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記：印度年輕醫生記錄崩潰一天：我要決定誰生誰死_風聞

06.

May

亞太日報 Shannon

羅漢-阿格瓦爾今年26歲，他要到明年才能完成醫學培訓。然而，在印度最好的醫院之一的急診室裏，當病人喘着粗氣被家屬帶來時，他就是那個必須決定病人生死的醫生。

印度的醫療系統在新冠疫情的第二波殘酷浪潮中已經瀕臨崩潰。阿格瓦爾正在新德里的聖家醫院，負責着急診室的一個嚴峻的27小時夜班。

聖家醫院的每個人，無論是病人、家屬，還是工作人員，都知道沒有足夠的牀位，沒有足夠的氧氣跟呼吸機來維持每一個送到醫院門口的生命。

阿格瓦爾表示，“誰會獲救，誰無法獲救”，這該由上帝來決定。“我們不是為了這個而生的。我們只是普通人類。但此時此刻，我被強迫做這種抉擇。”

過去兩週，印度每天單日新增病例超過30萬例，創下世界紀錄。有專家表示，這些數字幾乎可以肯定是保守的。在首都，5000多張新冠重症監護室的牀位中，只有不到20張是空閒的。病人從一家醫院趕到另一家醫院，死在街上或者家裏，而氧氣則在武裝警衞下運往庫存緊缺的地方。火葬場晝夜不停地工作，每隔幾分鐘就會有遇難者的屍體運到。

路透社記錄了阿格瓦爾的馬拉松式值班情況，為印度令人痛心的疫情，和病例激增期間醫院不堪重負的情況提供了最全面的描述。阿格瓦爾表示，他很擔心，如果自己也被感染會意味着什麼，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醫院不太可能為他找到牀位。

阿格瓦爾沒有接種新冠疫苗。1月份正在為醫務人員注射疫苗的時候他得病了。然後等到2月份，他開始放鬆警惕。他説：“我們都誤以為病毒已經消失了。”

清晨的巡視

當阿格瓦爾在上午9點左右開始值班時，有四具屍體躺在一個區域，那裏本該是工作人員脱下防護設備的地方。

急診室裏的情況則更誇張。病人和親屬擠滿了每一個可利用的空間，許多人除了戴着簡單的布口罩外，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手推病牀距離很近，病人們可以互相接觸，有位病人甚至躺在庫房裏。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和護士也不再穿戴完整的防護設備。

這家醫院正處於絕望的境地 —— 通常可以容納275名成人病患，目前卻要照顧385人。醫院外貼出的告示顯示，可用的普通和重症護理病牀的數量與幾周前一樣：零。

急診室的工作通常是一項相對簡單的任務，由更初級的醫生負責，而高級顧問和專家則守護在重症監護室。但是這一規則早已被打破。現在，急診室的值班醫生才是醫院裏最重要的醫生之一。

在開始到急診室工作之前，阿格瓦爾首先要在新冠病區的普通病房裏巡視。他和一位資深同事一起，負責65名病人。這給他的每位病患只提供了最多三到四分鐘的診療時間。

他剛查完房，就接到一個緊急電話 —— 他的一個病人發病了。他衝下樓梯，沿着燈光昏暗的走廊來到323室，那裏有一位老人已經失去了意識。

但這個病人是幸運的。他已經住進了新冠病房，與那些懇求入院的人不同，可以獲得重症監護。阿格瓦爾表示，他們雖然沒有牀位，但也不得不管。他還説，一名保安被安排在急診室外，以確保病患親屬不會試圖“通過武力”來獲取牀位。

上個月，另一家醫院的病患親屬在其死亡後用刀子襲擊了醫務人員。該市州的最高法院警告稱，如果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繼續存在，醫院可能會面臨更多法律和秩序方面的麻煩。

短暫的喘息

在德里長大的阿格瓦爾從6歲起就想成為一名醫生 —— 這是一份在印度極具威望的工作。他在19歲時通過了考核，並開始在首都東部一家政府醫院的附屬醫學院接受培訓，後來在由傳教士所創辦的聖家醫院當醫生。

該醫院的醫療主管和重症監護室主任蘇米特-雷表示，醫務人員們正在盡一切努力爭分奪秒。“醫生和護士們的士氣很低落，”他説，“他們知道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但就是沒有時間。”

無論阿格瓦爾在哪裏，當他試圖睡覺時，都會聽到心率監測器的聲音。當他在醫院裏打盹的時候能夠聽到，在自己家中的牀上也能夠聽到。這讓他無法忘記在他看顧下死亡的病人，不是因為不夠努力，而是因為缺乏資源。

阿格瓦爾通常在醫院裏吃午飯，但這一天， 他稱之為“重症監護室的噪音”讓他無法忍受。他在附近的一家24小時便利店找到了喘息的機會，那裏有強勁的空調、進口麥片和店內輕聲播放的美國流行音樂。

他一邊吃着外賣咖喱飯，一邊説：“這真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氣氛。我只想在醫院外休息一個小時左右，這樣我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恢復。因為我還得在那裏待上24小時。”

急診室換班

下午3點前，阿格瓦爾回到急診室值班。親屬們圍着他，懇求他批准住院。

他的決策過程聽起來很簡單。他説：“如果一個病人發燒，那麼我知道他生病了，但他如果不需要氧氣，我就不能收他。”

“這就是標準。沒有氧氣，人們就會死在街上。所以不需要氧氣的人，即使他們生病了，我們通常也不會收留他們。”

他開始巡視急診室。他的速度很快，幾乎不看那些能夠坐起來並還有意識的病人。

當阿格瓦爾看着病人的X光片時，一位親戚問道：“他能康復嗎？”

“我會盡力的，但我不能保證什麼。”他回答道，並已經轉向下一個病人。

一位74歲的婦女卡魯納-瓦德拉正處於危急狀態。阿格瓦爾用拇指輕按她的眼窩，測試是否有反應。沒有，她的頭向前傾倒，氧氣水平低得可怕。

他告訴她的侄子普吉特，她可能隨時會死。他懇求醫生把她轉移到有重症監護室牀位的醫院。“我們家的五個人在德里的不同地方，每個人都在努力，但沒人找得到牀位” 普吉特説道，手機幾乎沒有離開過他的耳朵。

夜班

阿格瓦爾整夜都在與病房裏不斷出現的緊急情況作鬥爭。已有三位病患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輕女子。直到凌晨5點，他才在急診室的休息間裏勉強睡了一會兒。

當他幾小時後再次出現時，瓦德拉，這位沒有在重症監護室得到牀位的老人家已經去世了。她的侄子普吉特站在一旁，看着她的屍體被裹在白色的裹屍布裏，被救護車送去火化。

在27個小時之後，阿格瓦爾的工作終於結束了，一種疲憊感讓他除了睡覺什麼都不想做。

但他還有最後一項任務 —— 一個朋友的父親生病了，他來此求助。

這是他每天都會接到的無數相似的求助電話之一。十有八九他也無能為力，但他還是要嘗試一下。

於是他重新戴上口罩，回到診室裏。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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