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發教授發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探討》論文_風聞

宋才發教授發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探討》論文

    北京5月6日電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秩序大轉型，維護人的生命安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根本前提，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基本底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辯證。必須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國際法變革，國際法律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國際法律共同體是維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方式，必須以推進聯合國改革為契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提供法治保障。中國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以特色大國外交推動國際格局新構建，為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發揮表率作用，為推動世界社會主義新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向世界展示一個文明開放包容的中國。

    由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主管主辦的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擴展期刊、人大“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中國科技論文在線優秀期刊、華東地區優秀期刊《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開闢“政治•法治”專欄，首篇發表宋才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探討》論文。《山東行政學院學報》主編宋協娜，副主編李學迎、欒曉峯，本文責任編輯劉寧。

（宋才發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民委首屆有突出貢獻專家，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探討

宋才發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就高瞻遠矚地闡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從而使得“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僅壯大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而且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巨大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東西方兩大陣營”力量的對比。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和維護國際關係準則，極力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推動人類和平與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中華民族和全人類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點上，中國政府不僅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且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式積極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2018年3月“人類命運共同體”成功地載入“憲法修正案”。2019年10月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前進征程上，我們要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繼續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理念，揭示了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命運休慼相關、福禍一體、生死與共的密切關係，得到了各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中國政府和人民將竭盡全力推動全球治理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旗幟鮮明地反對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遺餘力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力量、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向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秩序大轉型

    人類社會從來就是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鬥爭、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本質上是一個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霸權主義體系。這個霸權主義體系存在着諸多不科學、不合理、不公正的弊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連做夢都在企圖顛覆其他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美國政府對華遏制政策更加赤裸裸的白熱化和公開化。但是以“英國脱歐事件”為標誌和導火索，從嚴密的西方國家體系內部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也給國際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可以説當今世界大變局的深度、廣度和劇烈程度均為“百年所未有”。然而在國際大潮面前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關係行為主體正在由原來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統天下”，朝國家與非國家行為主體共同參與的方向轉變。世界格局的演變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秩序正在逐漸轉型，這種轉型並不是顛覆國際關係運行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則。譬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一直主張通過國際關係調整和國際法體系改革，堅定地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並且促使當下的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和效法“以和為貴”“和而不同”“以和邦國”的理念，和平理念已經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和中國人民的基因裏。因而在中華民族的血脈和中國人民的基因裏，從來就沒有過侵略他國和稱霸世界的圖謀意念。即使中國今後真正地強大起來了，也永遠不會稱霸世界，這正是中國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歷史根據和文化根基。反過來説也一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不僅豐富完善了“天下為公”的世界觀，而且深化發展了“和而不同”的文明觀，這種先進思想理念牢牢地佔據了世界道義的制高點。自從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功，以鐵的事實宣告了西方國家“歷史終結論”的徹底破產，打破了世界傳統的資源和權力壟斷，正在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開始分享“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導權”，世界範圍觀念、國際制度體系呈現出多元格局。這種國際權力分散的趨勢和現實狀況，表明世界秩序正在由“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向共治多極世界轉變，正在推動國際政治、國際關係朝着多元化、多層次的結構轉型。隨着全球範圍內互動和融合愈來愈深化的大趨勢，世界正在“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慼相關的命運共同體。”世界各國開放包容、多元互鑑，反映了人類文明和平發展的大趨向，已經成為當今國際關係調節的主基調。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習俗，有多種多樣的生存樣態。因而“包容”是“文明互鑑”的前提和基礎，不同文明之間只有彼此交流互鑑，方能增強自身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任何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民族和國家，即使物質財富再文明發達、富可敵國，一旦失去理性就會變得自私、偏執和自大，就會窮兵黷武、踐踏國際法律，最終將因喪失“包容性”而失去人性和理智，被人類社會淘汰而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二）維護人的生命安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根本前提

