西方和日本，改變一窮二弱中國的“先進的中國人”。

對於這段歷史，本來在中國思想界是沒有分歧的，那些建國初期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同慶祝新中國成立的人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前幾年反思歷史的時候，有人提出如果當年孫中山不搞暴力革命，而象英國那樣搞君主立憲，可能中國歷史的發展會血腥少一點，更順暢一點。但是，這些人沒有仔細想想，發生於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一次君主立憲的嘗試，結果失敗了，以譚嗣同為代表的一批維新派知識分子和官員被殺，也就是説這些維新派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宣告了在中國試行君主立憲制的失敗。

為什麼英國能實施君主立憲，而中國實行不了呢？答案是中國當時的情況實行不了君主立憲（這已經被事實證明了）。那麼能不能先不搞流血的暴力革命，而讓中國等待若干年後有了君主立憲的條件後再實行君主立憲呢？如果僅從脱離了現實世界的邏輯推理來論證，這後面的提問很有道理啊，這正是少數知識分子牽掛君主立憲的原因。但是，他們沒有想一想，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外國的侵略者會等中國有了君主立憲的條件、實行了君主立憲變得強大後再來侵略中國嗎？孫中山先生正是看清楚了這一點，才會提出了三民主義，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推翻腐敗的清朝政府的暴力革命中去。

中共敬稱孫中山先生為“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 ，中國國民黨則敬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從中國近代史上存在過的二個最大的執政黨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成立前，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敗的清朝政府，並不是那一代革命者喜歡暴力，而是不得不用暴力的無奈之舉、正確之舉。

3 從中華民國的成立前後到1928年

經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於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然而，在清朝政府執政時成長起來的北洋軍閥實際上控制着中國的大部分領土，其武裝力量比代表南方革命勢力的中華民國政府強大，並且還承認清朝皇帝，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先生為了從法理意義上結束清朝的統治，避免代表先進政體的中華民國因在武力上不敵北洋軍閥而夭折，就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北洋軍閥之首袁世凱；與此同時，袁世凱迫使清朝最後一代皇帝於1912年2月12日頒佈退位詔書，清朝從此正式滅亡。雖然後來因袁世凱又搞了幾天封建皇帝的復辟，後世有人曾因此對孫中山先生讓位一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從孫中山先生當年審時度勢用個人的職位換取清朝法理意義上的滅亡之史實，證明了真正的革命家並不嗜好於暴力和權力，在他們的心目中，社會進步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

在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清朝正式滅亡後不久，當人們寄希望於袁世凱在共和的旗幟下復興中華時，袁世凱卻憑藉其控制的北洋軍閥武裝，推翻了辛亥革命反封建帝制的成果，搞起了封建皇朝的復辟。在全國人民一致聲討和武裝倒袁的浪潮中，袁世凱復闢之夢幾十天內就被粉碎了。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主要分裂為直、皖兩系，奉系軍閥和其他地方軍閥也相繼形成。各軍閥間為爭奪地盤，擴充實力，連年混戰，民不聊生。當年推動辛亥革命的孫中山等革命者的富民強國的願望落空了。打倒北洋軍閥，結束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已成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這也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反封建的各派革命力量當年的奮鬥目標。

中共就是當年中國各個反封建的革命派別之一。中共的創始人們，都是當年那些思考“鴉片戰爭為什麼會發生？以後多次涉外戰爭為什麼會戰敗？怎樣吸取教訓？”等問題的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他們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各種現代思想流派中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於1921年在以蘇共為代表的第三國際的協助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

