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醫“後繼無人”：近5年，人數正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鋭減_風聞

來源：中國慈善家

307人蔘與20評論近5年，村醫數量正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鋭減。

李玉忠和他的馬。

李玉忠最近很少騎馬了。馬在棚裏閒着，偶爾運些苞谷，它從來沒有這麼輕鬆過。

過去四年，馬背上總馱着藥劑、疫苗、預防針或是高血壓藥片。馬蹄踏過山裏深深淺淺的水塘，常常沾着不少濕土。

雲南紅河州元陽縣碧播村裏，上了年紀的人都熟悉這匹馬以及它的主人李玉忠。十多年來，村子只有這一位鄉村醫生。李玉忠要照看這裏2741人的健康問題。馬是他出診的主要交通工具。

騎馬村醫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鄉村醫生。

20世紀80年代，李玉忠初中畢業回到村裏。父親癱瘓，母親偏癱，姐姐是殘疾人。李玉忠在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衞生室，叫上那位年輕的女村醫來給家人看病。

2003年，村民投票選他當村長，負責村子裏大小的事務。去找村醫的路總是難走，一來一回，村裏的事兒、家裏的活兒都耽誤了。他開始自學醫學知識，幫父母解決小的疼痛問題。2005年他有機會去州里的衞生局學習了一年。實習半年後回鄉時，村裏唯一的村醫辭職進城，36歲的李玉忠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醫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針、輸液、處理打架村民的傷口……上了年紀的老人來不了衞生室，還得上門出診。

碧播村緊鄰中越邊境，四周環山，寨子間相隔較遠，有的還不通路。要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揹着藥箱翻過山頭。山路崎嶇，七八公里的路得走上兩個多小時。

通常，李玉忠會背上一個寨子裏需要用的藥品或是疫苗，這對體力是個挑戰。遇到雨季，路面泥濘不堪，稍不注意，會連人帶藥一起摔倒。早些年，村子沒通電，藥箱裏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靠路上加速節省時間。

村裏的老人見他翻山越嶺不容易，建議他買匹馬代步。上世紀90年代，買馬是筆大花銷。

小馬駒4600元，接近李玉忠當時月工資的40倍，他找外出務工的朋友借錢買了一匹。從上馬到騎馬，村裏幾位有馬的老人都來“教學”。一米高的馬身，李玉忠學會了踩穩腳踏，拉緊馬鞍再坐上去。

久而久之，寨子裏的村民聽到悠悠的馬蹄聲也能猜出個大概——李醫生騎着馬來了。再後來，村子裏的人都稱呼他“騎馬醫生”。馬駒騎了6年，馬腿跑斷了一隻，李玉忠又借錢換了匹大馬。

大馬總是“養不熟”，李玉忠很無奈。一次去寨子給村民打預防針的路上，迎面而來的拖拉機加速聲讓馬受了驚，抬腿朝着牽馬的李玉忠踢了一腳，害得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幾天。

去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泥濘。

當村醫的15年裏，他出診的交通工具不斷迭代，但他始終把馬留着。他念叨着算了筆賬：“馬買了兩匹，摩托車騎報廢了3輛，油箱報廢了7、8個。”逢上下雨天，摩托沒法在泥路上加速。雨後若遇到泥石流塌方事故，騎馬出診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2019年村裏鋪上了水泥路，他貸款5萬元買了輛麪包車，村裏那些需要轉診的病人都用這輛車送到上級醫院。馬就被閒置了。

身份難題

村醫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只要寨子裏來了電話就得出發。

為了能接到電話，李玉忠拿出存款買了部摩托羅拉，整夜開機。有一次凌晨一點，手機響了，哈尼族寨子裏的一位村民病了。他揹着藥箱走了一個多小時，去給病人打針。路上花了將近3個小時，一針才收費3元。