    進入21世紀以來，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在一起，使得人類社會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機，安全問題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拓展開來。世界上相繼發生“埃博拉病毒”、“SARS冠狀病毒”和“新型冠狀病毒”等流行性病毒，國際金融危機和國際恐怖事件多次發生，人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成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渴求。從而使得世界各國越來越安危與共，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上去，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嚴峻挑戰，攜手合作成為人類應對各種危機的一種必然選擇。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鋪天蓋地撲面而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第一位的天職就是保護和拯救人的生命。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波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嚴重地威脅着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疫情已經無情地奪走數以百萬計人的寶貴生命，致使全球社會治理危機風險急劇上升，世界經濟下行風險不斷加劇，世界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陡然增多。這次世界性的病毒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一些短板，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感受到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嚴峻性，深刻認識到過去那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無法解決當下的現實危機。當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成為最基本渴求的時候，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化危為機，加快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完善。在這場涉及人類健康福祉、世界發展繁榮的疫情防控鬥爭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是人間正道。各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表現出難得的空前團結，人類社會第一次真正地成為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20國集團、東盟和中日韓等多邊主義組織，在人類面臨的共同疫情面前攜手合作，在疫情信息共享、協調各國抗疫行動、援助衞生體系薄弱國家和地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譬如，2020年3月召開的“20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峯會”、4月舉行的“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5月召開的“第73屆世界衞生大會視頻會議”、6月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頻會議”等，表明國際社會凝聚共識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和決心，協商對話的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社會共識，中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深入人心。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共享經濟全球化發展成果、過上美好幸福生活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共同應對疫情挑戰的“中國主張”“中國方案”，這個主張和方案已被載入聯合國法律文件之中。在應對這場重大傳染病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加強同國際衞生組織合作，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都強調人類共同利益和責任，國際社會出現了難得的命運與共意識並凸顯國際組織加強合作，產生了難得的以理性消除偏見、共同抗疫、維護人類共同家園的和諧格局。

（三）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基本底線

    貧困是人權和人類發展最根本的障礙，唯有發展權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生生不息的發展動力。所以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類社會首要的和基本的人權，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對於絕對貧困羣體來説，如果不能解決他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條件問題，其他任何形式的人權對於他們來説都是無實質性意義的事情。之所以説發展權是貧困羣體極為重要的人權之一，因為發展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永恆主題，只有發展才能消除衝突根源、保障貧困羣體的基本權利、滿足他們基本生存願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維護人的生存權、發展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底線。“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來的基本原理，它首先是指“勞動者能力”的全面發展，然後才有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要求作為社會活動主體的“人”，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能夠生存下去，其次是能夠獲得“自由而個性地”發展。即是説在“充分自由與高度統一”的“人的共同體”裏，每個主體的活動都能夠發揮其“獨特個性”和“潛在能力”，最終成為馬克思所説的“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人類貧困羣體陷入絕對貧困的終極根源，並不是簡單的經濟利益、物質水平上的貧困化，它實質上涉及到“基本權利缺失”“基本權利貧困”的深層次問題。聯合國18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公約》，明確地規定“生存權”的核心內容就是：貧困羣體免受飢餓與貧困的權利；社會救濟權；發展權；防衞非法暴力權；和平權；環境權；獲得人道主義援助權；等等。人人有飯吃、有衣穿，這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它必然成為一切人權的現實基礎。生存權既是一項個體權利，又是一項集體權利。生存權存在的基礎和根本保障是國家獨立，只有國家獨立才能使得生存權、發展權獲得最大的保障。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通過了有關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的《發展權利宣言》。這個宣言明確指出，發展權利是所有國家公民的一項聖神的、不可剝奪的人權。“發展機會均等是一切國家和組成國家的公民的一項特有的權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發展權的前提和基礎是公民普遍的生存權。生存權和發展權既是公民個人的基本人權，也是公民所在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共同人權。對於任何一個享有主權獨立、完整的國家來説，國家主權就是公民個人人權的法治保障，個人人權只有在國家主權得到維護的前提下才得以全面實現。”各國人民有權選擇和決定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消除一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外國侵略者對國家領土和國家發展的威脅。在2017年2月10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上，首次把中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入了聯合國決議。在隨後的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阿富汗決議”中，聯合國安理會突出強調要本着合作共贏的原則，維護地區安全、穩定與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又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糧食權”兩個重要決議，把“人類命運共同體”首次載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可以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聯合國人權保障等理念是高度契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同《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精髓也是完全一致的。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大成的《論語》所載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警句，就曾被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推崇為“最純粹的道德準則”，成為世界公認的“倫理金律”以及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黃金法則”。它不僅作為座右銘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大廳的牆壁上，而且在18世紀末就被載入法國的《人權宣言》。國際上少數霸權主義者鼓吹“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論調，這是在踐踏《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原則，是明目張膽地以國家霸權侵犯他國的主權和人權。因此，反對以任何幌子抑或藉口干涉別國內政，反對在任何國際場合“把人權問題政治化”抑或“搞雙重標準”，這是21世紀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正義呼聲，國際社會理應尊重各國人民和政府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的權利。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辯證

