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國史不可作為絲綢之路的歷史地理背景_風聞
code2Real-有人就有江湖,有code就有bug2021-05-05 23:18
轉自生民無疆
絲綢之路是西方學者以中國特產絲綢命名,也就是説,學術界公認這條國際交通路線主要因為中國的絲綢而誕生。葛劍雄先生在《絲綢之路的歷史地理背景》(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微信公眾號2020年4月7日)説:
“原始的、狹義的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紀形成的從中國的古都洛陽、長安連接中亞今烏孜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的交通路線。那麼這條絲綢之路是誰開闢的呢?我們以前理所當然地認為,既然這條絲綢之路是從中國出發的,那當然是古代中國人開闢的。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提法,稱古代的各族各國人民共同開闢了絲綢之路。但歷史事實是,這‘古代各族各國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國或華夏各族的,也就是説,這條交通路線完全是由西方向東方開拓的,是歐洲及西亞、中亞的各族各國人民向中國開闢的。”
歸納葛先生的觀點,便是:①這條交通線上每一寸道路,只有位於外國土地上的,才是有效的“絲綢之路”。②中國人修築的道路再多、再長、再好,也不能(配)稱為絲綢之路。《漢書·西域傳》:
“漢興至於孝武,事徵四夷,廣威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漢武帝在沿路建設各種服務區(休息點、招待所),以確保朝廷派出的使臣的食宿;設置駐軍,以確保沿路安全。儘管如此,“這條交通路線完全是由西方向東方開拓的”。
為了證明“這條道路只能是由西向東開拓的,其動力和需求來自西亞、中亞,而不是東方的中原地區”,為了證明西方世界自古會修建道路和維護道路,擁有開闢絲綢之路的能力,葛先生首先推出了波斯帝國:
“公元前6世紀的波斯帝國已經擴展到帕米爾高原,給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語。公元前4世紀,來自希臘的亞歷山大建立的橫跨歐亞的帝國已經接近開伯爾山口,也是由西向東擴展的。他們在開拓的過程中都很重視築路,並有很強的修建道路和維護的能力,以波斯帝國為例,修建了從帝國的四個都城通向各地的驛道。在帝國的西部,有一條從古都蘇撒(Susa)直達小亞細亞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長達兩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設一驛站及商館,亦有旅舍供過往客商留宿。驛站特備快馬,專差傳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換騎,日夜兼程,整個路程七日到達。”
遺憾的是,這個“波斯帝國”是一個無法證明其存在的虛無縹緲的偽史。
一、時間偽史**:波斯帝國與天文歷算**
歷史歷史,有了曆法才能寫史。如果不知今日為何年,是不可能有“史”的。
眾所周知,這個世界上,唯有中國朝廷自古建立了修史制度,唯有中國朝廷設置了專職的史官,唯有中國擁有長達三千年的編年史,唯有中國擁有官方主持編制通行於全國的歷法。儘管如此,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史書往往是給出某年某月,並未記載確切的時間。例如,《漢書·景帝紀》: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九月,有星孛於西方。元年冬十月,詔曰……春正月,詔曰……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五月,令田半租。”
但是,“波斯帝國”歷史上的幾乎任何一件事情,都精確到了某一天。以《波斯帝國史》(【美】A.T.奧姆斯特德 著,李鐵匠、顧國梅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9月,下同)第108頁為例:
岡比西斯……他的衙不是在巴比倫,而是在北方的錫伯爾。在這裏,我們發現在公元前535年2月20日的一份文書中……王子宮廷的信使巴扎祖(Bazazu) ,公元前534年8月10日出現在錫伯爾。另一位信使潘阿舒爾盧穆爾(Pan-Ashur-Lumur) ,公元前532年3月或4月曾經充當證人……公元前530年3月3日,又是伊蒂馬爾都克巴拉圖將自己的1名奴隸送去給岡比西斯的奴隸石匠當學徒4年,以便學習全套的本事……公元前530年3月26日,在新年慶典活動的時候,岡比西斯再次“握住主的手”。
幾乎全部是雞零狗碎的事情,沒有一件重要的。
波斯帝國出土文獻中的一個個精確的“時間”,從何而來?
