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醫“後繼無人”:近5年,人數正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鋭減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1-05-05 14:31
來源:中國慈善家
307人蔘與20評論近5年,村醫數量正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鋭減。

李玉忠和他的馬。
李玉忠最近很少騎馬了。馬在棚裏閒着,偶爾運些苞谷,它從來沒有這麼輕鬆過。
過去四年,馬背上總馱着藥劑、疫苗、預防針或是高血壓藥片。馬蹄踏過山裏深深淺淺的水塘,常常沾着不少濕土。
雲南紅河州元陽縣碧播村裏,上了年紀的人都熟悉這匹馬以及它的主人李玉忠。十多年來,村子只有這一位鄉村醫生。李玉忠要照看這裏2741人的健康問題。馬是他出診的主要交通工具。
騎馬村醫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鄉村醫生。
20世紀80年代,李玉忠初中畢業回到村裏。父親癱瘓,母親偏癱,姐姐是殘疾人。李玉忠在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衞生室,叫上那位年輕的女村醫來給家人看病。
2003年,村民投票選他當村長,負責村子裏大小的事務。去找村醫的路總是難走,一來一回,村裏的事兒、家裏的活兒都耽誤了。他開始自學醫學知識,幫父母解決小的疼痛問題。2005年他有機會去州里的衞生局學習了一年。實習半年後回鄉時,村裏唯一的村醫辭職進城,36歲的李玉忠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醫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針、輸液、處理打架村民的傷口……上了年紀的老人來不了衞生室,還得上門出診。
碧播村緊鄰中越邊境,四周環山,寨子間相隔較遠,有的還不通路。要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揹着藥箱翻過山頭。山路崎嶇,七八公里的路得走上兩個多小時。
通常,李玉忠會背上一個寨子裏需要用的藥品或是疫苗,這對體力是個挑戰。遇到雨季,路面泥濘不堪,稍不注意,會連人帶藥一起摔倒。早些年,村子沒通電,藥箱裏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靠路上加速節省時間。
村裏的老人見他翻山越嶺不容易,建議他買匹馬代步。上世紀90年代,買馬是筆大花銷。
小馬駒4600元,接近李玉忠當時月工資的40倍,他找外出務工的朋友借錢買了一匹。從上馬到騎馬,村裏幾位有馬的老人都來“教學”。一米高的馬身,李玉忠學會了踩穩腳踏,拉緊馬鞍再坐上去。
久而久之,寨子裏的村民聽到悠悠的馬蹄聲也能猜出個大概——李醫生騎着馬來了。再後來,村子裏的人都稱呼他“騎馬醫生”。馬駒騎了6年,馬腿跑斷了一隻,李玉忠又借錢換了匹大馬。
大馬總是“養不熟”,李玉忠很無奈。一次去寨子給村民打預防針的路上,迎面而來的拖拉機加速聲讓馬受了驚,抬腿朝着牽馬的李玉忠踢了一腳,害得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幾天。

去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泥濘。
當村醫的15年裏,他出診的交通工具不斷迭代,但他始終把馬留着。他念叨着算了筆賬:“馬買了兩匹,摩托車騎報廢了3輛,油箱報廢了7、8個。”逢上下雨天,摩托沒法在泥路上加速。雨後若遇到泥石流塌方事故,騎馬出診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2019年村裏鋪上了水泥路,他貸款5萬元買了輛麪包車,村裏那些需要轉診的病人都用這輛車送到上級醫院。馬就被閒置了。
身份難題
