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三次革命，中國將美國拉下能源霸主地位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1-05-05 21:57
來源：財經國家週刊
2020年12月底，浙江、湖南等多地突然公佈的限電通知，喚醒了中國人塵封已久的“限電”記憶。
説起“限電”，現在40歲以上的人應該還能清楚地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拉閘停電”對於廣大城市家庭來説，算是家常便飯。
那是中國能源形勢最嚴峻的時期，一邊是改革開放後，突飛猛進的工業、民生用電需求，另一邊卻是老舊落後的能源供應，能源缺口甚至高過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
為此，近30年來，中國分別在能源開採、發電設備、輸電網絡三個關鍵環節，掀起了三次“能源革命”。
而中國的能源產量，也在“革命”之中，從1980年的世界第八、美國的1/3，成為世界第一，美國的1.7倍（2019年數據）。
轉眼間30年過去了，中國人使用的家庭電器種類越來越豐富。從電燈、電冰箱，到空調、新能源汽車，用電量越來越高，但“限電”的困擾，卻在悄然間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
仔細想一想，你家裏有多長時間沒有停過電了？
30年來，在生產與生活用電爆炸式增長的同時，中國究竟是怎麼做到“不限電”，這一看似簡單，但實則宏偉的目標的？
今天就來看看，中國能源工業背後的那些困苦、汗水和傳奇……
（文章較長，請坐好小板凳，仔細感受中國能源的奮進歷程）
黑色的起始
1992年8月28日，星期五，是讓北京市供電局通訊員唐松寒，印象深刻的一天。
這天下午，唐松寒所在單位，接到華北電管局下達的緊急命令——因為電網負荷過載，電力供應不過來，北京需要“拉閘限電”。
一個小時後，北京1000多路電網，被唐松寒的同事們斷掉了765路，相當於總負荷的三成。
全市大停電之後，很快，供電局的電話鈴聲便如驟雨般襲來。
“喂！我們是回民醫院，我們要給危重病人手術，請求馬上供電。”
“叔叔，快給電吧，還等着看電視呢。”
熱線電話裏有人告急，有人詢問，當然還有不少抱怨。
這場史稱“8·28”的北京大停電，一直持續到了夜裏。
仲夏夜，停電時間長了，有人家冰箱裏的雪糕化了不説，連凍肉都餿了。
唐松寒下班回家後，還平白受到街坊鄰居們不少埋怨，人們紛紛質問他：“你還是供電局的呢，怎麼把自己家的閘也拉了啊？”
至於他親手帶來的這場停電，還造成了哪些事故，唐松寒後來才知道：
停電那一天，北京四大商場之一的“隆福大廈”，建店40年以來第一次被斷電，據估計一天營業額損失過百萬；
而玻璃五廠等電等不來，只能忍痛把溶液放掉……
因為停電造成的損失過大，唐松寒給《北京晚報》撰稿時，稱“8·28”這一天為“黑色星期五”，引發一場輿論風波。
▲《北京晚報》報道
為了減少“拉閘限電”的窘境，當時的北京也想出不少招數節約用電。
例如“錯峯用電”，將不同區域的企業職工公休時間錯開，週三崇文、週四宣武、週五西城。
居委會大媽們則每日巡視街道，提醒居民們隨手關燈。而要是誰家偷偷安裝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空調，那一定會被大媽們批評為“不顧大局”，有空調也不敢開。
30年前的用電困境，硬是逼着一代中國人，養成了“節約用電”的習慣。對比沒日沒夜開着空調、亮着燈的美國人，不禁讓人倍感辛酸。
不過，僅僅讓居民節約用電是不夠的。
當時的北京，還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工業城市，僅首鋼及其配套工廠，用電量就佔到了全北京的20%。工業用電更加重要，可是萬萬斷不得的。
據統計，為了保障工業用電，1992年這年，從1月到8月的244天裏，北京居民有184天是在拉閘限電中度過的。
作為重點城市的首都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用電環境就更差。
例如在四川，80年代普遍實行每週“停三保四”制度，但依舊保不住每週用電四天。江蘇則是“停二保五”，實際上也保不了五天。廣州必須以高價和外匯向香港買電，而且依然停電頻繁。
全國除西北、雲南、廣西外，所有工業發達的地區都嚴重缺電。
而在農村，很多農民甚至沒有“電力”這個概念，直到1989年，農村電力入户率也只有不到80%，有電的地方，一天也僅通電幾個小時，民用燃料短缺高達1/3。
