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印度模式優於中國模式”_風聞

本文轉自“thinker醒客閲讀”

近日，美國MIT教授黃亞生批駁李世默Ted演講的文章在網上流傳開來。黃亞生教授至今一直是中國模式堅定的批評者，為了更好地呈現雙方的觀點和論述，我們刊載本文以饗讀者。當然，因為是舊文，其中一些預測與數據有恍若隔世感，也請讀者自行判斷。

印度GDP與個人收入增長並不脱節

在2003年我和我當時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趕超中國”這一命題時，中國的媒體、學界和政界可以説對印度毫無興趣。中國人那時對印度的知識還停留在《大篷車》的水平。我記得我多次向中國幾個有名的商學院建議它們應該組織學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訪問，要重視這個國家，得到的反應經常是有禮貌的冷淡或者是熱情的拒絕。

但中印發展的討論這一兩年來變成了一個熱門題目。我想這裏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印度的經濟表現。在金融危機中，印度在經濟上基本沒有大規模的刺激措施。從財政的刺激上講，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輪政府經濟刺激是40億美元，另外還有減税政策。印度的第二輪政府經濟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還是減税。相比我們的4萬億，可以説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經宣佈結束經濟刺激措施，它完全獨立的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加息要防止通貨膨脹出現。

印度的GDP增長是7%，世行預測印度到2011年增長會加速到9%。在沒有政府大規模投入情況下，增長可以達到7%，説明這個國家的私營企業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經濟很明顯是靠私營企業，而且它的增長是靠內需（內需主要是家庭消費而不是投資，更不是政府投資）。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國家裏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小的國家。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漂亮數據下投資者和學者總是有一些疑問。印度的優點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點都擺在那，你可以盡收眼底。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的缺點坦然處之，當它公佈自己的成就時就不會有人去懷疑。我在MIT有一門中印比較的課，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當中國經濟增長時，對中國數據的不信任沒有太大關係，然而一旦中國經濟出現風波，那時我們就知道一個國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會有多麼重要。

第三個原因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多少福祉。中國的改革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福祉，減貧和農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個階段完成的。中國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講遠遠超過印度現在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那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蹟。第二個階段是從1993年以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重投資輕消費，重政府税收和企業盈利輕家庭和個人收入的道路。我認為印度體制的優勢是和自1993年以後“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相比越來越變得明顯。

“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別是個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環球時報》有一篇報道稱：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諮詢機構ECA國際在45個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人的工資增長將是最高的，公司預計年工資增長為12%，考慮到通貨膨脹，他們實際的工資增長是7%。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我國在工資方面與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為相當一部分工資不得不承擔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説，就是我們的工資不頂花，因為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我從來反對那種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長。對於富士康12跳的工人來講，你GDP再快外資再多外匯儲備再大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印度也有很多問題，但它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了它的GDP增長和個人收入總的來説是同步的。而在中國，據統計，勞動報酬在1983年佔中國GD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後一直停留在這個水平。這種GDP增長和個人收入脱節在印度是不會發生的。

我在這篇文章裏着重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被公認為是中國相對於印度的一個巨大優勢。但這個基礎設施的優勢是不是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很多中國的學者，官員和企業家都這樣認為。我很習慣我的少數派的地位———我認為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如果經濟發展來源於建設基礎設施的能力的話，那麼過去400年統治世界經濟的不應該是西方人而應該是埃及人和中國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國人可以建長城和挖運河，但這些建設基礎設施能力帶來了什麼經濟優勢？

第二個問題是印度的政治體制到底和它的經濟發展是什麼關係。國內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礙了它的經濟發展。我再一次不同意這種觀點。證據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好的。

鐵公雞經濟學

許多中國學者和官員相信，較之於印度，中國的巨大的優勢是它的基礎設施，特別是中國政府快速進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的能力。

我認為這種鐵公雞經濟學的觀點在10年前可能還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它則是最有害的經濟觀點之一，因為這種觀點從理論上支持了投資膨脹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舉措(比如強拆)。投資膨脹正在威脅着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與許多其他有害的經濟觀點一樣，這種觀點在事實層面上也是錯誤的。那種相信中國成功應歸功於基礎建投資和FDI的觀點，源自於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觀察。但是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寬到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圖景。在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十分有活力，人口加權後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於90年代。在80年代，中國幾乎沒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億美元，在當時中國總投資額中微不足道。儘管中印兩國的增長率在最近幾年已經趨近，但毫無疑問，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是遠超過印度的，也就是説在中國經濟表現最強勁的年代恰恰是中國依賴外資最少的年代。

在80年代，中國基礎設施其實是落後於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車裏程是140萬公里，而中國只有86.2萬公里，印度的鐵路交通也更為發達。在1975年，儘管面積比中國小，但是印度擁有6萬公里的鐵路，中國只有4.6萬公里。到了1995年，中國的鐵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個衡量鐵路系統“質量”的指標是電氣化鐵路的里程數，在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過中國的。1989年，印度電氣化鐵路為5345公里，中國只有1700公里。80年代中國在基建上的落後並沒有阻礙中國在那10年中取得遠遠超過印度的增長成績。

將中國的經濟成功歸結於FDI和基建投資是因果倒置。對中國經濟發展更符合事實的描述應該是這樣的：首先中國有了經濟增長，因為中國有了經濟增長，然後才有了後來的FDI和基建投資的增長。經濟增長是原因，FDI和基建設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現在，印度正在複製真實的中國奇蹟。一旦它的經濟在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運行一段時間，FDI就會進入這個國家，無論它的基建狀況是怎樣的不盡如人意。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源將被隨後用於提升基礎設施建設。現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I。其FDI流入已經從6年或7年前的60億美元增長到今天的300億美元。儘管沒有達到中國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設施也有很大提高。

