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與憲政民主的關係_風聞

2020年2月11日，某高校的一名張姓教授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的文章。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為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於搖籃。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於遏制病毒傳播。”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在發生初期，人類對病毒缺乏準確的認知。有關病毒的發生機理、傳染方式、傳播路徑、危害等都是一個嚴謹的科學問題，疫情的防控和應對也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系統工程。張教授關於言論與新聞自由可以將新冠病毒扼殺於搖籃的觀點太神奇了。而且他從疫情“折射了中國日常社會治理中的制度危機”，宣稱“制度危機不除，那麼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危機依舊會源源不斷地發生”，最後呼籲“反思制度問題，推行變革之道”。這樣的論證是否嚴謹和合理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年後，截至2021年5月6日，美國累計確診33314789，累計死亡593095，居世界第一。印度累計確診20665148，累計死亡226188，居世界第二。法國累計確診5767537，累計死亡105792居世界第四。英國累計確診4441638，累計死亡127830，居世界第七。中國累計確診103731，累計死亡4858，居世界第91。中國政府以人民健康為中心，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迅速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勝利。如果按照張教授的論證邏輯，那麼美國、印度、法國、英國等這些國家的制度危機何其嚴重、言論和新聞何等的缺乏自由！中國的制度何其先進、中國的言論與新聞何其自由啊！而這又與張教授的文章內容形成鮮明的“打臉”。

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思考：

一是用西方的制度話語體系分析中國的問題不一定準確。張教授所主張的憲政民主理論實質上屬於西方的制度話語，用來套用中國的制度建設，脱離了中國的國情。研究西方的憲政理論雖然很有必要，但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將西方的制度文化中國化，在中國的語境下分析論證中國的問題，並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説需要用中國智慧，解決中國問題，提出中國方案。

二是動輒上升到體制問題，將落入西方民主的陷阱。一些中國學者，往往頂禮膜拜西方憲政民主，習慣用西方的理論和模式為中國問題“開藥方”，分析中國的現象言必稱“體制”有問題，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工具。因此，中國學者應該加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克服自卑和崇洋媚外的心理。

三是疫情不僅加速國與國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推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實現進程，還將深刻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得到普遍認同，各國別無選擇地只有通過合作應對包括傳染病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人民為中心是衡量和檢驗一個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生命健康是優位於自由的首要價值；西方民主的遮羞布逐漸褪去，西方以“自由”之名包裝干預他國內政以及矇騙民眾推銷顏色革命的實質套路將逐漸為人們所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