為了解決用電問題，1985年至1992年，中國實行了數年“夏令時”制度——由交通部工程師竇莘元首倡，每年從4月中旬至9月中旬，時間調快一個小時，藉此督促民眾早睡早起，減少夜生活時間和用電量。
然而，夏令時卻在不習慣早睡的南方和西部地區，造成了不小的混亂。
例如在廣州，汽車司機們由於“晚睡早起”、疲勞駕駛，交通事故率上升3成。在中西部地區，學生們往往每天天不亮就要爬起來上學，而放學時太陽卻正是正午。
千方百計遏制電力消費，終究不是長久之策，也不利於經濟發展。解決中國的能源短缺問題，歸根結底要從提高能源供應下手。
而能源供應的第一站，則是燃料開採。
燃料開採：有水快流
中國的能源結構，用一句話就可以總結——“多煤、少油、缺氣”。
自從1877年唐山開灤煤礦投產以來，煤炭一直在我國能源結構中佔據着主導地位，最高佔比超過95%，至今仍有60%的比重。
新中國成立後，經歷了數輪“五年規劃”，中國煤炭生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從1949年的年產3000萬噸，上升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年產5億噸。
不過，相比於我國龐大的煤炭儲量，煤炭開採受制於落後的開採設備，增產潛力還遠遠沒有被激發出來。
1980年，中國煤礦機械化率只有33%。也就是説2/3的煤礦，是靠工人們徒手挖出來的。
為了儘快滿足我國的能源缺口，80年代中期，我國提出“大礦大開、小礦放開，不要細水長流、而要有水快流”的觀點。
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導下，國家與民間一起上，拉開了轟轟烈烈的煤礦體制改革：
1983年，煤炭部公佈了《關於積極支持羣眾辦礦的通知》，開始允許私人從事煤礦開採。
1985年，煤炭行業學習農村改革，實施投入產出總承包政策；1992年，又取消計劃外價格限制，顯露出市場經濟的本色。
1995年，煤礦試行現代化企業制度；1998年，國務院下放直屬煤炭企業，推進政企分開。
在一系列體制改革的加持下，煤炭企業生產動力大大增強。這一時期誕生的“五大露天煤礦”，就是體制改革的豐碩成果。
改革開放前，我國露天煤礦多是“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開採工藝基本為“剷車+鐵路”的組合，設備進口自蘇聯及東歐國家。
儘管露天煤礦開採成本低、效率高，但由於中蘇交惡後，煤礦設備更新困難，露天煤礦開發長期停滯。
直到改革開放後，我國用寶貴的外匯，再度引入美國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外國公司更加先進靈活的“剷車+卡車”設備，甚至與美國能源公司合作辦礦，露天煤礦事業才再度重啓。
1987年，作為中外合作的重點項目之一——平朔露天煤礦，拿着“中外合作001號營業執照”正式投產，並一舉摘得“世界最大露天煤礦”的桂冠。
結果投產不到4年，世界煤炭行情不好，平朔煤礦的美國管理方選擇退出。美國人走之前，破壞性地採掘煤層，使得整個煤礦項目面臨夭折。
但中國人並不服輸。
美國人撤攤後，國家將空出來的管理崗位，全部換上年輕大學生，結合着幾年間煤礦工人積累下來的經驗，硬是自己把煤礦撐了起來。
有了平朔煤礦的運營經驗，我國後續又自行設計了霍林河、伊敏河、元寶山、準格爾露天煤礦，他們與平朔煤礦一起，並稱為“五大露天煤礦”，每一座煤礦年產量均在1500萬噸以上，至今仍在我國煤礦業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大型採掘設備在內蒙古準格爾露天煤田黑岱溝礦區剝離土層。新華社記者張領/攝
除了國營大礦突飛猛進之外，體制改革，也讓民間小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有水快流”最火的時候，商店辦煤礦、學校辦煤礦、連農民也辦煤礦。一時間，全國煤礦數量最多達8萬多家。
在這些小煤窯的背後，財大氣粗的煤老闆們，正式登上歷史的舞台。
不可否認，在我國工業化的關鍵時期，特別是2001年入世之後，民營小煤礦為我國能源供應，做出了卓越貢獻。
從2001年至2012年，我國原煤年產量從不到15億噸，上漲至接近40億噸，其中民營煤礦產量佔到1/3，並支撐我國年發電量從1.5億千瓦時，上漲至5萬億千瓦時。
同一時期，煤炭價格也從每噸150元上漲至500元，與發電量漲幅驚人的一致，煤老闆們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然而，相比於國營大礦，民營小煤礦效率低、污染大、安全風險高的缺點也暴露了出來。小煤窯開採1噸煤，損耗資源是大礦的3倍，工人死亡率則是大礦的7倍。