孫中山在籌劃和進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活動中認識到，僅靠策動同情或支持革命的現有軍閥來進行革命行動，常常難以達到成功的目標，要想革命成功唯有組建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 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在着手組建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包括建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的過程中，得到了蘇聯和中共的極大幫助，黃埔軍校的槍械、軍事教官和許多經費來自蘇聯，有許多中共黨員成為黃埔軍校的教官、學員和後來以黃埔軍校為基礎組建的國民革命軍的骨幹。可以説，黃埔軍校既是當年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成果，也是後來蔣介石的執政基礎。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最大的實力派。蔣介石在蘇聯和中共的支持下於1926年從廣東出發開始了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伐戰爭（北伐軍的軍事顧問及部分軍事開支由蘇聯提供。之所以沒有其他工業國的參與，是因為當年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有反帝的內容，因此，當時世界上除蘇聯以外的工業國都不願意對其提供幫助）。中共當年搞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對北伐軍的順利進軍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北伐軍的軍官中和國民黨各級領導人中有許多來自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中共當年搞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不免會觸犯到他們的利益，因此在國民黨內要與中共分道揚鑣的呼聲在北伐正式開始前後就不絕於耳。由於北伐開始時在國際上給予實際支持的只有蘇聯，蘇聯反對國民黨與中共分裂；同時，中共當時也全力支持以國民黨為主力的北伐。因此，在北伐軍佔領上海以前，國共兩黨雖然有矛盾，但是仍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着溝通和緩解着，沒有發生太大的衝突，共同為北伐的勝利努力着。

可是，當北伐軍於1927年3月進入由中共領導的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佔領的上海後，北伐軍的威力已經震撼到了歐美和日本在中國利益的代表人，他們和中國在上海的有錢人的代表感到有必要抑制北伐軍的反帝、反地主資產階級的傾向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並且他們在與北伐軍在上海的高層頻繁接觸中感到，只要他們給北伐軍的經濟援助遠超蘇聯給予的援助，就完全有可能將北伐軍高層爭取到自己一方。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伐軍和國民黨在上海的高層就決定在不放棄繼續北伐、得到遠超蘇聯給予的援助的前提下，與侵犯歐美和日本在中國利益、侵犯中國有錢人利益的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分道揚鑣。

可以説，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在上海的政治上、軍事上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北伐軍和國民黨在上海的高層，如何處理好這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將決定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

如果當年北伐軍和國民黨在上海的高層的代表蔣介石念及中共搞的工運和農運曾經給予北伐軍的援助，念及曾經幫助國民黨和北伐軍在中國崛起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用簡單的殺戮的政策，而用既能維護自己利益又給那些曾經給他們援助的那些階層以一定的生存空間的政策，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完全有可能改變。而且從現在各方面提供的史實均表明，當年中共內部也確實沒有想要自己組織獨立的軍隊的設想，只想搞工運和農運，以配合國民黨領導的軍隊進行的北伐戰爭；這不僅是當年中共內部的共識，而且也是當時作為中共上級領導的第三國際的決定。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中共自己獨立的“紅軍”武裝，歷史進程將與真正發生的完全不同，説不定現在統治全中國的還是國民黨。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應該説是存在的。如果當時控制北伐軍的是孫中山先生或完全堅持孫中山先生執政理念的國民黨其他領導人，就很難想像他們會對中共及其領導的工運農運人士開展那樣慘無人道的屠殺。但是，這些“如果”沒有發生，因為當時在北伐軍和國民黨高層中佔據領導地位的多數人與蔣介石思考方法和執政理念是相同的，因此，歷史就只能按照真實發生的過程演變了。這就是當年中國的現實情況。這一方面説明，在一定的條件下，那些“如果”就只能存在於一些人的希望中，存在於學術性的討論中；另一方面，這些“如果”也能給人們啓迪：**在一定條件下，即使不改變各階層的存在情況，只要採取恰當的政策或措施，也能得到比採取不恰當的政策或措施更好的結果。**這甚至於可以説是政治鬥爭中的一個定律。毛澤東先生説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這句話可以説是這個定律的精闢表述。而中共當年創造的“統一戰線”，可以説是應用這個定律的最精彩的案例之一。