錢不多，但心裏滿足。李玉忠記得剛當鄉村醫生的頭兩年，只要有病人打電話，自己就很激動。那是一種被認可、被需要的感覺。

當上村醫的第三年，最遠的那個寨子的村長打來電話，一位產婦要生了。李玉忠沒接過生，他只能求助鄉衞生院的院長，通過電話指導，幫產婦順利產下一名男嬰。

李玉忠行醫經歷豐富，但他也説不清自己到底屬於哪種類型的醫生，只是以“赤腳醫生”自我打趣——這是“鄉村醫生”的前身。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醫療資源匱乏問題，國家鼓勵醫療資源下鄉，為鄉村提供基礎醫療體系。但由於當時醫學專業人才稀缺，只能培訓一批粗通醫術的勞動者應急。

李玉忠説，當了十幾年“沒有名分”的村醫，他從沒後悔過。當村醫的第一個月，他領了30元的工資，同鄉出去打工的兄弟一個月能掙180元。妻子勸他也出去闖闖，他不幹，他對治病救人有着“解釋不清”的熱情。

醫學知識都是在零星的培訓中積攢起來的。當上村醫後，李玉忠專門讀了醫學中專。碰上公益機構開展的鄉村醫生培訓，他也想辦法報名參加。但他心裏清楚，即便有了這些經驗，自己仍不是正規軍。

在全國，像李玉忠這樣的鄉村醫生有79.2萬名。他們身着白大褂行醫，承擔着農村常見病、多發病的診療工作。嚴格來説，“李玉忠們”是遊離於醫療體制之外、“半農半醫”的農業醫療從業人員。

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中提到，村醫當中70%左右為中專文憑，過半村醫沒有任何職稱。

“鄉村醫生健康扶貧”項目駐點隊員隊長郭帥跟村醫打交道4年，走訪過200多名村醫。他發現，近幾年考資格證書的村醫越來越多，但多在取得資格證書後就離開了鄉村，轉至鄉衞生院或是縣級醫院工作，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齡超過45歲的村醫。國家對於報考執業醫師資格證的年齡要求是35歲以下，留下的村醫大多過了報考年齡。

儘管國家政策規定村醫為鄉鎮衞生院的醫務人員，在收入、社保等方面應當享有穩定的保障，但實際情況不容樂觀。郭帥告訴《中國慈善家》，絕大多數地區的村醫面臨着沒有編制、沒有社保、退休後還是農民的窘境。

新華社援引基層醫師公社的調查數據顯示，只有26%的村醫有養老保險，每月養老金額在100元~500元的佔43.76%。還有19.82%的村醫每月養老金額在100元以下。

2021年，51歲的李玉忠交了人生中第一筆養老保險金，一年自付4000元。按照雲南省衞健委的相關規定，到2035年底，雲南在崗鄉村醫生均按規定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對於李玉忠來説，一年4000元不是筆小支出。但他樂意掏，他相信只要交夠了15年，自己的養老金就有了保障。

“消失”的村醫

在農業社會，鄉村醫生曾是全村羨慕的職業。但如今，徘徊在醫療體制邊緣外的村醫已經吸引不了年輕一代。

村醫當到第四年時，鍾麗萍發現身邊當村醫的同學大多走出了村子。去年，鄰村要好的同學也辭職了。“不誇張地説，一個人要完成一個團隊的工作量。”鍾麗萍理解同學的決定，村醫要做的事情特別多，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鍾麗萍所在的鄉村衞生室。

鍾麗萍告訴《中國慈善家》，現在村醫不僅要給村民問診，還負責全村的公共衞生。2016年，國家衞計委（現國家衞健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文，提出到2020年力爭實現讓每個家庭擁有一名合格的簽約醫生，每個居民有一份電子化的健康檔案。

