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當前國外疫情可以報道,少加評論_風聞
天下不公-2021-05-04 00:37
引子
包括中國在內,所有國家都不願意看到疫情氾濫。各國文化不同,政體也不同,尤其是社會共識有差異。所以防控措施各有不同,“兩難選擇”也都存在。托馬斯·弗裏德曼很早就提醒世界:“在全球化時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樣生存(《世界是平的》)。”托馬斯·弗裏德曼的這個預言現在在世界衞生防疫界已經是普遍共識。問題是疾控專家的忠告如何得到國家治理者的重視。中國雖然較早出現疫情,但正是由於黨中央尊重專家的意見決策果斷。進而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有力舉措全面落實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早防疫的有力措施,在半年的時間內使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譚德塞和福奇一再推薦“中國經驗”也説明中國對新冠病毒的防控措施是很有效的。
面對疫情首先還是要有同情心
近來印度疫情來勢兇猛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對印度的求援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態度。對此國內媒體報道和評論很多。不管什麼原因(無論是政治或國家關係,以及文化和經濟因素),疫情首先是人類的共同大敵,病毒本身沒有階級性,也沒有國家關係和經濟意識,也沒有社會文化的辨識性。病毒本是隻是遵循其內在的傳播特性。所以,媒體從新聞操守而言可以報道疫情的狀況(這是必要的信息傳播),但是應少加評論,尤其是不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受眾。須知,內有哪個國家政治家喜歡病毒,更沒有那個國家人民可以接受病毒。在疫情當前,儘管有某些國家打着“美國優先”,歐盟爭搶疫苗的分配權,説到底也還是想遏制疫情的泛濫。起碼這也該算是“動物的本能”。動物還知道護家,人何以堪?我們只能説“只顧自己不考慮別人”的做法不好。而中國從一開始公佈疫情,和國際衞生組織及有關國家合作,並把疫苗作為世界公共產品,正是對這種“只顧自己不考慮別人”的正面回答。這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仁者愛人”的精神傳統。人是這樣,那麼對媒體而言也不可例外。動物還有合羣相護的本能,那麼人更不可缺失同情之心。
世界大同需要講仁心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一直有睦鄰、同情、互助和善待的基因,“温良恭儉讓”的社會品行在一些國家也得到尊重。即使在市井文化中,鄰居家裏有了難都會相助。我從來也沒看到社區鄉村裏鄰居有了難不去相助反而站在門外數落一番。印度不管什麼原因,至少現在面臨一場“天災”。至於有多少“人禍”,那應當由印度國家和人民去解析,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力相助而已。至少現在我們不應到去責問印度如何如何。媒體可以報道新聞事實,不要站“在門外總結”下結論。如何抗疫那是印度自己的事情,我們除了幫助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新聞機構不是都有“內參”嗎?記者即使發現問題也不必登報上電視,通過內參向職能部門發揮就可以了——新聞機構畢竟不能“包打天下”。
舉個例子:抗戰時期日軍侵佔上海、南京時,一些西方記者和傳教士參與了慈善救助難民工作。同時記錄了日軍的暴行。後來的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中,這些視頻和文字記錄都作為證據達到了法庭的採信。這就是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不管這些記者和傳教士的政治信仰如何,他們內在的仁心的確是存在的。東西方文化認的確有對撞,但仁愛之心卻是共有的內涵。
職系所在關乎國家形象
印度目前面臨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對此我國外交部和海關都在為支援印度抗疫採取了綠色通關措施。比如對印貨運航班達到幾十個,並且一直保持通暢。印度所需的抗疫物資國內企業也在加班趕製,爭取儘快送到印度。對此,很多國家也不例外——整個世界都在關注印度。所以有一點媒體需要注意:
1、新聞報道中的視頻和圖片要有選擇發佈,不是什麼場景都可以披露。比如,屍體的焚燒那是個人隱私,未經授權不得公開。我們的外交口從來就沒有發佈這樣的信息,也沒有什麼“結論性的文字”公開,新聞發佈會也很少提及這樣的事。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媒體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不加審視自己的新聞材料公之於眾。從換位思考來説,武漢疫情爆發時我們也不願意看到外媒不加約束地刊登疫情信息。
2、將心比心,誰都不想遇到災禍,更不願意他人指手畫腳。事情一碼歸一碼,“新聞聯想”要不得。國家自己的通盤考慮,媒體最好別擋蔣幹。最近土耳其就中國疫苗延期交貨一事略有想法,這不為過。既然雙方有協議,那我們就應該儘可能履約。去年歐洲疫情加重時對中國交貨的口罩頗有微詞,我們有人説“挑三揀四”,這就不對了。歐盟國家對醫療用品是有法規的,醫院如果使用不符合歐盟標準的口罩是要負責任的。中國的口罩國家標準當初並沒有得到歐盟的認可,所以供貨方説“參照歐盟標準”是不被認可的。這一點國務院也反覆強調:你採用什麼標準供貨,要事先向用户講清楚,如果“參照歐盟標準”被客户認定,那麼這才算你供貨的口罩是依法合規的。時後再説挑三揀四”顯然很不恰當。這有損國家形象。説你好不容易,説你不好幾個小時就傳開了。因此,包括媒體在內,每個公民都要隨時維護國家形象。
類似這樣的事情,《環球時報》胡總編的一些看法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