由於當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北伐軍和國民黨右派，用屠殺為主的辦法對付北伐戰爭中的朋友（中共及其領導的工運農運人士），這一方面必然招致中共及其領導的工運農運人士的強烈反抗；另一方面，“殺曾經給予幫助的朋友”這在中國文化中是大忌，是道德淪喪的表現，這使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北伐軍和國民黨右派在當年中國社會的道德領域處於被譴責的地位。這導致了二個結果，一個結果是，當年在中國多數人的心目中普遍同情中共及其領導的工運農運人士，認為國民黨對他們的屠殺是做得太過分了；另一個結果是，有一批不齒於和道德淪喪者為伍的北伐戰爭及大革命時代的堅定的有較高文化水平的革命者，雖然他們出身於中國的有錢人家的家庭，但是站到了中共一邊，站到了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一邊，成為中共方面的堅定的領導者和秘密戰線上的忠誠的戰士。

從推翻滿清帝制、建立民國，到1927年4月12日，這一歷史階段實際上是中國各種反對封建滿清的政治力量在一起清除滿清遺留的政治影響（即北洋軍閥），探索建立民國後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前期，中國各種反對封建滿清的政治力量雖然內部存在矛盾，但是還是團結的，北伐也進行得比較順利；但是到了1927年4月12日以後，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以下敍述中，若無特別説明，凡是説到“蔣介石”均指“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感到自己的力量足夠強大了，必須從肉體上消滅今後對自己在中國執政有威脅的對手，並且在一年多時間內以“清共”為名屠殺了幾十萬中共黨員和工運農運人士。蔣介石從這時開始的用大規模的殘暴的屠殺來對付自己政治上的對手的做法，以及以中共為代表的社會力量被迫組織的武裝自衞反擊，決定了中國以後幾十年政治鬥爭的格局。

中共後來去組織獨立的“紅軍”武裝，完全是被蔣介石等從1927年4月12日開始的屠殺政策所激起的，完全是被迫的。用一個不怎麼恰當的比喻來説當年的中共與國民黨那段時間的情況，好象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大男孩與一個老謀深算的朋友間關係的破裂：原來合作得好好的，突然之間，當原來的朋友將血淋淋的屠刀向這個大男孩砍來時，驚恐、無奈和憤怒充滿了他整個腦海。蔣介石等用幾十萬人的鮮血和生命給這個天真的大男孩上了他生命歷程中永遠不能忘記的一課：在中國，沒有自己的武裝的保護，不要説搞為國為民的革命，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堪憂。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即使有被認為很神聖的協議，甚至友誼，在利益面前，很難抵擋住在當年中國通行的暴力的背叛。毛澤東先生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曾經悲憤寫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到、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北伐軍在“清共”的同時，繼續北伐；到1928年底，原北洋軍閥的軍隊或者被消滅，或者表示服從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北伐軍及其政府的領導，至此北伐戰爭結束，並形成了全國效忠南京中央政府的表面統一的局面。

4 從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到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

在北伐戰爭後期，蔣介石用屠殺政策撲滅了以中共為主發起的中國的工運和農運，這一行為造成的最大惡果之一是，幾乎完全澆滅了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底層中從反對腐敗的滿清政府以來逐步積累起來的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北伐戰爭結束後，除了由中共武裝佔領的極小的地區外，全國只形成了在形式上的統一，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底層社會幾乎沒有變動，與清朝末年相差無幾，可以説仍舊是一盤散沙狀態。在對外交往上，在中國執政的蔣介石投靠了不能平等對待中國的歐美發達國家。