村醫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只要寨子裏來了電話就得出發。
為了能接到電話,李玉忠拿出存款買了部摩托羅拉,整夜開機。有一次凌晨一點,手機響了,哈尼族寨子裏的一位村民病了。他揹着藥箱走了一個多小時,去給病人打針。路上花了將近3個小時,一針才收費3元。
錢不多,但心裏滿足。李玉忠記得剛當鄉村醫生的頭兩年,只要有病人打電話,自己就很激動。那是一種被認可、被需要的感覺。
當上村醫的第三年,最遠的那個寨子的村長打來電話,一位產婦要生了。李玉忠沒接過生,他只能求助鄉衞生院的院長,通過電話指導,幫產婦順利產下一名男嬰。
李玉忠行醫經歷豐富,但他也説不清自己到底屬於哪種類型的醫生,只是以“赤腳醫生”自我打趣——這是“鄉村醫生”的前身。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醫療資源匱乏問題,國家鼓勵醫療資源下鄉,為鄉村提供基礎醫療體系。但由於當時醫學專業人才稀缺,只能培訓一批粗通醫術的勞動者應急。
李玉忠説,當了十幾年“沒有名分”的村醫,他從沒後悔過。當村醫的第一個月,他領了30元的工資,同鄉出去打工的兄弟一個月能掙180元。妻子勸他也出去闖闖,他不幹,他對治病救人有着“解釋不清”的熱情。
醫學知識都是在零星的培訓中積攢起來的。當上村醫後,李玉忠專門讀了醫學中專。碰上公益機構開展的鄉村醫生培訓,他也想辦法報名參加。但他心裏清楚,即便有了這些經驗,自己仍不是正規軍。
在全國,像李玉忠這樣的鄉村醫生有79.2萬名。他們身着白大褂行醫,承擔着農村常見病、多發病的診療工作。嚴格來説,“李玉忠們”是遊離於醫療體制之外、“半農半醫”的農業醫療從業人員。
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中提到,村醫當中70%左右為中專文憑,過半村醫沒有任何職稱。
“鄉村醫生健康扶貧”項目駐點隊員隊長郭帥跟村醫打交道4年,走訪過200多名村醫。他發現,近幾年考資格證書的村醫越來越多,但多在取得資格證書後就離開了鄉村,轉至鄉衞生院或是縣級醫院工作,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齡超過45歲的村醫。國家對於報考執業醫師資格證的年齡要求是35歲以下,留下的村醫大多過了報考年齡。
儘管國家政策規定村醫為鄉鎮衞生院的醫務人員,在收入、社保等方面應當享有穩定的保障,但實際情況不容樂觀。郭帥告訴《中國慈善家》,絕大多數地區的村醫面臨着沒有編制、沒有社保、退休後還是農民的窘境。
新華社援引基層醫師公社的調查數據顯示,只有26%的村醫有養老保險,每月養老金額在100元~500元的佔43.76%。還有19.82%的村醫每月養老金額在100元以下。
2021年,51歲的李玉忠交了人生中第一筆養老保險金,一年自付4000元。按照雲南省衞健委的相關規定,到2035年底,雲南在崗鄉村醫生均按規定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對於李玉忠來説,一年4000元不是筆小支出。但他樂意掏,他相信只要交夠了15年,自己的養老金就有了保障。
“消失”的村醫
在農業社會,鄉村醫生曾是全村羨慕的職業。但如今,徘徊在醫療體制邊緣外的村醫已經吸引不了年輕一代。
村醫當到第四年時,鍾麗萍發現身邊當村醫的同學大多走出了村子。去年,鄰村要好的同學也辭職了。“不誇張地説,一個人要完成一個團隊的工作量。”鍾麗萍理解同學的決定,村醫要做的事情特別多,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鍾麗萍所在的鄉村衞生室。
鍾麗萍告訴《中國慈善家》,現在村醫不僅要給村民問診,還負責全村的公共衞生。2016年,國家衞計委(現國家衞健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文,提出到2020年力爭實現讓每個家庭擁有一名合格的簽約醫生,每個居民有一份電子化的健康檔案。