**記錄精確時間的前提,是擁有國家頒佈的歷法,記錄人知道當時是某年月日。**編制曆法的前提是擁有較為成熟的天文學和較高水平的數學。據説,巴比倫天文歷算非常發達,波斯帝國的相關知識來源於巴比倫。
先談巴比倫的幾何學水平。據希羅多德《歷史》,巴比倫人為了在首都建一座木板橋,竟然首先在幼發拉底河的上游挖一個16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為的是把河水引入人工湖,讓河道乾涸,便於施工。如此數學水平,如何能建立天文學?(參閲:專家説,巴比倫人精通幾何學,請看他們怎麼用的吧)
“巴比倫”的氣候
至於巴比倫的歷法,則是更加奇怪,他們竟然建立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和二十四節氣,這與當地氣候全然不符,而與中國氣候完全一致。顯然,西亞地區的天文歷算是子虛烏有的,更不可能存在曆法。(參閲:1.專家説,中國偷學了巴比倫天文學,請看西洋的歷法吧 2. 古埃及有天文曆法嗎?答案是:子虛烏有)
事實上,稍加推算便知,“儒略曆”是公元三世紀的產物(參閲:儒略曆,就是三國時魏國的景初歷)。西方所謂的“儒略曆”的誕生地“亞歷山大里亞”都是偽造的,因為1500年前,亞歷山大城一帶還是茫茫大海。
**可以肯定的説,三世紀以前,西方不可能存在曆法。**事實上,西方擁有曆法,是很晚近的事情(參閲:《20個英文單詞,透露出西方天文學的真實源頭》)。
沒有曆法而時間詳明的“波斯帝國”“史料”,必然是假的。
二、載體偽史:波斯帝國與泥版文書
記錄“波斯帝國”“史料”的載體,也是不可靠的。
“波斯帝國”的“史料”,全部來自“考古”,來自於發現的數以十萬計的“泥版文書”。《波斯帝國史》:
幸運的是,這樣的泥板文書已經大批大批地發現。當我們複製了所有被收集到的文獻(總數約50萬份),釋讀,分析了大多數已經發表的資料之後,我們就將擁有一部可以追溯到大約3000年之前的、古代近東一個重要時期的、完整的社會經濟歷史。這是一部超過人類有文字記載歷史一半時間的歷史著作。
所謂“泥版文書”之“泥版”,就是中國人用於建房的土坯磚,在表面刻上字,便成了“泥版文書”。
這樣的東西,完全不具備實用價值。
波斯帝國的書,是一塊又一塊的、沉重的泥巴塊?果真如此的話,波斯帝國的孩子們上學、放學時,背不背書包?
當今中國小學一年級的語文書,即便只是半本的內容,刻在波斯帝國的泥巴塊上,至少也有50塊吧?半本語文書,加上半本數學書,合在一起,怎麼也有100塊泥巴塊。一塊泥版文書,有一公斤重。100塊泥巴塊,便是100公斤。讓小學一年級的孩子,背上100塊土坯磚去上學?純屬謀殺行為,對不!
更何況,數以十萬計的土坯磚埋在地下,幾千年後挖出來,上面的文字依然完好無損?此事是真是假,稍具生活常識的都明白,完全沒有討論的必要(詳情參閲:子虛烏有的泥版文書,西方偽史既荒唐又搞笑)。
可以肯定地説,這些“波斯帝國”的“泥版文書”,都是偽造的。
偽造痕跡最為明顯的是,和中國歷朝歷代一樣,巴比倫和波斯的帝王都有自己的“紀年”,《波斯帝國史》:
繼位者為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內爾格勒沙撒(Nergal-shar-usur),他僅僅統治到公元前556年5月22日, 泥板文書就出現了其幼子拉巴希馬爾都克(Labashi-Marduk) 的年號。
最少在10月26日,書吏採用了新統治者“各國之王”的稱號紀年。這個官方的尊號屬於“即位之年”的剩餘部分,也是在位元年的一部分。
他(居魯士)在位元年的紀年文書,通常把“巴比倫王”的尊號置於“各國之王”之前。
一個連曆法都沒有的地方和時代,如何會有帝王的“年號”?