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遺囑中説過，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蔣介石在北伐後期的所作所為，卻是撲滅了民眾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投靠了不起不能平等對待中國的歐美發達國家。這是與孫中山先生幾十年革命經驗的總結背道而馳的。北伐戰爭結束後，南京國民政府的有些看來很不錯的計劃和政策，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流於形式不了了之。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從理論上説，就是沒有遵循孫中山先生幾十年革命經驗的總結“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實情況是，由於沒有廣大民眾的熱情參與，沒有“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支持，不僅很難產生比較好的計劃和政策，而且即使有了看來很不錯的計劃和政策，也沒有實際的力量予以實施的。這種狀態遲滯了北伐戰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直到日本侵華戰爭開始，中國當時發展得較好的只有部分輕工業，關係到國家安危的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仍很落後。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能否通過努力逐步達到發達的歐美國家的水平呢？理論上很難否認這種可能；因為理論上可以説，每年進步一點，經過許多年，總有可能達到較高水平的。但是，實際上這種“可能”沒有發生。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外國列強不會等你逐步發達了，才來侵略你。可以説，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打斷了中國可能發生的緩慢的現代化的進程。

5 抗日戰爭

5.1 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抗日的作用

自從1927年4月12日開始蔣介石屠殺了幾十萬中共黨員和工運農運人士以後，沒有被殺死的一部分中共黨員和工運農運人士，為了理想和生存，創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由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掌握了中國的全國政權，又有西方列強的支持，其實際力量遠遠大於中共，並且實施了要滅絕中共的政策；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其實際力量超過國民黨右派的日本侵略者也實施了要滅絕中共的政策；中共為了要在如此強大的壓力下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千方百計地尋找和實施在當時條件下適合其基本理論、又能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組織形式和內外政策。

中共的三大法寶—“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支部建在連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延安整風運動”等一系列對中共的發展和新中國的建立起極大作用的原則和組織方式，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中共若沒有這些，就不可能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徵，就不可能在外援極少的前提下在抗日戰爭中建立多個穩固的敵後根據地，抗擊了近半數的日軍和幾 乎全部偽軍，並在抗日戰爭勝利時擁有了100多萬正規軍。

中共在紅軍時代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的外援極少，支撐中共抗擊國民黨右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經濟能力，主要是靠經營根據地的經濟所得。這也為其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解放戰爭的勝利、為奪取全國政權後很快地恢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5.2 對抗日戰爭中的蔣介石、汪精衞和毛澤東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的部分評價

5.2.1****對汪精衞的評價

對汪精衞的評價在中國的思想界是一致的，現在已經沒有人為汪精衞辯護了。但是，產生“汪精衞現象”的那種思想方式，在現在的中國還有市場。當特朗普揮動關税武器向中國發起進攻後，在中國境內出現的一些崇美、恐美和媚美的議論，可以説與當年汪精衞的那種崇日、恐日和媚日的思想方式如出一轍。總結抗日戰爭中出現的“汪精衞現象”，對於正確認識和處理與美國或其他某些方面比我國強大的外國之間的矛盾是有重要意義的。

5.2.2****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評價

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評價在中國的思想界分歧不是很大，都認為他是抗日的。那麼是不是大家都認為他做得很好了呢？並不是。要不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知識青年從全國各地冒着風險奔赴延安呢？除了在策略上的一些失誤問題以外，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犯的最大錯誤是反共，用“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應對“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並在此方針指引下開展了一系列的溶共、滅共的行動。

皖南事變和抗日戰爭時期的一系列反共摩擦，都表明了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只要有機會，就想辦法消滅中共的軍事力量。這樣做的結果是：1、從軍事上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不利於整個抗日戰線；這不僅受到了國內民眾的反對，受到國民黨內抗日派的反對，而且也受到了在軍需物資和財政上支持其抗日的美國、英國和蘇聯政府的反對。2、這種在大敵當前時屠殺共同抗日的同盟者的做法，使其再一次在國內政治問題的處理上處於受到道德譴責的一方。所有這些，再加上蔣介石的軍隊在與日本軍隊交戰時很少打勝仗的虛弱的表現，使得國內許多有志於抗日的知識青年冒着風險大規模地投奔中共，極大地增強了中共的力量。這批人經過抗日戰爭的錘鍊，成為中共在以後的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國內建設中的骨幹力量。

