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人當上領導，對手的噩夢就開始了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發自貴州遵義

　　全國唯一沒有平原的省份。

　　地崎嶇，路遠知遙，羣山險，進退維谷。從廣州搭高鐵到貴州省會貴陽，到省邊界只需要三個小時，剩下的兩個多小時，都在直線距離不足300公里的路程上繞彎子。一山接一山，一洞攆一洞，好不容易見到一縷陽光，旋即立刻被黑黢黢的隧道吞噬。

　　坐汽車就更要命了。在有高速公路之前，從貴陽到東北部150公里外的遵義市足足要走五六個鐘頭，大半時間都在雲霧淵洞裏穿行。

　　連綿不絕的羣嶺，跌宕不息的川流，在黔北的山溝溝裏鑿出了一個遵義。

　　《尚書》雲“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古梁州城，秦漢置縣夜郎，遵義嵌在由黔入川的咽喉，北靠大婁山，南鄰烏江，南北向的川黔公路穿新城而過。

　　紅軍搶渡烏江 茶山關戰鬥遺址（圖源：遵義發佈）

　　如今，作為貴州的第二大城市，遵義市井飄蕩着延綿不絕的酒香，隨處可見穿着紅軍裝的學生、青年樂團或春遊隊伍。3月末已近晚春，夏的熱情在小城街巷裏流溢，遍地青石磚灑滿一層金燦燦的陽光。

　　80餘年前，在這樣一個視線逼仄的深山彈丸之地，不足4萬人數的紅軍，幾經殆滅後險境重生，並在十幾年後建立了一個新中國。

　　一股令人震撼的力量，嵌在這支隊伍裏。

　　也是在這裏，中國共產黨第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開始形成，黨成立以來第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軍事決策會議，隱秘地召開。

　　遵義會議舊址

　　如果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壯大，視為一條細流歷經千轉百折後成長為河海的過程，兩萬五千裏的長征，該算其中流勢最為湍急、險峻，同時也是締造最驚人奇蹟的一段。

　　從井岡山到瑞金，從湘江到婁山關，戎馬倥傯，易舵齊櫓，600餘次戰鬥，跨越 近百條江河，40餘座高山險峯，營以上幹部多達430餘人犧牲，平均年齡不到30歲。

　　而遵義會議，就像這段歷史湍流中的那個分水嶺。它解決的是當時最迫切的問題，但它的意義絕不僅限於此。

1

　　死路

　　“長征”並不是最初的叫法，中央紅軍撤出江西中央蘇區後，擬定向西部省份進軍的戰略路線，當時共產黨內部稱之為“西征”。

　　自1921年誕生後到 1935年遵義會議，其中短短14間，中國共產黨走馬燈似的換了6個最高領導人，年紀輕輕就備受磨礪的黨，來到一個腹背受敵的生死考驗節點。

　　紅一方面軍，從長征初期的10萬人，到湘江戰役後只剩得一半，再到遵義會議時僅剩下3萬多，最後到達陝北的只有區區8000人。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湘江血戰後，紅軍一直處於腹背受敵、舉步維艱的境況。長征初期，紅軍隊伍將大量糧食、衣被與武器隨身攜帶，還帶了不少笨重的機器設備，甚至還包括笤帚、擦機布、破工作服、爛手套等廢舊破爛。

　　電影《血戰湘江》劇照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曾如此描述此時的紅軍隊伍：“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運走機器，凡是能夠搬走的值錢的東西都裝在騾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怪的隊 伍。”

　　這支“奇怪的隊伍”負重不堪，面朝八方，何去何從？目的地的選擇，成為生死攸關的抉擇。按照出發時的計劃，紅軍應該沿湘桂邊境北上，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進一步壯大紅軍力量，開闢新的根據地。

　　這條線路的初衷沒有問題，但在湘江血戰後，紅軍的意圖已被國民黨知曉，後者佈下重兵，設置口袋，只待紅軍自投羅網。

　　時任軍事指導李德對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博古建議：堅持原路線，挺進湘江。

　　時年27歲的博古曾被稱為“黑麪木偶”，他形容消瘦，戴一副厚重的高度數眼鏡，看誰都隔着一層霧氣。對於湘江的“慘勝”，他也自感責任重大，痛心疾首，卻一籌莫展。

　　電影《血戰湘江》劇照

　　實際上，自長征開始至此，隨着作戰中的不斷失利，紅軍隊伍裏對錯誤指揮的不滿情緒一直在潛滋暗長，湘江戰役後達到了一個頂點。

　　大家對共產國際的質疑也已悄悄彌散開來了，但沒人説得上來，具體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

　　多年來，時局動盪不止，風雲變幻，中共高層組織也多次變化跌宕，彼時的共產國際，就相當於一個專斷的大家長。

　　據俄羅斯公佈的中國檔案資料，僅1923年至1927年間，聯共中央政治局就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了122次會議，作出共738個決定，包括領導人選的產生都必須經過共產國際決定或同意。