    當下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內涵的理解和闡釋，歸納起來有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1）“完成修繕論”。這種觀點認為自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開闢以來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持這種觀點的人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等同起來，誤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進行細枝末節的補充和完善”的過程，這是一種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內涵做誤讀闡釋的觀點。（2）“可能建設論”。這種觀點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説到底就是一種基於“可能性”之上的持續建設過程，要害是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築在單向度、可能性的基點上，因而這是一種把歷史可能性與歷史必然性隔離開來的錯誤觀點。（3）“否定—肯定轉化論”。這種觀點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視為以“否定”的形式開始，然後逐漸向“肯定”的應然狀態轉化的過程，其錯誤在於從本質上否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一體兩面”的辯證揚棄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有現實基礎，有其生成的歷史可能，也有其降臨的必然趨勢；既有積極性的一面，也有消極性的一面；既是過程，也是目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指出，人類社會“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任何一種世界秩序體系要想行穩致遠，就必須保證這種世界秩序體系的運行是公平正義的。然而長久以來，世界秩序體系並非是公平正義的。國際社會通行的法則是“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對國際組織的操縱和“遊戲規則”的制定，基本上都是由“強權政治”決定的。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資本剝削史，最終使世界形成了“支配—依附”的國際發展格局。中國政府不僅首創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且在承襲聯合國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主張。中國政府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另行建立一套國際秩序，而是要在現實基礎上推動國際機構改革、完善現行國際秩序，促使世界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因此，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應當理解為：“建基於全球化的時代特徵及其物質文化基礎之上，在歷史發展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趨勢的合力推進下，以‘否定—肯定—否定’的形式呈現出來的辯證發展過程，它是實現馬克思‘真正共同體’的必經階段，是達至‘自由人聯合體’的階段性展開和具體踐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作為自然的存在物，人把自然界當作生活資料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人類實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拓展，既是人的類本質和類意識的自我異化，也是對這種自我異化的揚棄以及向類本質復歸的準備。人的類意識使人成為社會共同體的存在物，並且由此產生了抽象的、純粹的、普遍的世界意識。”按照馬克思的邏輯方法展開探討，人類社會業已“完成的全球化”，應當是各個民族國家能夠參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全球化；人類社會業已“完成的民族化”，無異於在全球化進程中既保持國家和本民族的獨立、傳統和特色，又能夠在國際交往中包容互鑑，形成最廣泛的、最穩固的普遍意識。馬克思在這裏所説的“普遍意識”，就是當下學術理論界論及的“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往來的價值旨趣，根本不在於中國成為全球的“主導者”“領導者”，也不在於向全球兜售“中國中心論”“中國模式”，而在於構建以多元文明為核心價值取向的國際關係新理念，用以取代“西方中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舊理念。這種揭示和承載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新理念”，不僅超越了意識形態、利益訴求、民族主義的歷史範疇，而且是對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的有力反駁。它同時還證明這個體現世界人民共同、全面、自由、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嚮往和追求的共同福祉，並不是某些資產階級政客和西方思想家所論及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具有依附性的、不平等的全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平等為現實基礎的，國家不論大小和強弱，都應當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沒有平等就根本談不上相互尊重和獨立自主。從一定意義上説，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別於單一中心或單一功能的共同體，而是多中心和多功能、真正利益相關的、休慼與共的共同體，旨在全球範圍內減少紛爭、增進繁榮、共同發展，重構正義的國際秩序。”