“波斯帝國”史,就是模仿中國史書,偽造西方歷史。
事實上,“波斯帝國”偽史遠不止是模仿中國帝王年號,凡是能想得到的,諸如行省制度、統一度量衡、坎兒井等等,當然包括葛先生所説的驛道,統統照搬。
由於西方沒有歷史積澱,當年偽造古埃及巴比倫、古希臘羅馬、波斯帝國的西方“專家”們,普遍缺乏天文地理、文物鑑定等各方面的常識,故而鬧出了醜態百出的歷史笑話。
三、地點偽史:波斯帝國與巴比倫城
“波斯帝國”是在“巴比倫”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首先是波斯人模仿楔形文字,創制了自己的文字,《波斯帝國史》:
儘管波斯人也創造了楔形符號用來書寫王室銘文,但這些字母從來就沒有用於其他方面。
接下來,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波斯帝國”的開國之君居魯士與巴比倫帝國結成了聯盟,《波斯帝國史》:
居魯士既然統一了波斯人,他就開始在其他大國中尋找反對米底的盟友。這個最近和最合邏輯的盟友,當然是巴比倫了……當尼布甲尼撒驅使工兵修建巨大的防禦工事體系,企圖使巴比倫固若金湯時,他懼怕的敵人就是自己的鄰國米底。
接着,“波斯帝國”擊敗巴比倫,全面吞併了巴比倫帝國,《波斯帝國史》:
公元前539年10月13日,古蒂烏姆總督戈布里亞斯和居魯士的軍隊未經戰鬥進入巴比倫城。此後,那波尼德回到巴比倫,成了俘虜。
接着,在高度先進繁榮的“巴比倫文明”的沐浴下,波斯帝國茁壯成長。
如,波斯帝國的商業文明,是繼承了巴比倫的商業文明,連商業文書的書寫格式都是沿用不變,《波斯帝國史》:
商業文書按照巴比倫的格式寫成。我們可以舉一個典型例子如下:“3月, 裏希基丁(Rishi-kidin) 收訖屬於烏馬努努(Ummanunu) 的10謝克爾銀子, 胡特拉拉(Hutrara) 之子胡班努加什(Huban-nugash) 製成文書。”這是一位私人銀行家發放個人貸款的標準文書。
又如,波斯帝國的政治文明,也是繼承了巴比倫的政治文明。波斯帝國建立的巴比倫行省,下屬的機構沿用巴比倫既有格局,官吏全部各就各位。《波斯帝國史》:
戈布里亞斯對待巴比倫城很友好。10月末,古蒂烏姆盾牌兵封鎖了埃薩吉拉所有大門。沒有一個人的武器放入埃薩吉拉或其他神廟。預定的宗教儀式也沒有遭到禁止。10月29日,居魯士本人進入巴比倫城。在他前進的道路上,鋪滿了樹枝。他正式宣佈賜予全城所有的人和平。戈布里亞斯被任命為新的巴比倫行省總督。他又任命了下屬官吏。行政公文告訴我們,原先的官吏一般保留了原職。
一切內容,都是有鼻子有眼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俱全,看似十分靠譜,幾乎由不得你不信。
而且,如此精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全部有出土的“泥版檔案”為證。這些“出土文物”,既是“史料”,也是“波斯帝國”存在過的“證據”。
當然,我們都知道,希羅多德、色諾芬等“希臘歷史學家”,曾親自到過這裏實地考察。
看似環環相扣的證據鏈,實際上統統屬於故事鏈,均經不起推敲。西方偽史,是一個紙糊的龐大體系,一捅即破。
如前所述,“波斯帝國”的時間,均系偽造。
巴比倫城這個地點,相關的人物、事件,同樣是子虛烏有的偽造。
按照希羅多德描述推算,巴比倫城的面積僅8.5平方公里。如此彈丸小城,竟然“擁有100個城門”,在城外建了100座護城河橋而只有一個木板橋連接兩城。最為荒唐的是在房頂、城牆種上參天大樹,建設 “巴比倫空中花園” (參閲:1. 巴比倫城不是世界七大奇蹟,而是極大的無知與荒唐 2.專家説,巴比倫人精通幾何學,請看他們怎麼用的吧)。如此等等,全是反科學、反常識的故事,人類歷史上不可能存在過。
巴比倫城有100個城門、100座護城河橋樑
巴比倫空中花園
事實上,根據程碧波《從舊地圖研究尼羅河出海口與兩河流域演化》,2000多年前,巴比倫一帶還是汪洋或者沼澤,根本不可能出現城市。
陸地之不存,巴比倫城焉附?