如果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不反共，那麼中共也就得不到那麼多的抗日知識青年，中共在以後與國民黨的鬥爭中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有文化的骨幹力量，即使抗日戰爭後國共發生內戰，中共少了那麼多的有文化的骨幹力量，也很難快速取勝。

但是上面的“如果”並沒有發生，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想辦法消滅中共的軍事力量”是蔣介石的一貫想法。這可能不僅取決於他的地位，取決於他的個人性格，也取決於國民黨右派在北伐戰爭期間突然大規模屠殺自己的同盟軍（中共及其領導的工運農運人士）後擔心受到報復的心理。

5.2.3****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表現的評價

有一種説法，説“抗日戰爭不僅挽救了中共，還給了中共以發展的機會，中共正是在抗日戰爭中得到巨大的發展的”。這種説法描敍述了一個事實。對於這個描述，有些人竟然以此為根據推斷出日本鬼子與中共是站在一起的謬論。這是用不完整的事實和詭辯式的邏輯推斷出荒謬結論的典型。日本鬼子對中共是恨之入骨，遠遠超過對國民黨的仇恨；日本鬼子在侵華戰爭中屠殺了幾十萬中共黨員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中共能與日本鬼子為伍？詳細分析這個結論的荒謬之處，不是本文的任務，故在此不作深談。

但是，上面的描述中講的也確實是事實，中共也確實是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巨大發展的。那麼，中共是怎麼會在日本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機時獲得發展機會的呢？

常言道，機會只給予有勇氣和有準備的人。中共經過紅軍時代的根據地鬥爭和後來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在日本侵華戰爭發生時，已經有了一支具有比較充分的軍事鬥爭經驗和與強敵戰鬥的勇氣的隊伍，有了不主要依賴外援、而主要依靠根據地建設和軍事戰鬥的繳獲來維持生存和發展的經驗。中共的軍隊和地方幹部都特別能吃苦，特別能與最底層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帶領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鬥。因此中共能在國民黨軍隊敗走而被日本人佔領的地區打游擊，建立敵後根據地；使得日軍不僅難以從佔領區得到物資和人員補給去支援主戰場，而且還必須分出很大一部分兵力來維持佔領區。中共領導的軍隊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存在，削弱和遲滯了日本鬼子對主戰場的攻擊能力。

中共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成功，不僅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認可，而且也得到了國際上的主要反法西斯國家蘇聯、美國等國的認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抗日民主政權的廉潔、親民、吃苦耐勞、嚴格的紀律和不怕犧牲的勇氣，經過國內外各種宣傳途徑的報道，逐漸深入到全中國人民心中。而以上所説到的特別能吃苦、特別能與最底層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帶領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鬥等，都是國民黨及其軍隊所不具備或很少具備的，因此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雖然國民黨及其軍隊也想在日本佔領區建立敵後根據地，但是，至今為止，我沒有看到過一個成功的歷史記載。

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除了外界能夠認識到的“廉潔、親民、吃苦耐勞、嚴格的紀律和不怕犧牲的勇氣”等特點外，中共將其所總結出來的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發揮到極致。在統一戰線方面，中共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紅軍改名為國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和皖南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想方設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等。在武裝鬥爭方面，打贏了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等著名戰役，在華北配合國軍阻擊日軍，成功地抗擊了日偽軍對抗日敵後根據地的圍剿並逐漸擴大了根據地等。在黨的建設方面，進行了著名的延安整風，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整頓了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使其成為一支打不爛、摔不散、所向披靡的鐵軍。