二、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國際法變革

（一）國際法律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

    從事物的本質來説，社會是基於人們共同的目的、共同的願望和共同的利益觀念，通過契約和規則等法律形式確立的一種鬆散的現代“個人聯合體”。國際社會是以國際體系的存在為基本前提的，國際社會的基本主體是主權國家。從一定意義上説，“國際共同體”是比“國際社會”更加高級的有機聯合體。1932 年國際法學會第 37 屆會議對國際共同體進行過專門論述：“國際共同體成員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相互依賴，各個成員間個別利益的相互依賴，產生了一種全體的和更高的利益。這種利益在這些成員之間創建了共同的目標和責任，這些目標和責任不僅存在於各個成員之間，也存在於和國際共同體相關的部分；國際共同體應該以保障成員的和諧合作為目標組織起來；國際共同體的組織應當擴展到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社會、知識界以及行政部門。它可以是地方的、歐洲大陸的和全世界範圍的。依照此種方式組織起來的每個國家都是政治獨立的有機體；都是國際共同體的成員，都應遵守國際法；都是至高無上的。主權的行使僅及於其領土，國家只在邊界範圍內進行統治、頒佈法律，自由地與其他國家交往；國家行使主權應當遵守國際法，尤其是本聲明的諸種限制；共同體的成員權利受到一個或多個國家侵犯時，都有資格訴諸於國際法院；等等。”國際共同體理念的確立和遵循，有利於在精神上指引國際社會成員朝着美好的目標努力。促使人類“在自利與團結、經濟與倫理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將謀求建立人類共同體的大同理想帶回今天的國際社會，為全球化的發展指明方向”。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呼籲，要“在國際和國家兩個層面全面實行法治”。即是説在國際層面要構建國際法治秩序，在國內層面要推進法治建設。人類為了維護共同利益和應對共同威脅，除了建立共同法律制度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又由於人們在執行共同法律的時候，需要有一種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機制”才行，於是就產生了“國際法律共同體”。國際法律共同體通常由“國際強行法、國際法基本原則、多個領域的具體國際法律制度、國際組織和各國的對外關係法所構成”。在國際共同體的框架下，不同國家制度、不同國家利益之間有可能達成一致，也有可能由於彼此出發點不一致而產生分歧，還有可能達成和實現彼此之間的相互補充。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法律共同體就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因為國際法正是協調處理這三種形態的極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在聯合國的組織和領導下，共存與國家利益已經形成共識並凝成一體，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對共存國際法的維護，在本質上也就是對各個國家利益的維護。當國家之間的共存協調一致的時候，由於合作、發展、繁榮的需要，於是就催生了國際法的誕生。一個以國際法與國際關係準則為紐帶的人類“共同價值”體系得以出現，進而確立國際“道義共同體”的思想基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國際法律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

