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記憶 | 周恩來之“細”_風聞

作者簡介

劉一斌 1965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同年調外交部工作；先後在亞洲司、台灣事務辦公室任副處長、處長、參贊，曾在駐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美國休斯敦、安提瓜和巴布達、烏干達等使館、領館任二秘、副總領事、參贊、臨時代辦等職。

周恩來是新中國第一任總理兼外交部長。1958年陳毅副總理兼任外長後，周恩來仍然直接領導外交部。

我有幸長期在周恩來領導下的外交部工作。由於工作之便，我有機會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周恩來。他對黨和國家高度的責任感、崇高的人格魅力、超人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外交藝術、精細的工作風格，使我深受教育，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記憶。

◎ 1955年4月，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萬隆會議。會議結束後，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尼西亞。圖為周恩來在招待會上同印尼總統蘇加諾（右二）等人交談。圖源：《黨史博覽》

周恩來抓工作深入具體。重要的案子或情況，他不限於審閲報告，而往往“一竿子插到底”，把主管部長、司長、處長、科員召到他的辦公處，一起研究，當場敲定。

周恩來審批報告特別嚴格，不僅字斟句酌，還要逐一點上標點。他用毛筆批改，筆畫濃重，清晰可辨，避免辦案人員誤讀誤辨。我當時除參與文件草擬外，主要工作是追蹤文件流程，因此曾親眼看到的周恩來批件很多，現謹就周恩來的嚴謹細緻回憶幾例。

一

一則簡報

1965年國慶期間，印度尼西亞多個代表團、大量人員訪華。我被借調到國防部外事局接待印尼國防學會代表團。

此間，印尼發生“九三〇”事件，印尼代表團聞訊像炸了鍋一樣。國防學會是印尼時任總統蘇加諾的統戰組織，代表團裏軍、政官員，左、中、右人士都有。他們對事件的態度不同，反應不一，這使中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政治性、敏感性特別強。為慎重起見，代表團的大小事宜，幾乎都由我翻譯。

◎ 1959年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北京電報大樓視察

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團的一位陸軍上校從京西賓館去西單電報大樓，為在事件中被殺的6名印尼高級陸軍將領發唁電。上校先問北京至雅加達還有無電信聯絡，工作人員脱口便答：“有。”待其持電稿入內拍發時，營業員又迅速轉回如實説：“北京與雅加達已中斷電信聯絡。”上校以遺憾的表情和疑惑的目光看了營業員幾眼，悻悻地走了。

回賓館後，按常規，我把情況經過寫成簡報上交。3日凌晨3點，外事局李處長把我搖醒，讓我看一頁紙。矇矓中我一看是我寫的簡報，便粗略看了一下説：“沒錯。”

李處長鄭重地説，總理看了簡報，非常重視，指示查證落實後，要處分電信局的領導。我立即徹底清醒，細看了兩遍説：“情況就是這樣。”

李處長走後，我再也睡不着了，輾轉反側，揣摩總理為何對此小事如此重視。後來才明白，總理是擔心此事可能會引起對方誤會，以為工作人員前後説法不一，是中方藉故不願為其發唁電，表現了中國對“九三〇”事件的政治態度。周恩來對一件具體事務竟能考慮到如此微妙的細節。

一份電報

通常情況下，中國駐外使館每天發回的電報，國內主管人員和中央首長都會在第一時間看到，以便抓緊時間研辦。

印尼“九三〇”事件後的多日內，中國駐印尼使館發回的所有電報，以及中國駐其他國家使館有關該事件的重要來電，周恩來收到後都立即翻閲，親自起草覆電，發後再呈報毛澤東和中央外事組成員閲。之後，外交部的部領導才能看到來電和周恩來的覆電內容。司、處主管人員根本接觸不到。

幾年後，我在整理有關印尼檔案時發現，中國駐羅馬尼亞使館用絕密電報發回的當地各方人士對印尼“九三〇”事件的反應，周恩來在報頭上用重重的筆鋒批示：如此內容，為何用絕密報發？我思忖良久才意識到，周恩來是要求用更高密級的電報發，以免外泄中國政府對印尼“九三〇”事件的特殊關注度。周恩來高度的保密意識，無人企及。

一起抗議

1965年10月18日，外交部第一亞洲司組織全司人員到西山郊遊。當日上午，中國駐印尼使館商務參贊處遭到印尼右派軍人的肆意抄砸。他們無端懷疑中方商參處藏有援助印尼共產黨的武器。