“居魯士本人進入巴比倫城”,與凱撒大帝進入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一樣,均為“水上漂”的偽史。
四、貨幣偽史:波斯帝國與西方銀幣
在“波斯帝國”偽史中,不僅照搬中國歷史上的郡縣制、流官制、度量衡制等,還根據中國史書,“統一了”波斯帝國的貨幣。
西方無史學傳統,西方偽史的創制者參照中國史書,拍腦袋想當然,甚至完全不識數,偽造了極其荒唐西方貨幣史。
在希臘偽史中,古希臘擁有的白銀數量,超過16世紀全球白銀數量的總和。(參閲:23、古希臘白銀多於16世紀全世界?專家們不識數啊?)
在古羅馬偽史中,古羅馬長期處於惡性“白銀通脹”之中,一斤白銀買不到一斤米麪。(參閲:古羅馬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費需要1220萬美元)
“波斯帝國”的貨幣史,就是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波斯帝國史》:
克羅伊斯的金幣、銀幣……證明了大流士自己的錢幣的起源。希臘城邦基齊庫斯、米蒂利尼和福西亞,繼續按照呂底亞的老傳統用天然金銀合金鑄造錢幣……129格令的大里克純度為23.25開,即成色為98%的黃金。至於銀幣的單位,大流士喜歡1/2斯泰特。對於謝克爾或西格洛斯,他保留了原先的重量83格令。它們也是經過重新提純的白銀,成色超過90%。更小的單位有:1/3、1/4、1/6和1/12。金幣按照“埃維亞”的標準。銀幣按照巴比倫塔蘭特計算,其重量等於78“埃維亞”明那。20西格洛斯等於1大里克。因此,白銀與黃金的比值是13.1:1。
波斯帝國使用金幣銀幣,是不是跟着希臘人學的?波斯帝國是否擁有如此的黃金白銀提純能力?這,我們姑且不管。
據希臘偽史,亞歷山大東征時,僅僅在波斯波利斯就獲得了數以百噸計的金銀;之後的塞琉古王國,從塞琉古王國中分裂出來的巴克特里亞王國,統統是以金銀為通用貨幣。
又據《波斯帝國史》,波斯帝國商業十分繁榮。據説,在考古發現的眾多泥版文書中,發現了大量的有關“銀行”、商業活動中金銀使用的文獻。
出現如此旺盛的金幣、銀幣需求,有兩個前提條件:其一,波斯帝國土地上,必須擁有規模巨大的金礦、銀礦;其二,波斯帝國政府必須擁有強大的鑄幣能力,以統一度量衡和外觀,源源不斷地鑄造錢幣,大規模地投放市場。
中國有靠譜的兩部史書《史記》和《漢書》。《史記》是司馬遷所著。中國第一個出使西域的張騫,與司馬遷同朝為官。《史記》中關於西域的記載,大量引用了張騫的文字。《漢書》乃班固、班昭兄妹的作品。關於西域,這兄妹倆擁有最可靠的信息渠道,因為,在西域工作了一輩子、大名鼎鼎的班超,就是班固的弟弟、班昭的哥哥。
《漢書·西域傳》(《史記》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市,爭分銖……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
依西方史,《漢書》所説的上述地方,起初屬於波斯帝國,後來屬於塞琉古王國,再後來屬於巴克特里亞王國。
《漢書》告訴我們兩點:
第一,在這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上,金銀從來就不是貨幣。漢朝使臣給當地人金銀之後,他們很是稀罕(沒見過或者很少見),便用金銀來做成器物。漢朝使臣交往的人,非富即貴。可見,即便是西域的王公貴族,也不把金銀作為貨幣。
第二,這裏不懂鑄造技術。漢人教會了他們鑄造鐵器、武器的技術。
無疑,在這裏,此前,金銀從來就不是貨幣。如果在幾百年的時間裏,金銀被法定的通用貨幣,貧窮的小農即便是沒有金銀,但一定知道金銀是貨幣。無疑,波斯帝國、塞琉古王國、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金幣銀幣云云,純屬偽史。
直到大月氏西遷之後,金銀才開始在西域成為貨幣,隨後出現了鑄幣。安息、大月氏兩國鑄有銀幣,正面為國王像,背面為王后像。《漢書·西域傳》:
安息國……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
大月氏國……民俗錢貨,與安息同。
但是,安息國、大月氏國是在西漢初期,才從中國甘肅西部遷徙過來的大月氏人創建的國家。