像中印這樣的窮國必須非常明智地進行資本配置，我認為印度政府的投資重點應該是它的基礎教育和衞生服務，而不是修建機場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將增長率保持在6%到7%，它就會有足夠的資源為機場和高速公路建設進行自我融資。對於窮國來説，藉助未來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資源為代價高昂的基建融資，要遠遠比向廣大貧窮的老百姓徵税更為有效率和更公正。

上層建築決定論

請你猜猜哪一個是印度。

A國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美元，與此同時B國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A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714美元，而B國是650美元(所有引用的數字是以2000年美元為單位)。你可能會説B國是印度，A國是中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以平價購買力調整後的人均GDP計算，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中國一直在印度後面。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國不光超過了印度，並把印度遠遠甩在身後。威權模式似乎已經贏得了經濟競賽。

事實上，B國是印度，A國是巴基斯坦。在2007年，《經濟學人》雜誌將印度歸為全球54個“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而巴基斯坦則被列為全球55個威權國家之一。

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遠比許多中國學者和官員所想象的複雜。那些相信威權體制擁有經濟發展優勢的人經常以東亞奇蹟為例證。假設我告訴你，贏彩票的幾率是百分之百，您肯定會認為我在胡説八道。假設我告訴你，我達成了上述結論的證據來源於調查所有來領獎的人，你可能會覺得我是瘋子。

然而，“東亞奇蹟”的支持者經常犯這個瘋子的錯誤。他們只去挑選那些成功的東亞經濟體作為“東亞奇蹟”這一觀點的例證，而完全忽略了那些經濟上失敗的東亞經濟體。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方法論，其結論也必然是荒謬的。所謂“東亞經濟威權”論在中國相當流行，在印度也有很多人相信這個觀點。

每一個東亞威權體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個對應失敗的故事。台灣變得富裕而獨裁的緬甸沒有。韓國發展迅猛，而朝鮮停滯不前。新加坡的強人統治成功了，但是採取自由放任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視野越過東亞，可以看到在經濟發展上，一些民主政權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權失敗。對於威權政權也是這樣。這正是社會科學研究所揭示的：威權政體並不比民主政體在經濟上更成功。

許多中國人都喜歡把印度GDP的低增長歸咎於其民主制度。這種觀點除了證明自身政治體制的優越之外，根本就不屬實。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增長確實是極為緩慢的，平均增長率只有3%左右。這被學界稱為“印度式增長率”。但是在20世紀60和70年代，中國經濟並沒有起飛，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威權式的。很多人喜歡將經濟增長過分歸功於政治特徵，但經濟增不增長更多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的。在20世紀90年代印度開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經濟體制是模仿蘇聯模式的。“印度式增長率”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敗。許多采取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比如東德、朝鮮、羅馬尼亞，在經濟發展上都失敗了，它們沒有一個是民主政體。

與以前3%的增長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長為6%至7%，它仍然是一個民主政體。在當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幾乎沒有實施強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印度保持了6%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出台了也許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刺激計劃(較之於中國的GDP而言)。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對中國投資驅動型增長的可持續性抱有很深的懷疑態度，但是很少有人擔心印度增長的可持續性。

印度的政治體制沒有改變，而它的經濟體制改變了。在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開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並且鼓勵競爭。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印度的經濟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長率。

民主並未阻礙印度經濟發展

沒有證據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對其增長造成傷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儘管有很多缺陷，但較之於上個世紀60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體制更加自由、問責性更強，更加透明。很多中國人和西方觀察家忽略了下面這個事實，即“印度式增長”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體制最威權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領導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Fareed Zakaria所説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印度當時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實質。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選舉並且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她以鐵腕方式統治着國大黨。她多次推遲或者取消了國大黨的選舉。她也多次廢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力，實行中央集權。印度憲法第356條授權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態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運作。在1966年到1976年之間，甘地政府動用憲法第356條多達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動用這一權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體制最威權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經濟表現最差的年代。

據我瞭解，印度所有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經濟起飛的時代實施的。印度最早通過“知情權法案”是在泰米爾納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其它幾個邦是在2000年通過此類的法案。“知情權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資助的組織給人民更多的知情權，政府和政府部門必須有專門機構負責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國會通過了全國性的“知情權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經濟增長都是正相關的關係。中國很多學者認為印度的民主阻礙了其經濟發展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多年來印度政治體制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少數城市精英壟斷了政府決策過程。這是由於印度廣大的農村地區長期以來一直受封建制度的統治。民主制度現在也被引入印度農村地區。這個進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經濟起飛的時代實施的。1992年，印度通過修改憲法和推廣鄉村自治的方式推進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長老會”，即由五位高級種姓的村社長者組成一個鄉村自治性質的治理機構。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將極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質量，幫助印度克服腐敗。（觀察者網注：去年7月，透明國際公佈2013全球腐敗情況，印度成重災區。據悉，在印度“不行賄生活將異常艱難”。）

中印模式展望

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績主要是在看不見的制度領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它主要的不足恰恰又都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礎領域。如果我們分析問題僅僅用我們能看得到的信息來對一個問題下結論，那是一個極為錯誤的分析方法。在統計學裏這個叫變量遺漏偏差。但是，我們的官員、中國的和西方的學者在觀察印度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在犯同樣的錯誤。

和印度相比，我認為中國最大的優勢是我們的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增長不去投資教育和公共衞生而去建樓、建路，將教育和衞生提供的成本轉嫁給中國老百姓，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策。印度現在在大力地加強它的基礎教育投資，力爭補回它在“不自由”民主期間(20世紀50-80年代)犯下的忽視基礎教育的巨大錯誤。要趕上中國不容易，因為中國在這方面的優勢太強大了，但它正在做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