　　1928年拍攝的貴州遵義城區

　　不過，早在湘江戰役開始，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大功率電台就被破壞掉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絡線也斷掉了。這也正好給了黨和紅軍一個反思的契機：能不能靠我們自己？

　　因此，某種程度上，遵義會議的“獨立自主”是被逼出來的。

2

　　歧路

　　在國民黨政權名下的所有作戰隊伍裏，黔軍是有名的“雙槍”（煙槍、步槍）兵，軍力和裝備都是最薄弱的。

　　因此，“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為什麼一定要去鑽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

　　最強烈的聲音來自看上去最虛弱的人。彼時的毛澤東，正面臨着政治與身體的雙重冷遇處境。在江西瑞金時感染的嚴重的瘧疾折磨着他，甚至幾近喪命，同時還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

　　在多年後，毛澤東憤懣地回憶道 ：“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

　　“糞坑”指“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在1931年底相繼召開的贛南會議與寧都會議上，王明派去中央蘇區各革命根據地的“中央代表”，以這些罪名全盤否定了毛澤東。

　　電影《遵義會議》劇照

　　毛澤東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蘇區中央局代書記的職務。

　　“中央代表”裏有一個人站出來為毛澤東辯護。這個挺身而出的人是王稼祥。

　　1933年4月，王稼祥被國軍空襲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做完了8小時手術，彈片卻無法取出，只能在腹部插着管子，卧在擔架上前行。

　　彼時，毛澤東的瘧疾也還沒有痊癒，甚至越來越嚴重，他虛弱到同樣不得不坐上擔架。

　　長征開始後，行軍勞頓的張聞天偶爾也坐擔架休息，擔架統一了毛、王、張三人的前行步伐，在途中、宿營地或篝火旁，他們有了機會共同探討與分析這一兩年來發生在紅軍身上的一切，彼此的瞭解越來越深。

　　老話道“三人成眾”，也説“三人行，必有我師”，歷史上，三人往往可以達成一個微妙的組合，無論是力量還是理想，相互間都有了碰撞與支撐。

　　除了王明派出的“中央三人團”、遵義會議前形成的“擔架三人團”，長征前期還有一個“最高三人團”：負責戰略大轉移的李德、博古和周恩來。

　　長征前期負責戰略大轉移的“最高三人團：”李德（左）、博古（中）、周恩來（右）

　　與此同時，擔架上的王稼祥愈加感到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的不瞭解，與改變現狀的緊迫性。一天，他半躺着，艱難而堅定地對毛澤東説：“那個會，在遵義，一定要開，再不能拖下去了。”

　　1934年深冬，中央紅軍進入湖南通道縣境內，中央軍委就地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方向，史稱“通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有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毛澤東轉兵貴州的提議開始得到重視。當日晚上7點半，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髮出了西入貴州“萬萬火急”的電報。

　　每一步都是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重要鋪墊。一次迫在眉睫的軍事指揮權的洗牌，在沉寂許久的黑夜中正漸漸劃開一道曙光。

　　1935年1月6日，紅軍先頭部隊進入遵義城，1月7日，大部隊全面佔領遵義城，直到19日撤離，這短短的12天，改變了整個中共革命的進程。

3

　　隱路

　　紅花崗，老城子尹路，今民主路，從遵義火車站搭公交車，2元人民幣，就到了今天的遵義會址。

　　遵義會議會址現貌

　　為了確保機密性，整個遵義會議期間，本地居民無一人知曉，會議的有限記錄，也在後來長年累月的南征北戰中流失了。

　　會址的確認，也經過了多次推翻、考證，從最初確定的天主教堂，到斜對面的真跡。區區幾十米距離，卻尋找了好幾年時間。

　　1954年，遵義會議的與會者之一、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走進會館主樓一層側居室，見到自己與彭德懷當年住過的卧室裏的窄小單人牀，激動地慨嘆道：“就是這兒了！”

　　遵義會議的真實地址終於被確定下來—當年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宅邸。

　　遵義會議會議室裏並排懸掛着參加會議的8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

　　柏氏是當地有名的富商，其宅邸呈中西結合裝飾風格，主樓二樓就是遵義會議召開的地方，嚴格來説，那只是半個會議廳，與廊區連起來總面積不足27平方米，一張2米左右長、1米左右寬的木桌，環繞20張緊挨着的竹藤椅，陽光從貼着鵝黃色濾紙的窗外灑進來，將屋內的一切變成老照片的模樣。