前二項，一般人好理解；而真正參與過一支隊伍或一個企業從艱難到輝煌的管理過程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延安整風的偉大意義。可以説，經過了延安整風，中共和共軍這支以舊中國農民為主體組成的隊伍，才從精神上成為超越現今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支軍隊的現代化政黨、現代化軍隊。若干年後，當共軍勝利地完成解放上海的戰役後，1949年5月25日的早晨，下着小雨，上海市民們在槍聲平息後打開家門，驚奇地發現馬路兩邊潮濕的水泥地上，睡滿了身穿黃布軍裝的解放軍。幾萬勝利的軍隊不進入剛剛經浴血奮戰才勝利進入的地區的房屋裏宿營，而在街頭露宿，誰都是生平第一次見到。當這個場景照片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有人將其稱之為解放軍送給上海市民的“見面禮”；還有不少國外媒體在刊登這張照片時，將其稱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舉”，並以此斷言“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一支以中國舊社會的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在經過殘酷的流血犧牲的戰場後勝利進入繁華的大城市，在小雨天宿營，竟然不進民宅而露宿街頭，沒有嚴格的紀律和強大的遵守紀律的自覺性，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有如此嚴格的紀律和強大的遵守紀律的自覺性的軍隊，在一定條件下幾乎是無敵的。

6 抗日戰爭勝利後到新中國建國

6.1****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在日本的打擊和誘惑下沒有屈服，付出了血的代價，堅持抗戰，直到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個功績在中國歷史上誰也抹殺不了。但是在如何處理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的大局上，蔣介石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又一次大災難，而且從此退出了中國大陸的歷史舞台。

抗日戰爭勝利時，雖然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在日本佔領區建立了大片穩固的根據地，有了近100萬正規軍，但是，這些根據地主要在政治經濟不發達的北方農村，軍隊的武器裝備和供給很簡陋，俗稱“小米加步槍”。

抗日戰爭勝利時，除東北以外的主要城市和沒有被日本鬼子佔領的南方大片的農村，全部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手中。蔣介石還控制着近400萬正規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裝備了比當年日本軍隊還先進的美式武器裝備，俗稱“飛機加大炮”。 蔣介石控制的中央政府，得到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外交承認，能從國外得到各種援助。也就是説，當時蔣介石在硬實力上，有着壓倒性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老百姓有一種承認“控制中央政府”的力量為“國家正統”的觀念，也就是説除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外的地區（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居住的地區）的人心當時偏向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也就是説，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在總體軟實力上也佔有一定的優勢。

正因為有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上的上述差距，因此才有當年蔣介石所説的“只需要三個月，最多五個月，就可以解決中共問題”的設想，這個設想也是有事實依據的。那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為什麼會很快就失敗了呢？

首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的總體軟實力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很快就失去優勢。原因與其在抗日戰爭中導致大批知識青年投奔中共一樣，是其違背了當年全國人民“醫療抗日戰爭的創傷，團結起來，共同建設中國”的強烈意願，發動了反共內戰。經過抗日戰爭的殘酷的流血犧牲，全中國人民一致希望和平建國。蔣介石發動了反共內戰，當然在道德上就處於被全國人民譴責的地位，失去了軟實力上的優勢。

其次，蔣介石的軍隊雖然在人數、裝備上佔有優勢；但是在其他很難用具體數字描述的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如獻身精神、紀律、戰役和戰略掌控能力等方面，中共的軍隊佔有優勢。最後，蔣介石的軍隊失敗了。

在整個解放戰爭中，導致蔣介石的軍隊敗走大陸的分析文章很多，在此不詳細説了。在此想説一下，如果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不發動反共內戰，中國可能發生的情況。