特別是在隆冬時節，煤炭價格上漲，小煤窯為了利益超負荷運轉，導致礦難的現象更是屢禁不止。
例如在煤炭大省山西，2006年供暖季前後的一個月內，就發生了5起小煤窯礦難：
10月24日，太原市萬柏林區耙溝煤礦發生炸藥爆炸事故，11人死亡。
11月3日，呂梁市臨縣新民煤礦發生雷管爆炸事故，9人死亡；
11月7日，太原市冀家溝煤礦發生透水事故，造成10人死亡。
11月12日，晉中市靈石縣南山煤礦井下發生炸藥燃燒事故，34人死亡；
11月26日，臨汾市堯都區河底鄉蘆葦灘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24人死亡。
接連不斷的礦難新聞，讓政府和社會反思，“帶血的煤炭”是否符合社會的根本利益。
作為對“有水快流”的糾正，從2007年開始，國家推動煤炭企業“大並小”。從3萬噸、6萬噸再到9萬噸，逐步淘汰私人小煤窯。
2011年，山西年產30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全部被淘汰。
低效落後的小煤窯關停後，中國煤礦機械率提升至98%，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也從世紀初的每年六七千人，下降至去年的200餘人。
煤炭行業徹底告別了粗放式發展，進入平穩、規範的新時期。
發電設備：團結造機
有了煤炭等燃料，還需要發電廠將化學能轉化為電能，送入電網和千家萬户。
然而發電設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技術進步需要一點點積累。整個20世紀，在這一技術領域裏領先的國家，例如美、日、法、德，都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先驅者。
當時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發電領域，實現後來居上。
由於我國工業起步晚，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發電裝備技術，依然落後西方三四十年，成為能源供應的最大障礙。
1975年，中國“大幹快上”、自主研發的30萬KW發電機組，安裝在河南姚孟電廠——彼時，距離世界第一台30萬千瓦機組被研發出來，已經過去了20年。
然而，忽視客觀規律、強行研發出來的設備，可靠性極低。動不動就漏煤漏水、鍋爐爆管、葉片斷裂，完全無法發揮設計能力。
等到了改革開放時，中國最多使用的，還是10萬千瓦以下的機組，而當時的德國、法國已經能製造90萬千瓦、乃至130萬千瓦的設備，技術領先中國4到5代。
為了儘快滿足用電需求，擺脱“小馬拉大車”的尷尬局面，國內發電廠開始逐批引進西方先進的發電設備。
例如1978年、1985年，內蒙古元寶山電廠就先後從法國、瑞士進口30萬千瓦、60萬千瓦機組，用於向工業重鎮東北供電，開國內之先河。
然而，儘管花費了大量外匯進口外國機組，中國仍然不能掌握背後的製造技術。長此以往，寶貴的外匯消耗殆盡，不可持續。
對此，國家決定要將發電設備完全國產化，幹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情。
1978年底，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同時組織了兩批考察團。一批由部長周子健帶隊，考察德國、法國等6個歐洲國家，包括11個發電設備廠和5個高壓開關廠；另一批由副部長周建南帶隊，考察日本三菱、東芝、日立等公司。
▲1978年，一機部歐洲考察團參觀德國大眾工廠。
考察結束後，一機部聯合水電部，向國家計委提出，同時引進30萬千瓦、60萬千瓦兩代火電機組技術的方案，大膽實現“彎道超車”。
經過反覆論證、貨比三家，1980年，兩部門最終選擇引進美國西屋公司和美國燃燒工程公司的製造技術，電廠設計引入美國伊巴斯庫工程公司技術。1985年，又引進了日本日立公司的相關技術。
至於為什麼外國公司這麼放心大膽地將技術傳授給中方？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技術雖然先進，但還算不上頂尖。另一方面，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實現如此大步子的“跨越發展”。
歷史上，馬來西亞、土耳其等國家，曾向西方取過經，但充其量學了個皮毛，到頭來關鍵零部件仍然要從西方進口。
但是中國人不信這個邪。