落實到鄉村,這就意味着村裏的幼兒健康管理、孕婦建檔、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醫統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錄入工作,並定期去鄉里、縣裏彙報。鍾麗萍坦言,開會、做表之類的行政工作佔據了村醫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今年25歲的鐘麗萍是雲南瀾滄酒井鄉巖因村的村醫。起初是鍾麗萍的姨媽張惠仙在當村醫。2012年起,多地開始推行每一千名農村户籍人口配備一名鄉村醫生。巖因村1868人,需配備兩名醫生。外面的人不願意來,張惠仙只能叫回了在縣城上班的侄女。在村裏,學過醫同時還懂少數民族語言的年輕人只有鍾麗萍一個。
去年,張惠仙因為要進城照顧長輩辭了職,村衞生室裏只剩下了鍾麗萍一人。8個寨子裏的150餘位老人一個季度得上門隨訪一次。6位精神障礙人士、5位糖尿病患者、131位高血壓患者,至少每個月上門查看一次。
沒通水泥路之前,村裏的路坑坑窪窪,遇到下雨,鍾麗萍如同騎在摩托車上冒險。一次她去寨子裏給村民量體温,路上車輪打滑,人被甩了出去,手臂上磕得全是血。鍾麗萍拍了張圖,在朋友圈裏感嘆:“為了使命,光榮犧牲了。”
衞生室的工作也讓她焦頭爛額。針灸、拔罐、開處方、配藥、盯輸液進度,有時候就得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技能。
村衞生室條件簡陋,設備老舊,只能看些小毛病。有一次,鍾麗萍給村裏發高燒的孩子打針,沒過幾分鐘孩子出現了昏迷。“平時的培訓裏從沒出現過這樣的案例教學。”第一次遇到這樣情況的鐘麗萍束手無策,只能反覆用治療普通感冒的方法給孩子降温、打葡萄糖,所幸孩子最終甦醒。她至今都覺得後怕,當時孩子的親戚圍在衞生室,七嘴八舌地責怪她醫術低,用錯了藥。
此前一項關於村醫的調查顯示,很多村醫遇到感冒發燒,就給病人上“三素一湯”——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鹽水。
衞生室七點半開門,但村民不管,偶爾不到七點就會敲響衞生室的大門。最多的時候一天30個患者輪番候診。“哪兒還有時間深造。”鍾麗萍嘆了口氣。

2020年12月,張文宏(左二)在雲南考察時與村醫合影。攝影/本刊記者 程昕明
“後繼無人”
《2019年我國衞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近5年,村醫數量在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鋭減。
李玉忠也發愁:等到自己退了休,誰來接替他的工作?受李玉忠影響,兒子女兒都選了醫學專業,但沒人願意接父親的班,都選擇了留在縣城的醫院裏。
這樣的例子“鄉村醫生健康扶貧”項目駐點隊員隊長郭帥走訪村醫時見得多了,有人覺得村醫沒地位,還人覺得這份低收入的工作沒有前途。郭帥認為,如果不明確村醫的身份問題、提高他們的收入,這個行業很難注入新的血液。
目前鄉村醫生收入來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衞生服務費、診療費以及藥品零差價銷售後的基本藥品補助。三部分都算上,鍾麗萍能拿到3000元左右,偶爾遇上“上級”發不出工資時,一月一發的工資自動改成了兩個月一發。在同齡人裏,這樣的收入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水平。
村子常年缺水,每天洗澡都是件奢侈的事。看着同學都去了城市,鍾麗萍也在猶豫要不要進城務工,選擇更好的工作環境。
但她也糾結,鍾麗萍説,村裏不通漢語的老人因為溝通問題難以外出就醫,多是選擇在村裏的衞生室就診。逢到自己有事外出,衞生室關了門,老人們就忍着,等她回來了再看。衞生室處理不了的,就由她來對接上級醫院的轉診工作。
她還記得,一位等着她看病的老奶奶握着她的手叮囑,就算以後嫁出了村子,也希望她能回到這裏當醫生。“如果我走了,這裏更沒有人來了。” 鍾麗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