　　黔地的冬天並不好過，陰冷潮濕深入骨髓，三天的會議，每天都開到深夜，每個夜晚都熱火朝天，充滿着滾燙的硝煙味。

　　當年會議召開之際，其實面臨着嚴峻限制。縱然暫時隔絕了共產國際的遠程指導，縱然博古、李德在紅軍隊伍裏的絕對權力也已動搖，但並不能直接質疑共產國際的領導。即便要批判李德與博古，也只能針對其個人行為，而不能觸碰他們的軍事與政治身份。

　　為又準又狠打出這個“擦邊球”做出率先示範的，是周恩來與張聞天。

　　1935年1月15日，會議第一天的主題是“檢閲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 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做報告的博古將失敗歸結為“敵強我弱”。

　　第二個做報告的周恩來卻認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周請求中央撤換他的職務，“由過去用正確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接替”。

　　周恩來身份的特殊性在於，他是長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團”之一，他主動攬下責任，就相當於連帶着李德、博古都有責任。

　　電影《遵義會議》劇照

　　會場的空氣立馬緊繃起來，緊接着，張聞天站起來，一口氣做了長達一小時的發言，如剝筍般，由淺入深、措辭激烈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了一系列嚴重錯誤，包括兵力分散、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犯逃跑主義錯誤、機械戰略方針作祟等。

　　整個過程博古沒有説一句話，但他的眼裏充滿了怒火。

　　這還只是個預熱，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與其質疑者經歷了幾輪關於戰術的辯論後，平時沉默寡言的行軍總司令朱德忽然站起來替毛澤東説話：“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他嚴肅而沉痛，目光冷冽：“誰對誰錯，歷史是最終的證人！”

　　據李德在回憶錄裏的描述，朱德等軍人的發言均措辭嚴厲，甚至很“粗暴”，以至李德的翻譯伍修權都不敢給他翻譯。

　　作家趙蔚則在作品《長征風雲》裏描述了當晚會議結束後博古寫下的一段感哽：“我是多傷慘，光陰猶如膽何日膽光轉，紅軍出青天 。”

　　從一場政治局臨時會議演變為擴大會議，靜悄悄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散了原“三人團”，毛澤東重回領導集體其軍事路線得到肯定。

　　電影《遵義會議》劇照

　　1936年6月，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恢復了通訊。而後直至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始終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但紅軍已經不需要一根指點江山的“枴杖”了。站在歷史的雲端反躬回首，毛澤東那句“我們真正認識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意味深長。

4

　　生路

　　重振旗鼓再出發，首先要解決的還是最迫切的生存問題。

　　自長征開始以來，紅軍飽經傷亡與嚴寒酷暑的考驗，抵達遵義後，精疲力竭的基層戰士們終於得到了一次真正的喘息機會。

　　遵義會議期間負責給團以上幹部授課的“紅軍大學”教員、我國架橋專家何滌宙在《遵義日記》裏寫如此描述：“這十天中沒有行軍的事，沒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一年零一個月的長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20世紀50年代的遵義新華路

　　據長征親歷者的記述，遵義會議期間，有的戰士連續幾日到飯館吃川黔菜，一些戰士在軍閥的豪宅中用上了電燈，也有的和學生們打起了籃球比賽。

　　當時的戰士們還並不知道，這 12天對於紅軍和共產黨意味着什麼。

　　終於，當“遵義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後，朱毛在中學操場台上演講，羣眾這才看清楚毛澤東的廬山真面目：“毛澤東原來是個白面書生！”有人認為朱毛一定是國民黨宣傳的那樣青面獠牙，這麼一想，甚至還有些小失望。

　　“遵義革命委員會”是長征途中首個縣級政權，這也象徵着，從這裏開始，革命的權力結構正經歷一次有序的重裝。

　　此前，後勤機關臃腫龐大，光運輸設備的就有5000多人，造成軍隊尾大不掉，行動困難，核心戰鬥隊變成掩護隊，作戰軍力損耗嚴重。

　　重新掌權的毛澤東決定“輕裝上陣”：捨棄“大搬家”的物資運輸方式，把從中央蘇區帶走的“罈罈罐罐”全部砸碎，用更靈活的“取之於敵”換取更靈活的戰略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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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的遵義

　　不過，貴州的一個特點在於大量少數民族聚居，紅軍意識到，在這方面，不能延續歷史的窠臼，在民族之間搞對立，包括到後來的滇、甘地區，紅軍所到之處，張貼標語、佈告，闡明黨的政策和紅軍紀律，以公買公賣或以物易物的方式“公平交易”。

　　當然，最重要的休整還是“修整”錯誤。“‘堅持真理，休整錯誤’是遵義會議最大的意義”，遵義會議紀念館退休副館長、著名遵義會議研究專家費侃如這樣説到。

　　廢止一條路線，重新建立一條新的路線，其正誤與得失，還得靠歷史的整體面貌來證明。正如當初朱德那句“歷史是最終的證人”。遵義會議之後，“走自己的路”被黨和軍隊一遍遍踐行，直到今天仍然給人深刻的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