我因出差剛回，疲憊不堪，沒有去郊遊。看到特急電報後，覺得情況嚴重，應緊急辦理，但與司領導聯繫不上，自己又不能處理，乾急而無奈。

郊遊人員回來後，得知發生重大事件，便連夜分頭起草處理方案和抗議照會。請示報告呈送周恩來審批後，已過午夜。按毛澤東的作息時間，他已入睡。周恩來覺得不便相擾，便把批件裝進信封，註明“等主席醒來，請立即呈批”，即刻送毛澤東處。

第二天毛澤東批准了抗議照會，雖於下午遞交出去，但已屬延誤一天。如此嚴重的外交事件，沒有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是嚴重失誤。對此，周恩來對外交部提出嚴肅批評，指出外交部缺乏戰備觀念。他還明確説，毛主席午夜12點休息，陳毅在戰爭年月養成早睡的習慣，夜裏有特急案件，就不要打擾他們了，他個人可以隨時叫醒。

他還強調，對印尼的第一次抗議，“屬第一槍、第一炮，必須經毛主席批准”。可見周恩來紀律的嚴明和對他人的細緻體貼。

周恩來批評後，主管副部長韓念龍每晚睡在辦公室的行軍牀上，司、處領導和全體主管人員輪流值守在辦公室，由此形成的外交部各司值夜班制度，保持了若干年。

二

一個名稱

1974年，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根據國際和東南亞形勢的發展變化，積極發展對華關係，在東盟國家中率先與中國建交。建交談判總體順利，包括馬共等馬方極為顧忌的問題，一應而解。最後，在“中國”一詞的外文名稱上，中方內部發生尖鋭分歧，建交協議無法簽署，拉扎克訪華的具體日期也定不下來。

馬來人和印尼人同文同種，過去兩國稱中國為Tiongkok （中國）。中國與印尼關係交惡後，印尼改稱中國為Chna（支那）。這是日本侵略印尼時對華人的蔑稱。印尼這樣稱中國顯然是出於侮辱性的，是不友好的行為。馬來西亞和印尼協議統一文字規範後，也稱中國為Chna，故其交中方的建交協議馬來文文本中，也使用了Chna。中方几經提出用Tiongkok為宜，馬方申明瞭種種為難情形。

◎ 周恩來總理

為顧全建交大局，外交部擬予以讓步，卻遭到一兄弟單位的堅決反對。他們據理力爭，一再強調事情的嚴肅性和負面影響，且牽扯到建交後兩國來往文書問題。兩個單位多次商討，文來信往，難達一致，不得不由外交部將兩種意見同時上報，由中央裁決。

當時，周恩來身患重病，入院進行手術治療，國務院日常工作由李先念副總理主持。李先念收到請示報告後批：“這個問題我不懂，請總理審批。”周恩來抱病在報告上批了長長的一段話，從中國在世界上的名稱的由來、演變，直到現在世界統稱中國為China的緣由，説得非常清楚。最後批示，建交協議中用China，建交後兩國來往文書的馬來文文本中，我方用Tiongkok，馬方用China。

中方將此意見發出去，對方欣然同意。兩國順利建交。周恩來僅在Chna中間加了個字母“i”，問題就迎刃而解。用China，世界通行，且符合英語是馬政府工作語言的實情。此事不僅顯示出周恩來的淵博知識，也顯示出他思維的靈活與縝密。

一個日期

印尼“九三〇”事件發生後，儘管新華社在雅加達設有分社，但中國國內媒體一律轉述外電消息，以示中國對事件的客觀立場。印尼右派媒體和軍人則大肆攻擊中國涉嫌支持事件，干涉印尼內政。剋制了近兩個月，中方起草了一份備忘錄，擺具體事實據理駁斥對方攻擊的讕言。

文中指出，印尼“九三〇”事件發生後，中國客觀瞭解事實真相，冷靜觀察事態發展，轉述世界各大通訊社的新聞報道事件，一直沒有傾向性立場，直到10月18日印尼軍人衝砸了中方商參處，中方才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提出強烈抗議。

◎ 周恩來總理在閲讀外文報紙

我們在草擬備忘錄時，錯把18日寫成20日，經逐級審批上報均未發現，最後還是被細心的周恩來發現了。他指出，第一次抗議照會的日期應是18日，不是20日，並讓外事秘書錢嘉東核查。

我當晚值夜班，接到錢嘉東的電話，急忙翻查了下資料，便肯定地回答：“沒有錯，是20日。”錢嘉東耐心地説：“總理記得是18日，你們再好好查對一下。”放下電話，我仔細查閲了照會批件和剪報資料，發現果然錯了。照會落款日期是18日，周恩來審批日期也是18日，第二天即19日遞出，20日見報。我們錯把見報日期當成了照會日期。

