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聚焦——校園關閉與否的爭議_風聞

　　引言

　　在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中，教育相關的防控措施一直是重要一環。除了對大學校園限制開放之外，如何在維持中小學、幼兒教育與降低疫情傳播風險之間做出權衡，也始終位於各國抗疫議程之中。如果説高等教育因其相對靈活的特點而尚可由遠程授課等措施彌補，那麼針對更低年齡羣體的基礎教育則面臨更加嚴峻的問題：由於授課模式、內容相對固定，正常授課難免造成線下聚集；而如若關閉校園，不但學生受到的教育質量大打折扣，且對於家庭、監護人乃至教育工作者來説，也是不小的挑戰。由於教育的中斷或匱乏會加劇社會不平等，為了保護公民接受基礎教育的基本權利，也為了保障社會整體福祉，相關部門有必要將教育納入制定公共衞生政策的考量之中。疫情爆發之初，全球各地不約而同採取了停課措施以遏制病毒傳播。然而，長期停課並不現實，除了積極推進線上教學之外，是否復課、如何復課也是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以法國為例，疫情反覆之際，社會各界對於是否開放學校始終存在很大爭議；而就算是在疫情控制極好的中國，全面復課的落實措施也一度受到質疑。本文意在彙總反對與支持校園開放的兩種聲音，通過法國、中國等地的政策實踐，討論疫情之下應如何平衡衞生健康與教育支持。

　　一、關閉校園與反對復課的考量

　　在各國的衞生政策中，通常把中小學及學前教育劃歸一類，與高等教育分開。在前者代表的基礎教育中，線下課難以維持社交距離的問題始終困擾着人們。中小學基礎教育相對密集的授課形式很難讓學生保持社交距離，而考慮到學習、社交活動（如參與團體活動等）的效果，尤其是對低年級學生來説，要求他們始終保持安全距離也並不現實。此外，學校食堂也是令人擔憂的薄弱環節。雖然調查顯示九歲以下兒童成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風險比起工作年齡人羣相對較低，但這並不代表青少年就不會成為病毒的傳播者。事實上，韓國一項疾控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十到十九歲的青少年感染和傳播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並不比成年人小。學生們如若攜帶病毒，則會加劇家人、教育工作者或其他接觸者染病的風險。就算在校園外，學生出行通勤無疑增加了人口流動，低年級學生潛在的接送需求也讓遠程辦公等限制措施的效果打了折扣。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為了學生自身的健康考量，也為了社區抗疫的統籌規劃，反對校園開放的聲音始終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量來自於教育工作者。

　　二、恢復教學與重開校園的意義

　　然而，儘管困難重重，各國仍在積極探索可行的復課方式，因為基礎教育畢竟是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其中牽扯的權益也複雜多樣。

　　首先，長期關閉校園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威脅學生的受教育權。並非所有人都具有遠程學習的物質基礎，無論“全面網課”或“混合模式”都需要有電子設備、技術支持和穩定的網絡連接。在欠發達地區，這類物質條件並不總能得到滿足。如果校園關閉，意味着部分學生將不得不面臨失學和健康危機的雙重困境，而教育中斷又意味着經濟不平等的加劇。

　　此外，校園作為保障學生身心健康的重要機構，其作用不可或缺。學校作為社會支持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前能為學生提供營養餐食等服務。根據歐洲經合組織的調查結果，無法進入學校而被迫留在家中會增加青少年受到家暴的風險，而能與老師、同學共處的校園環境則能從心理上削弱學生的孤立感（social isolation），減少焦慮情緒和壓力。在人格逐漸成型、格外敏感的青春期，這類心理支持格外重要。如果關閉校園，那麼這些為彌補不平等、保護學生的受教育權和身心健康的措施也就完全失效了。

　　校園關閉除了直接影響學生與教師之外，也間接影響到了二者的家庭。如果學校無法承擔在工作日組織學生的學習生活這一任務，那麼學生家長就不得不在兼顧自己工作之餘花更多心思照料孩子。這種工作量可能會導致父母雙方生產力下降，造成經濟困難，也增加父母的心理壓力。

　　線上教學並不能完全取代面授，堅持開放或重開校園因而具備了一定的合理性。

　　三、平衡措施探究：

　　法國模式vs中國模式

　　那麼，如果要開放校園，究竟應在何時、如何開放？早在二零二零年五月，世衞組織就發佈了《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學校公共衞生措施的注意事項》。其中提到，如需重開校園，需要從當地疫情狀況、學校環境和維持防控措施的能力等方面進行考量，評估風險。至於具體如何平衡教學與健康，各國採取的方式略有不同。

　　以法國為例，縱使疫情嚴峻，學校在過去的一年中卻幾乎成為開放時間最長的公共聚集場所，這在其他地區並不多見，甚至成為政府官方推崇的一種“法國式例外”。在過去一年中，法國幾度關閉了消費娛樂場所，對餐館堂食的禁令更是從第二次封禁以來全無放鬆的可能。不過，基礎教育機構在每次措施收緊時幾乎都是最晚才受到限制的聚集場所。誠然，這是一種維持教學質量、保障學生受教育權利的方式。然而，截止二零二一年四月，法國的疫情控制狀況並不樂觀。對比歐洲其他國家，法國的新增數量遲遲居高不下，疫苗接種計劃也一再延期。為此，在最新出台的限制學校開放的措施中，中小學將在四月初開始三到四周的停課，而大學校園的准入條件也進一步收緊。這是第三輪“全國封鎖（confinement）”期間較為嚴厲的措施代表。在疫情反彈的嚴峻情況下，此前的開放校園政策是否明智，此次封禁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或許仍要等待事實來驗證。

　　而在中國，全面復課與復工一樣，都是在疫情基本受控時才展開的，其方式也秉承了中國抗疫“嚴格把控”的風格。在二零二零年三月末，通過細緻規劃學生返校流程，安排返校後進行核酸檢測，強化學生在校時期流動情況監測等措施，中國以“控聚集，控流動，控質量，控安全”為方針，開始落實復課。不過，在落實的過程中，也因校園內人員密集、封閉管理條框不夠靈活等，受到了一定的質疑。此外，集中管控的“中國模式”是否能為其他地區借鑑，也尚有爭議。

　　四、關於是否開放校園，

　　未來可能的決策走向

　　在具體操作上，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或許能提高復課的可行性。比如輪流返校、錯峯返校，更改校園餐飲模式，完善消毒措施，嚴格把控安全距離等。不過，譬如輪班返校這樣的措施也可能會帶來新的問題：教育工作者無法像學生一樣只在部分時刻返校，必須全勤堅守崗位。這不僅讓他們更難以照顧自己的家庭，同時也加劇了暴露感染的風險。

　　考慮到疫情一時間難以清除，疫苗或許仍然是平衡教學與健康的重要轉折點。在對於校園開放的不滿中，一種典型的聲音要求把教育工作者納入可以提前接種疫苗的高危人羣。無論如何，就像WHO發言人所提及的，教育不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措施，必須納入公共衞生政策的制定考量，與其他社會部分聯動，形成一套系統的防疫措施，方可持久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