如前所述，從總體上來看，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佔有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面的優勢，這是當年各派政治力量都看到的。經過抗日戰爭的殘酷的流血犧牲，全中國人民一致希望和平建國，因此促成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簽訂了以停止內戰、和平建國為宗旨的“雙十協定”。如果蔣介石能遵守“雙十協定”，就能保持其在軟實力上的優勢。並且，從現在各方面披露的史料來看，中共及其軍隊確實不想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再主動地挑戰國民黨的軍隊。共軍當年超乎尋常的犧牲精神和紀律，也是建立在被迫還擊、求生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共軍主動挑戰國民黨軍隊，這些能決定勝負的優勢很快會失去。蔣介石只要能遵守“雙十協定”，其軍事上仍能保持優勢。因此，如果當年蔣介石遵守了“雙十協定”，1946年後中國的政治版圖肯定會按“雙十協定”規定持續很多年，説不定至今為止，國民黨仍舊是中國大陸上的執政黨。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反共，幫助中共得到了以後成為其執政骨幹力量的大批有犧牲精神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反共，促成中共很快取得了中國大陸的政權。要不是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封鎖了台灣海峽（美國封鎖台灣海峽是在1950年7月，中共決定抗美援朝是在1950年10月），當年中共的軍隊早就解放台灣了。

6.2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當時非常珍惜在抗日戰爭中獲得的地盤和軍隊，非常清楚自己在總體實力上與蔣介石的差距，也非常清楚 “醫療抗日戰爭的創傷，團結起來，共同建設中國”是全國人民當時最大的政治願望。因此，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採取的爭取“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的基本方針，既是現實的，也是真心的。

中共當年這個基本方針，不僅順應了全國人民的願望，而且也是出於對自己各級部下利益的維護；因為誰都明白，用“小米加步槍”去主動挑戰“飛機加大炮”，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價的，如果不打仗就能保護在抗日戰爭取得和成果，那是最好的。因此，當年毛澤東要冒着生命危險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大計。據史料記載，毛澤東當年赴重慶談判，也是做好了在重慶被蔣介石扣押或被暗殺的思想準備的。毛澤東親自赴重慶談判這一行動，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並在全國人民直至世界各國面前表明了中共願意“避免內戰，和平建國”的誠意。前面説過，中國的老百姓有一種承認“控制中央政府”的力量為“國家正統”的觀念，這個觀念使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外的中國人更傾向於蔣介石一些，而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這一行動，則使全國人民至少把蔣介石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在心目中放到同等的地位，使得蔣介石為了發動反共內戰所進行的誣衊中共要打內戰的宣傳完全失效了。另外，由於中共當時所控制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並不是從一般老百姓認同的“中央政府”手中奪取的（如抗日戰爭前中共的紅軍在當年的“國統區”開闢的根據地），而是中共通過流血犧牲從被“中央政府”丟失給日本鬼子的領土中奪回的。這是一個重大的區別。抗戰以前，對於承認蔣介石為“國家正統”的那部分中國老百姓，當蔣介石把紅軍所佔領的根據地説成是“匪區”時，是有一定的認同的；而在抗日戰爭後，當蔣介石再把中共當時所控制的敵後抗日根據地説成是“匪區”， 這在承認蔣介石為“國家正統”的那部分中國老百姓中也通不過。能從日本鬼子的手中奪回被“中央政府”丟掉的中國領土，這應該是抗日英雄。中共的抗日英雄形象，再加上其領導人毛澤東為了避免內戰冒着生命危險親赴重慶談判的行動，使中共在全國各階層人民面前有了一個完全正面的形象，即使在國民黨右派中，也有許多人對毛澤東佩服不已。重慶談判結束，中共在全國人民中的正面形象，就完全超過了國民黨，可以説是如日中天。重慶談判後，中共按“雙十協定”中的承諾迅速撤出了幾塊原敵後抗日根據地；而蔣介石則是違反“雙十協定”的規定，先小規模後大規模地向“雙十協定”中規定應該由中共控制的區域發起武裝進攻。他當時的心思是，管他什麼規定，我在3到5個月內將你中共滅了，這時即使再有人説什麼“違反雙十協定”之類的話，還有什麼用呢？在蔣介石違反“雙十協定”的規定，向中共發起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後，中共當時的處境與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事變時有相似之處，就是當年共同抗日的盟友，憑藉強大於自己數倍的軍事實力，向自己舉起了屠刀；也有不同之處，從一般人來看，中共這時手中已經有了一支雖然弱於蔣介石，但是富有作戰經驗的軍隊，而最大的區別是中共的核心領導對於蔣介石這個背信棄義的行動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並且有着對整個戰略戰術的超出常人理解的掌控能力，有着從1927年以來在以弱抗強的鬥爭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的經驗。蔣介石完全低估了中共在這些方面的優勢，再加上中共是在被迫自衞前提下與蔣介石進行解放戰爭的，因此不到四年，在表面上有巨大優勢的蔣介石不得不敗退台灣；如果沒有美軍第七艦隊在1950年7月的干涉，毛澤東率領的解放軍早已解放台灣了。這場內戰（通稱解放戰爭）中蔣介石怎麼會在看來具有巨大優勢的條件下很快失敗的原因，已經有許多文章進行了分析，本文不再一一詳細説明，本文只着重説以下幾點。1、面對強敵，中共先是審時度勢，順應全國人民的意願，以有原則的退讓求和平，毛澤東冒着生命危險親自赴重慶談判和平建國，讓全國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共不願打內戰的和平誠意。如果蔣介石再發動內戰，就會激起中共所領導的軍民拼命還擊的決心，並在全國人民面前有了為了消除內戰禍根而徹底消滅蔣介石勢力的理由。後來，中共提出一批國民黨“戰犯”的理由也鑑於此；解放戰爭結束前夕，在中國除國民黨右派以外的幾乎全部的政治派別都站到中共一邊的重要原因，也鑑於此。2、延安整風的威力充分顯示出來了。延安整風將影響戰鬥力發揮的紀律鬆懈、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的掃除，使中共軍隊成為一支令行禁止、指哪打哪、不怕犧牲的鐵軍。3、中共的農村土地改革、善待俘虜和在俘虜中進行的階級教育，使得該場戰爭中後期共軍的兵源補充主要來自被俘的蔣介石的軍隊，這在中外戰爭史上是一個奇蹟。4、毛澤東的出神入化的戰略指揮和戰役掌控藝術。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北伐戰爭中，蔣介石的反共使中共被迫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反共和中共的英勇抗戰，使當年中國稀缺的知識青年大批加入中共，極大地充實了中共的隊伍；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的反共和中共不願戰、不怕戰和能打勝仗，使中共不僅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將中國國內除國民黨右派以外的幾乎全部的政治派別都團結到自己一邊，為建設新中國打下了非常好的政治基礎。