我趕緊打電話報告錢嘉東。這是一個嚴重錯誤，若不是周恩來把住關，對外定會造成不良影響。我非常內疚，此錯在我。在起草文件時，錯誤日期是我提供的。

第二天，全處開會，集體檢討，除對周恩來的高度責任感和驚人記憶力表示無比欽敬外，都表示今後要樹立極其負責的工作作風。周恩來日理萬機，竟然連一個日期都記得如此準確，使我終生為訓。

三

一個錯字

外交工作時間性很強。大多數上呈的報告和電報都是“急件” “特急件”，甚至“特急提前”。過去沒有電腦打字，所有文件均由文印處排字鉛印。實在來不及，就只有手抄，有時連謄清的時間都沒有，只好將手寫草稿上送。

有一次，我們上呈一份手書報告，其中把沒有簡化的“藏”字寫成了習以為常的簡體字，部、司領導均未發現。周恩來審批文件時發現了，便旁批了“倉頡造字”四字。

批件退回後，大家爭相傳看，紛紛讚歎總理批閲文件的仔細，也共同理解總理是藉以教育下屬認真運用規範化的簡化漢字。自此大家都稱周恩來是我們的“一字之師”，抄寫文件也格外用心，沒有把握時，就查閲字典或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的簡化漢字表，徹底杜絕了用字錯誤。

一個副詞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中國在外交工作中發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對案件的處理和交涉的用語都缺乏應有的節制。

在與印尼的照會戰中，中方照會的第一稿多由我起草。為了增強氣勢，且受“文革”氛圍的影響，我有時不免用些鬥爭性強烈的紅衞兵式的語言。司、處領導在審批修改時，把一些過激的詞句去掉，但儘量保留其中藴含的鋭氣。

一次，我在一份抗議照會中用了一句“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恩來審批時，把“惹”字改為“欺負”，成為“中國人民是不好欺負的”。一字之改，使語義境界和中國的形象大為提高。

◎ 周恩來總理

“不好惹”是當時典型的造反派語言，顯得強勢，比較解氣，痛快淋漓，但給人一種強悍、矯情甚至蠻橫的意味，用在政府對外文書中確屬不當。

後來，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還提到此事，強調對外交涉和抗議文書中，不要用“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這類話，還是用“中國人民是不好欺負的”比較好些，不要給人一種似乎中國人不講道理的感覺。

一個定語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後，中國與印尼關係驟然惡化，從高度熱絡跌到冰點。當時的印尼右派指使軍警和暴徒屢次衝砸中國駐印尼使領館，多次打傷中方人員，且愈演愈烈，不斷升級。

中方的抗議照會也越發越頻，抗議的等級和調子也越來越高，從抗議、強烈抗議、最強烈抗議直至最最最強烈抗議。以至於翻譯室的領導向我提出，三個“最”字連用，無法譯成外文，不可能連用三個“最”字。

◎ 為了維護祖國尊嚴，我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工作人員面對印度尼西亞右派軍隊和暴徒的瘋狂攻擊，站在旗杆下面，奮不顧身，堅決保衞國旗。

正當我們無計可施時，1966年4月15日印尼武裝軍警再次衝進中國駐印尼使館，開槍把中國使館護旗人員打成了重傷。

我們在起草照會時義憤填膺，但絞盡腦汁，想不出足以表達事件嚴重性和中方態度強硬性的詞語。無奈之下，還是連用了三個“最”字。周恩來審批時，改成向印尼提出“最緊急” “最強烈”的抗議。一個“最緊急”就使事件的嚴重性和中方立場的強硬程度凸顯出來。

周恩來之細，來自他對黨、國家和人民的無限忠誠，來自他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極端負責，來自他鞠躬盡瘁、無私忘我的高尚品格，來自他認真求實的工作作風。

印尼九·三〇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烏坦上校率領一批陸軍軍官，逮捕了6名軍方將領，強迫蘇加諾總統解散國會。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渾水摸魚，宣稱這是一次“共產主義政變”，迅速平息了政變，並竊取了國家最高權力。這就是印尼歷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蘇哈托宣讀了一份“命令書”，宣告“在軍方的擁戴下”出任印尼“代總統”。軍權在握的蘇哈托宣佈印尼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開始在全國進行“清共運動”。“清共”持續了3年之久，50萬名“左翼分子”被殺，60萬人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牢裏。

其間，印尼軍方曾誣稱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長老被華人所殺，挑撥大雅人對華人的仇視。報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許多華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雞血或狗血的紅色土碗。這就是大雅人復仇的記號，任何大雅人見到紅碗，都有責任將屋裏的人趕盡殺絕。

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把這段悲劇稱為“20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從此以後，印尼華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國名字，不準開辦華人學校，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