隨着漢朝建立統帥西域的都護府,中原文化持續西傳並同化西域上層社會,中原與西域的商貿交流持續加強,金銀的價值才逐漸被整個西域所認同。《後漢書·西域傳》:
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系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
但是,讓廣袤的西域普遍認可金銀,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
據晉法顯《佛國記》:
(中天竺)貨易則用貝齒。
直到東晉時,在“古印度文明”核心地區中天竺,依然以貝齒為貨幣,尚未進入金屬貨幣時代。
待到隋唐之時,金銀才開始變成公認的貨幣。唐玄奘告訴我們,西域的白銀,均來自於中國新疆焉耆的銀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
西域的銀錢,皆產自這裏
僅就銀幣的推廣使用而言,顯然是一個自東向西的過程,而不是相反。
我國史書中明確記載的西域“鑄幣”很多,有安息、大月氏、罽賓幣、波斯幣(指與隋唐同時的波斯王國,而非西史“波斯帝國”)等等,從未記載過什麼巴克特里亞幣、羅馬幣。
據説,這是希臘銀幣
值得欣慰的是,學術界承認,巴克特里亞幣不是鑄造的,而是由造幣工人一錘一錘地手工敲打出來的。既然不能鑄幣,那麼就不能實現標準化,所以,如今出土的希臘幣、羅馬幣,全是歪七扭八不成型、輕重大小不一樣。
我們不妨做如下設想:
如果真的存在過“波斯帝國貨幣”,以波斯帝國如此廣大的疆域和繁榮的工商業,波斯帝國是否應該有幾百萬名造幣工人?
如果“波斯帝國貨幣”是打製的,那麼,如何造出貨幣的正、反兩面的圖案?在打製正面圖案時,如何做到反面圖案不被破壞?即便是在當今世界,這仍是一個很具有挑戰性的手工技術。
**五、****軍事偽史:**波斯帝國與鑄造兵器
其實,西漢以前,在西方,不僅金銀從未成為貨幣,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金屬貨幣。
金屬貨幣的誕生,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擁有標準化的大批量製造的能力。
只有具備了快速製造出數十萬枚、數百萬枚一模一樣的貨幣的能力,才有可能誕生通用的金屬貨幣。也就是説,在沒有鑄造技術之前,西方不可能存在金幣、銀幣、銅幣。
我們繼續看這則史料,《漢書·西域傳》(《史記》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
西漢以前,西方不懂得鑄造技術,是漢朝人教會了他們。與之密切相關的,便是鑄造兵器問題。
在古代,鑄造技術,是地道的尖端科技。沒有先進的鑄造技術,便造不出好的兵器,更不可能大規模製造優質兵器。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千古名言,既源於陳湯萬丈英雄之氣,也依託於漢朝強大的軍事優勢,尤其是武器裝備技術的壓倒優勢。《漢書·陳湯傳》: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在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的消息傳到朝廷時,陳湯説:不用擔心,段會宗能夠對付他們;以前,五名胡兵才能頂一名漢兵,原因在於他的兵刃樸鈍,弓弩不利;儘管現在他們學到了我們的一些技術,但是,至少要三名胡兵才能頂一名漢兵。
我們單説弓箭,重點談箭。
在希臘偽史、羅馬偽史中,一再出現“弓箭兵”。
“波斯帝國”史中,弓箭更是家常便飯。《波斯帝國史》:
(蘇薩的檔案庫)其他文書提供了武器裝備的清單。其中有弓箭,少數是亞述式的。做弓用的弦、箭頭、做箭桿用的蘆葦、長矛、盾和護身的皮甲。
大流士也為其繼承者確定了錢幣的式樣。錢幣的正面是瘦長的、有絡腮鬍子的國王,作半側身、半蹲着姿態。他穿着國王的禮服,略微低下的頭上戴着戰爭王冠。他的右手握着槍,槍尖朝下,槍托靠在右肩上。他左肩挎着箭囊,左手握着一張名為“弓箭手的”張開的弓。
(不死軍)軍隊的核心由波斯本族人組成……他們的得名是因為他們的人數絕不允許少於1萬人以下。