“七五”、“八五”期間，經過研究所、電力設計院、規劃院、電廠的通力合作，和哈爾濱、上海、東方三大動力製造廠的國產化改造，兩代引進型發電機組，分別於1985年、1987年，在山東石橫電廠和安徽平圩電廠落地，首批國產化率平均在50%左右。
各部門密切配合、眾志成城，當時被業內稱為“團結造機”。
此後，國家又撥款1億多美元、配套投入30億人民幣，進行產業鏈改造，提高國產化率。等到生產第十套機組時，國產化率已經提升至90%以上。
到了90年代，我國已經具備了年產發電設備1000萬千瓦-1500萬千瓦的能力，進口設備數量開始減少。
也是在那個時候，高效、可靠的國產發電設備進駐全國各大電廠，“用電荒”的現象逐漸消失。
1995年冬天，北京居民徹底告別了“拉閘限電”的生活。這一年，我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億千瓦。
此後，中國發電裝機容量狂飆突進，從2億到3億用時5年，從3億到4億用時3年，從4億到5億用時2年……
2006年之後，中國發電裝機容量，平均每年增長1億千瓦。
同一時間，我國又研發出國產100萬千瓦發電機組，技術躋身世界第一梯隊。三大電氣公司製造的發電設備，甚至能遠銷東歐、拉美、東南亞，搶他們“西方老師”的市場份額。
2010年，中國打破美國保持110年、“世界第一發電大國”的記錄。
截至2017年末，中國電網裏運行的30萬千瓦、60萬千瓦、100萬千瓦機組分別有1100台、650台、120台。
這近2000台大型發電機，就是今天中國工業的心臟。
輸電網絡：全國一盤棋
中國的輸電技術，從誕生之日起，就註定要成為世界第一。
由於我國幅員遼闊，華北的火電、西部的水電、西北的風電和光電，距離東南沿海工業區，都有着上千公里的距離，因此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對於高電壓、大功率、長距離的電力傳輸網絡，有着如此高的渴望。
然而和發電技術一樣，我國的電網技術也是“先天不足”。
由於起步晚，改革開放前我國主流的220千伏輸電線路，晚了世界上第一條同級別線路31年；即使是當時國內較為先進的330千伏線路，也落後西方國家20年。
改革開放後，重工業新項目的上馬，使得中國對高級別輸電線路的需求，立刻急迫了起來。
例如1979年，為了解決武漢鋼鐵廠1.7米新軋機的用電穩定問題，河南平頂山至武昌之間，架起了中國第一條500千伏輸電線路。
然而，當時中國並沒有自主建造高壓線路的能力，這條線路上的變電設備、繼電保護和通信設備，都是從日本、法國等6個國家擇優進口的。
1984年，我國第一次嘗試自主建造500千伏輸電線路，從元寶山電廠經錦州、遼陽到達海城。結果國產設備質量問題不斷，電纜漏油、變壓器漏油，斷路器還發生過爆炸。
但這些挫折，並沒有阻止中國追求電網國產化的腳步。
1985年，中國全套引進瑞士BBC公司的電網技術，建設葛洲壩至上海500千伏直流電輸電工程。當時，為了滿足外方配套引進的要求，我們連建設上海電站的草皮都是進口的。
在BBC這套技術的基礎上，中國電力人開始了吭哧吭哧的國產化之路。
10年之後，這套技術的國產化率超過50%，20年之後，國產化率達到100%。
2005年，國家電網建設的西北-華中靈寶輸電工程，第一次實現完全自主設計、自主製造、自主建設管理。
接下來，中國的電力工程師們，開始向一個更高的目標攀登——特高壓。
21世紀初，中國提出發展特高壓的時候，正值全國電網互聯互通的特殊時期。
由於歷史原因，我國電網一直以省和七個跨省大區（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西北、南方、西南）為管理單位，各大區之間互不聯通。
但隨着東部省份用電需求日益高漲，將西部與東部地區通過高壓電網連接起來的計劃，被國家提上日程。
更重要的是，這張電網是一張“扶貧網”，西部省份通過向東部出售電力，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
從2001年東北-華北電網聯通，到2010年新疆-西北輸電線路建成，10年間，全國通過建設大區電網之間的超高壓、特高壓線路，基本實現了“全國一盤棋”。
中國特高壓項目紛紛上馬的時候，西方國家卻停止了探索。
當時西方業界普遍認為，特高壓項目佔地面積大、投資效益低，不適合西方增長停滯的電力市場，於是給了中國後來居上的機會。
通過在特高壓項目上積累的技術優勢，中國成為繼美、德、英、法、日之後，第六個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常任理事國。
中國特高壓標準隨後被推薦為國際標準，而相關設備也出口到巴西、印度等，同樣需要遠距離輸電的國家。
但對於中國來講，除了出口、佔領國際電力市場外，特高壓還是開啓下一場能源革命的“鑰匙”。