寫在本文後面的話：

最近看到報導，2021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公開提出“樹立正確黨史觀”的重要論述。回顧近年來我與一些朋友間對歷史問題的討論，感到習近平總書記這次的重要論述非常及時，能否正確地看待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對於目前團結一切熱愛中國的人們全身心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非常重要。

因此，作為一個關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黨外人士，我想將前段時間寫的《艱難的探索》（一）予以發表，以作為我對習近平總書記這次的重要論述的響應。該文是我寫的一篇名為《艱難的探索》長文的一部分；這是我總結了近年來與一些朋友間對歷史和相關的理論問題的討論中得到的一些感悟。

在《艱難的探索》（一）中間的一些看法，在總體上與中共的正統的宣傳輿論中的看法沒有太多的區別，只是視角有所不同，有些話是專門對那些受到反對中共的宣傳輿論所蠱惑的糊塗人説的，但願因此能幫助他們理清思路、看清形勢，投入到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鬥的偉大事業中去。

看着近年來中共在經濟建設、反腐、扶貧、抗擊疫情和思想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作為一個曾經跟着中共奮鬥過、至今仍然擁護中共的黨外人士，十分高興，對中共十分敬佩。我想將本文作為給今年中共建黨100週年的禮物，以表達我對中共的關心和敬意。

作者：匡建中  網絡名：一腔真誠    手機號：13806181887

説明：本文曾經於4月18日投出，後來被退回，理由是《涉文革》。我仔細看了一遍，這篇完全是講的解放前的事，其中沒有一丁點兒涉及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