（二）國際法律共同體是維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方式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可説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緊密。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際金融危機陰雲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思維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的不尋常時期。不同國家制度、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博弈，決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必須以國際社會的差異性和依存性為出發點，需要始終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原則。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中指出：“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不同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制度所組成的世界裏，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當人們面臨氣候變化、網絡治理、能源安全、恐怖主義威脅的時候，尤其是當國際社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威脅的時候，單純依賴一國的力量是無能為力的，需要各個國家彼此之間結成牢不可破的共同體才能應對，這一點也恰恰是當下各個國家結成命運共同體的堅實基礎。對於全球共同面臨的人世遭逢的災難性問題，民族國家的治理模式幾乎是無能為力的，極不利於全球化治理目標的實現。只有通過國際合作的途徑和方式，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正是由於“國際法律共同體堅持的權利本位能夠體現對人的終極關懷，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能夠妥善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遵循和諧理念能夠通過友善而非對抗的形式構建全球結構與秩序”，才使得國際法律共同體成為維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方式。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利用現有雙邊機制和區域次區域合作平台，與 103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 118 份合作協議，與 13 個沿線國家簽署或升級了5 項自貿協定，與 17 個國家核准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經過國際社會 5 年多的共同建設，中國政府的倡議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在當下和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必須加強國際法律共同體建設，儘量把“一帶一路”倡議、有關“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議程、戰略、公報和決議等，上升到對國際社會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律文本。從邏輯關係上看，國際社會共建“一帶一路”的實際行動，在本質上就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的理性選擇，有利於世界各國落實國際行為體所應擔負的責任，促進國際社會穩健地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以推進聯合國改革為契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際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共同體，大家所熟知的國際法就是這個共同體的產物。但是在國際法產生和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國際共同體利益實現的不同方式，國際法自身的特點畢竟是由國際法生存的模式決定的。就國際法存在的本質而言，並不必然能夠保障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共同利益。只有當國際法成為國際社會公認和自覺遵從的原則的時候，它才能夠成為共同體利益維護的基本規範和最高準則。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基礎上的戰後國際共同體，曾“成功地創設了一套尊重這種價值追求的法律體系，這包括在國際法七項原則和我國在萬隆會議上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即尊重國家主權及其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國際合作等，這些內容已經逐步演變成為公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構成當今國際社會遵循的法律標準，尤其是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原則，更是解決了關係到整個共同體義務的問題，劃定了各國履行國際義務的底線和邊界，確立了各國維護其權利的方式，奠定了國際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基石。”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個真正覆蓋全球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憲章》對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具有普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凡屬於《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基本義務相牴觸的法律規定，都必須做出重大修改抑或確認為無效。然而由於西方大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和凌駕於國際法之上，致使國際社會對聯合國體制的有效性產生質疑。更由於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以恃強凌弱為本領，不斷地對其他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把干涉他國內政視為家常便飯，致使人們對聯合國的公正性、權威性發生動搖，長久下去聯合國有被徹底邊緣化的危險。人們對聯合國性質的某些錯誤認知是阻礙聯合國改革的絆腳石，説到底聯合國改革困境的實質是國際法思想落後於時代的發展所致。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目標和路徑分為三個階段，即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三個階段的發展規劃，所有這些也正好為聯合國的改革逐步推進，提供了有益的借鑑和思路。從一定的意義上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失為聯合國改革指明方向，聯合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接受，本身就證明中國政府倡議的正確性和生命力。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有賴於國際社會的共同參與和通力合作，而且有賴於國際法治推動和保障作用的發揮。必須以全球治理和聯合國改革為契機構，在國際社會確立良法和推行善治。只有符合並反映時代特色、體系結構合理、和諧調整國際關係的法律規則，才能夠稱得上是國際良法。自古以來，良法與善治都是密不可分的，即是説無良法難於實現善治，無善治良法也必然墮入空談。《聯合國憲章》第1條指出：“聯合國的職能在於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維護國際和平安全、發展各國間友好關係、促成國際合作。”國際法的功能在於“為解決政治共同體所追求的和平、安全、公平、正義、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等目標提供了基礎和平台”。國際法治的實現不僅涉及國際層面，也必然涉及國內層面以及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之間的互動，國際法必須呈現方向一致性與道路複雜性的雙重特徵，不斷促成和實現國際法內容與路徑的變革。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基礎之上的，它所謀求的全球安全、發展、共贏、和平等目標，與國際法的目標和價值追求是完全契合的。所以説，國際法基本原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出發點。

（四）國際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提供法治保障

    對涉及全人類共同命運基本問題的不同處置方式，最終將決定全人類根本不同的命運。與全人類命運緊密攸關的主要問題包括：“我們能否用發展消除貧困，用和平取代戰爭，用法治取代專制，用科學應對自然災害，用醫學解決疾病等。涉及人類的命運關係包括個體與羣體、公民與國家、國家與國家、民族與國家、社會組織與國家、經濟組織與國家等。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用協商合作解決衝突，盡力擺脱只有國家、民族視野的狹隘的思想，用公心代替私利的絕對化。”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表達人類共生、共存、共贏的價值觀念，是對古老中國的“天下主義”、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等思想和思潮的反思、整合與超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法治功能作用的發揮，提供和拓展了更加寬闊的空間和平台。法治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工具，它是一種既包括國內法律秩序，又包括國際法律秩序的人類法律秩序。法治秩序是為人類營造美好生活最為重要的秩序，無論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都必須義無反顧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提供法治保障。實事求是地説，中國古老的“天下”觀念，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行和崇尚“德治仁政”，對法律法治的功效不太重視。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本質上是對“天下意識”的超越。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把“世界主義”當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國際上有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和政治家，從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學説”出發，在蠱惑人心的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幌子下，經常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和國家主權，頻繁的對他國發動侵略戰爭，引發了國際關係的嚴重衝突和失衡。法治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自我平衡機制，國際關係的處置須臾離不開法治保障作用，人類社會只有在法治的平台上，才能夠真正擺脱戰爭而獲得和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塑造需要發揮法治的功能作用，國際法尤其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提供法治保障。以抗擊人類面臨的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當下以美國死亡率不斷攀升為標誌的世界悲劇的發生，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霸權主義導致的嚴重惡果。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國際秩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着人類的命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塑造需要藉助國際法治平台。在當下的國際環境視域下，儘管中國已經掙得一定的國際話語權，但是中國更多的是國際規則的利用者，絕對不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者。當然中國提出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絕不是要推翻乃至改變現有的世界秩序，而是要進一步通過對國際法的改革和調整，達到完善世界主義的價值、理念和規則體系，對多邊、雙邊國際條約等國際法準則予以新的規範。