這場革命，將徹底改變中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中的地位和格局。
新能源：下一場革命
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後，西藏經濟快速發展，用電缺口擴大。如何解決西藏用電難題，擺在了中央領導們的面前。
當時，西藏電力主要以水電為主，但水電波動大，枯水期時西藏嚴重缺電，需要外部電力輸入。
為此，以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為首的一批專家，建議從青海拉一條高壓輸電線路到拉薩，將原本封閉的西藏電網，同全國連接起來。
但張國寶的建議，遭到了一些專家的反對。他們認為在青藏高原建設電網，十分浪費，不如在當地建設燃油發電廠更加省事。
最終出於長遠考慮，發改委和國家電網還是力排眾議，決定在西藏建設高壓電網。
2011年，國家建成青海-西藏輸電線路；2015年、2018年，國家又建設了川藏、藏中輸電線路。
▲2020年11月29日在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拍攝的阿里與藏中電網聯網工程的輸電鐵塔。圖/新華社發
當初國家投資西藏電網，普遍被視為扶貧之舉，但隨着新能源時代的到來，西藏巨大的新能源開發潛力，逐漸被世人所知。
例如西藏境內大江大河密佈，非常適合水力發電。全國待開發水力資源一半以上，集中在西藏雅魯藏布江、金沙江、怒江等河流。
同時，青藏高原又是全世界陽光最充足的區域，光伏發電效率是西北戈壁的1.5倍、東南沿海的2倍。
隨着西藏新能源項目的大力建設，2015年，西藏開始向外部輸送電力，完成了從“輸入”到“輸出”、從“扶貧”到“反哺”的角色扭轉。
長遠來看，隨着中國做出“2030年碳達峯、2060年碳中和”的承諾，過去佔能源主導地位的煤炭，勢必將逐漸退出歷史的舞台。
而擁有巨大潛力的西藏，將攜着中國最先進的新能源發電及特高壓技術走上台前，甚至有望成為新能源時代的“中國沙特”，一舉改變幾十年來落後的局面。
站在更宏觀的角度，像建設西藏電網這樣，中國在電力領域高瞻遠矚的佈局，還有很多。
例如2004年，德國在世界範圍內率先拉開新能源電力補貼的序幕。受補貼政策的刺激，2010年德國光伏產業比重，一度佔到世界的40%。
看到德國新能源政策取得成功後，我國很快也在2006年施行可再生能源法，推出適合國情的新能源補貼政策。
這一次，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幾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由於沒有先天劣勢，勤奮刻苦的中國工程師們，一舉擊敗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今天，中國光伏企業霸佔了海外市場的半壁江山，風電企業也佔據全球份額的1/3。
過去30年，中國在能源領域一直落後、學習、追趕，直到與先進國家齊頭並進。
而在下一個30年中，中國將傲立潮頭，成為新能源革命中的頭號強國！
後記
如今已經退休的唐松寒還記得，1995年北京電網經過系統改造後，“拉閘限電”徹底成為歷史。
1996年，北京市區供電可靠率提高到99.841％，也就是説一年當中，平均有13.92小時不能用電。
不過對比當時的發達國家，年平均停電只有5分鐘到半小時，我國還有很大的差距。
在此後幾年裏，電力公司經常有計劃的停電，對仍不成熟的電網和發電設備進行檢修。
作為通訊員，唐松寒負責根據供電公司的停電計劃表，提前一個星期向《北京晚報》等媒體發送預告，給老百姓們留出充足的準備時間。
6年間，唐松寒共刊發了數千條停電預告，無一差錯。
2003年以後，隨着北京電力供應和電網管理水平的提高，“停電”預告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2020年，根據國家能源局的數據，北京居民年平均停電時間只有27分鐘，可以自豪地比肩倫敦、巴黎等國際大都市，更是全面超越美國。
今天，當我們享受着不間斷的空調和網絡時，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不停電”這個逐漸被人們習慣的現象背後，是充足的能源供應、強大的發電機能和穩定的電網調度。
這是中國趕超世界的工業實力所帶來的好處，更是30年來，一代人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向他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