波斯人組成的步兵(行省的軍隊)……一張長弓,箭囊中裝滿了紅色的箭矢……總共組成了6個兵團。
“波斯帝國”配備了弓箭的正規軍的人數,至少也有10萬人。關於這一點,有出土的“檔案”,有出土的“貨幣”,有具體的數據,還有現存的浮雕,可謂證據確鑿,顛撲不破。
弓箭與刀槍劍戟不一樣。
刀槍劍戟,每個士兵只要有一把,便可以作戰,即便是刀口捲了,也可以將就着廝殺下去。
箭,與當今的子彈、炮彈一樣,是消耗品,射出去便沒了。因此,必須準備了無以計數的箭,大軍才能開赴前線。因此,在《三國演義》中,有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波斯帝國”配備了弓箭的10萬軍人,假設和平年代的常規訓練,平均每人每年只消耗400支箭(一天只射一支),合計便是4000萬支。如果打起仗來,10萬軍人消耗的箭,那就沒法計算了。
因此,不具備大規模批量生產能力的國家,是不可能建立弓箭兵的。
箭的關鍵部位是箭頭,即箭鏃。它不僅要鋒利,而且要流線型以確保射的遠,還必須重量不變符合所有射手的習慣從而保證射的準。
如果這支箭重3兩,那支箭重半斤,即便是神箭手,也只能是亂彈琴了。
靠手工打造,來滿足弓箭兵的需求,無異於天荒夜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無法保障的。
弓箭成為部隊常規裝備的前提,是擁有先進的鑄造技術。
根據出土青銅器可知,最晚在商朝,我國便掌握了高度成熟的鑄造技術。根據《考工記》,最晚在西周,我國便建立了標準化的工業製造和管理制度。秦俑坑出土的實物證明,春秋戰國時期兵器生產已經系列化、規範化、標準化。數百件弩機的牙、拴、懸刀和其他部件,可以通用互換,輪廓誤差不超過1毫米。根據應用不同,銅箭鏃分為四種,同類型銅鏃的三個面的輪廓誤差不大於0.15毫米,鏃頭鋒刃採用流線型三維空間曲線,放大24倍後,與現代數控機牀生產的手槍彈頭輪廓線吻合。
西漢以前,西域不知鑄造為何物,便沒有批量生產箭鏃的能力。因此,西漢以前,西方的武器裝備中,不可能存在弓箭。
西方以為“證據”弓箭兵浮雕,恰恰證明了“波斯帝國”、古希臘羅馬史,均為偽史。
事實上,對此,西方人一直心裏發虛,所以,在西方偽史中,沒完沒了的出現的都是標槍手。
六、結論
“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云云,是西方虛構出來的一段偽史。它作為希臘偽史的一部分,其直接職能有二:證明希臘人擁有無窮智慧和無敵勇敢,為希臘人征服亞非、實現希臘化搭好舞台。
這段偽史屬於四無:一無時間基礎,二無地點基礎,三無經濟基礎,四無軍事基礎。因此,毫無存在的可能性。
其實,波斯人是大月氏西遷後與當地人融合而誕生的民族。據中國史書記載,大月氏人在中國西漢早期才抵達“伊朗高原”,在這裏建立國家。也就是説,西方偽史的“波斯帝國”時代,還沒有出現波斯人。
通俗地説,“波斯帝國”是八字沒一撇的偽史。
波斯波利斯之類的“波斯帝國”遺址及其出土文物,如果不是近一二百年偽造的,那麼,必然而且只能是漢朝以後的,即大月氏人抵達之後的產物。
我以為,很可能是南北朝時期興起,與隋唐交往密切的波斯王國的作品。只有波斯王國誕生後,這裏才擁有了成熟的冶鐵和鑄造技術,才擁有雕琢如此大型而精美石雕的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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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反對此文,當然可以;但是,我希望,不是簡單的意識形態的反對,更不是高高在上的自以為是,而是有理有據地反駁。
評論:
我是個軍事愛好者,我發歐州和西亞古史上,稍大一點的戰爭,比如所謂的十字軍東征,出動萬人以上的部隊,幾乎都沒有合理的後勤記錄,甚至連行軍路線的策劃,都充斥了玄幻色彩!聯想到清末民初到歐美留學軍事的中國人,都被禁止學習軍事動員學,將組織動員列為獨門秘技!可以推斷,白皮學會打萬人以上戰役,應該不早於十八世紀!由此可知白皮十八世紀前的歷史基本是傳奇故事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