三、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

（一）以特色大國外交推動國際格局新構建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獨立自主、對外開放是中國外交的顯著特徵，獨立自主不等於閉關鎖夜郎自大，需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多邊和雙邊實際進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適時調整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基礎，着力推動國際格局在新時代的發展變化，協調處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外交關係，穩妥處置與鄰國的睦鄰友好關係以雙邊外交，致力於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基礎框架，使得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紮實推進了國際外交格局的重建，從大國外交上助推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國政府維護聯合和國組織和《聯合國憲章》的絕對權威，反對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霸權國家繞過安理會對他國實施國際干涉；反對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單邊主義的“霸權政治”“強權政治”和“暴力政治”，積極參與聯合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多邊事務；反對美國為了一己私利隨意退出《京都議定書》等國際協定或國際條約，主張通過多邊合作方式和途徑應對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人世遭逢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中國政府採取的多邊外交政策和一系列重大外交舉措，有力地證明中國是現有國際體系的支持者而非挑戰者，使得中國的大國外交具有更大的戰略靈活性。中國的雙邊和多邊外交從來不帶有任何軍事對抗意圖，歷來主張國家之間的外交應當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種族宗教的差異，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這些富有創新性的雙邊外交機制渠道，有力地推動了新時代國際外交格局的新構建。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政黨外交”已經發展成為國家整體外交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政府外交走上和平發展道路的同時，“政黨外交”已覆蓋當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且與600多個政黨以及政治組織，平等地建立和保持了經常性的聯繫，為世界和平發展注入了強勁的“中國力量”。

    （二）為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發揮表率作用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演進是生產力和交往普遍化的產物，是經濟自然發展的歷史過程。經濟全球化則是世界歷史在深度和廣度上不斷發展的產物，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無法分割的經濟命運共同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面臨經濟發展方向的迷茫，發達國家“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GDP增長率一直經歷嚴冬甚至跌破冰點，零售物價指數多年為負，即使經濟稍有復甦然而並不穩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僅依靠虛擬經濟帶動了些許復甦；歐洲危機之後，歐洲主要國家經濟幾乎停滯，福利也呈現倒退狀態。儘管各國政府屢次出台刺激措施，也未能真正見效。”在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呈急劇下滑態勢。然而“萬綠叢中一點紅”，中國政府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威脅，在按期完成脱貧攻堅任務完滿收官的同時，保持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中國政府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實踐中創造的“新發展理念”，能夠為經濟長期陷入困境的不發達國家乃至發達國家提供借鑑。中國政府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本國的經濟發展同世界各的經濟發展聯繫起來，堅定不移地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積極開展經貿技術合作、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力度，既重視把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好，也幫助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好，同時歡迎各國搭乘中國快速發展的“順風車”，為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發揮了表率作用。中國探索出的這條互利互惠、全面開放、合作共贏的發展之路，確實有利於建立多邊主義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共同期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目的和重要目標，不是要否定民族國家的特殊利益，而只是強調要妥善處理好人類共同利益和國家特殊利益之間的關係，尋求不同國家利益的交匯點和最大公約數，在謀求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關照各國的利益、促進各國經濟社會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藴含的現代文明觀，是揭示和體現經濟全球化要求的文明觀。世界經濟發展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經濟全球化成為全球共識的背景下，儘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搞貿易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但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始終沒有改變。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負責任大國，始終堅定地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和地位，堅定地維護以《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國際關係準則，堅定不移地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為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和經濟增長，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發揮了表率作用。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儘管遭遇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大國的重重阻撓和限制，遭遇到世界上聞所未聞的歧視政策和不公正待遇，但是始終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始終尊重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並且提前完成了相關承諾。多邊合作平台是優化全球治理、維護地區穩定、推動合作共贏的極為重要的機制，中國曆來主張各國的事情應當由各國自己去辦，國際上的事情應當由各國共同商量着辦，積極搭建多邊合作平台。自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合作機構等，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關鍵時刻，為全球經濟包容性發展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中國政府近年創辦的“一帶一路”國際高峯論壇、國際進口博覽會、博鰲亞洲論壇等多個全球和區域性多邊合作平台，為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世界經濟復甦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發起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同樣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與古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和地區，共同構建的“一帶一路”合作開放共贏平台，同樣是對全球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重要貢獻。