落實到鄉村，這就意味着村裏的幼兒健康管理、孕婦建檔、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醫統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錄入工作，並定期去鄉里、縣裏彙報。鍾麗萍坦言，開會、做表之類的行政工作佔據了村醫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今年25歲的鐘麗萍是雲南瀾滄酒井鄉巖因村的村醫。起初是鍾麗萍的姨媽張惠仙在當村醫。2012年起，多地開始推行每一千名農村户籍人口配備一名鄉村醫生。巖因村1868人，需配備兩名醫生。外面的人不願意來，張惠仙只能叫回了在縣城上班的侄女。在村裏，學過醫同時還懂少數民族語言的年輕人只有鍾麗萍一個。

去年，張惠仙因為要進城照顧長輩辭了職，村衞生室裏只剩下了鍾麗萍一人。8個寨子裏的150餘位老人一個季度得上門隨訪一次。6位精神障礙人士、5位糖尿病患者、131位高血壓患者，至少每個月上門查看一次。

沒通水泥路之前，村裏的路坑坑窪窪，遇到下雨，鍾麗萍如同騎在摩托車上冒險。一次她去寨子裏給村民量體温，路上車輪打滑，人被甩了出去，手臂上磕得全是血。鍾麗萍拍了張圖，在朋友圈裏感嘆：“為了使命，光榮犧牲了。”

衞生室的工作也讓她焦頭爛額。針灸、拔罐、開處方、配藥、盯輸液進度，有時候就得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技能。

村衞生室條件簡陋，設備老舊，只能看些小毛病。有一次，鍾麗萍給村裏發高燒的孩子打針，沒過幾分鐘孩子出現了昏迷。“平時的培訓裏從沒出現過這樣的案例教學。”第一次遇到這樣情況的鐘麗萍束手無策，只能反覆用治療普通感冒的方法給孩子降温、打葡萄糖，所幸孩子最終甦醒。她至今都覺得後怕，當時孩子的親戚圍在衞生室，七嘴八舌地責怪她醫術低，用錯了藥。

此前一項關於村醫的調查顯示，很多村醫遇到感冒發燒，就給病人上“三素一湯”——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鹽水。

衞生室七點半開門，但村民不管，偶爾不到七點就會敲響衞生室的大門。最多的時候一天30個患者輪番候診。“哪兒還有時間深造。”鍾麗萍嘆了口氣。

2020年12月，張文宏（左二）在雲南考察時與村醫合影。攝影/本刊記者 程昕明

“後繼無人”

《2019年我國衞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近5年，村醫數量在以平均每年5萬的速度鋭減。

李玉忠也發愁：等到自己退了休，誰來接替他的工作？受李玉忠影響，兒子女兒都選了醫學專業，但沒人願意接父親的班，都選擇了留在縣城的醫院裏。

這樣的例子“鄉村醫生健康扶貧”項目駐點隊員隊長郭帥走訪村醫時見得多了，有人覺得村醫沒地位，還人覺得這份低收入的工作沒有前途。郭帥認為，如果不明確村醫的身份問題、提高他們的收入，這個行業很難注入新的血液。

目前鄉村醫生收入來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衞生服務費、診療費以及藥品零差價銷售後的基本藥品補助。三部分都算上，鍾麗萍能拿到3000元左右，偶爾遇上“上級”發不出工資時，一月一發的工資自動改成了兩個月一發。在同齡人裏，這樣的收入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水平。

村子常年缺水，每天洗澡都是件奢侈的事。看着同學都去了城市，鍾麗萍也在猶豫要不要進城務工，選擇更好的工作環境。

但她也糾結，鍾麗萍説，村裏不通漢語的老人因為溝通問題難以外出就醫，多是選擇在村裏的衞生室就診。逢到自己有事外出，衞生室關了門，老人們就忍着，等她回來了再看。衞生室處理不了的，就由她來對接上級醫院的轉診工作。

她還記得，一位等着她看病的老奶奶握着她的手叮囑，就算以後嫁出了村子，也希望她能回到這裏當醫生。“如果我走了，這裏更沒有人來了。” 鍾麗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