    （三）為推動世界社會主義新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説，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的自由。”這也即是説，只有共產主義條件下的共同體形式，才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真正共同體”。在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國際社會里，人們不需要戰爭而期待和平，不需要貧窮而期盼富裕，不需要對抗而希望利好各家。人們這種期盼和平、謀求共同發展的善良願望，正好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和構想，既是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當今世界和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新判斷；更是以敏鋭的時代眼光和深厚的理論修養，對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主義理論的時代新詮釋；同時還是中國人民在21世紀致力於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尤其是為廣大不發達國家人民選擇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可供效仿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鬥目標、價值追求高度吻合，它的目標就是創設和建立一個“新的世界”。中國正在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途徑，通過科學技術革命的方式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財富積累，為社會主義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準備充足條件，為推動新時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向前發展，提供可供選擇和可供效仿的中國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要通過自身發展來帶動世界發展，也要通過世界發展來激勵和促進中國發展。必須通過構建國際話語權的途徑，讓世界更充分、更好地瞭解、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國際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與人們期盼的“公平、公正、平等、和諧的國際新秩序”是一致的，“它不僅是一個可以讓世界理解並從中受到啓發的中國話語，也是一個能表達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話語。”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不僅由理論變為實踐，而且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國際影響以及國際地位不斷攀升，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社會主義國家形象，已經或正在改變人們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根本看法。所有這些，必將推動世界社會主義的偉大振興，促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益於凝聚人類共同利益、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人類社會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新型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全球治理”“和平與發展”“民生幸福”是最基本的價值追求。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淵源、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盡一致，只有做到“命運與共”“共建共享”，才能實現“共生共榮”；只有具備各國同心協力、共同發展的機會和條件時，才能實現更快發展、更大發展和更好發展。在社會主義處於發展低潮的時候，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做好世界和平發展的建設者和引領者的角色，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迎接社會主義在21世界的偉大復興。

    （四）向世界展示一個文明開放包容的中國

    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幷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天下一家的文化依存論、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論、華夷互變的文化複合論”，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顯著特徵。兼容幷蓄的中華文明與各種“文化傳播與交流”“文明交流互鑑”，有利於促進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發展。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説過：“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把推動合作共贏與發揚鬥爭精神結合起來，朝着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努力，促進和推進國際社會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於在國際上爭取更多的理解者、支持者和同行者，始終同一切損害中國根本利益的言行做堅決的鬥爭，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也不能放棄中國人民的正當權益。在當下的國際關係格局裏，國家主權“確認了政治獨立性的條件以及為國內與國際政治的實踐運作提供基礎”，國際社會正常秩序的維繫、合作共贏國際關係的穩固，仍然離不開主權國家作用的充分發揮。任何一個文明的國家都有自己的長處和不可避免的短處，在國際交往中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努力克服和避免自己的短處，虛心向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文明體系的國家學習和借鑑。既不能目空一切、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棄、妄自菲薄。誠如習近平所説：“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餘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具有海納百川胸襟的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21世紀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致力於通過對各國法律的“互學互鑑”方式，同各主權國家一道自主地制定適用於本國的法律規則體系，並且引領和促使各國之間在法治上相互學習吸收、逐漸接近趨同。應當説這不失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條極為重要的路徑。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面對當今各國不同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效法中華文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開放包容理念，與不同國家之間的交往多一些換位思考和相互理解，秉持客觀、開放、寬容的心態，從它們不同的歷史傳統、現實狀況、政治體制出發，在虛心學習吸收他國有益的法治經驗的基礎上，正視和尊重各國的法律制度，向世界展示一個文明開放包容的中國。即使中國今後強大起來了，也決不會以犧牲他人利益的方式來發展自己，永遠不會向世界稱王稱霸，不向別的弱小國家搞擴張。“我們應該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處，讓文明交流互鑑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我們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經過2020年這場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人類大考，國際社會越來越充分認識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只是主權國家內部的事情，世界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必須採取基於超越主權國家的聯合行動方案，中國將把建設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作為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原載《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