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記:“我看不到自己或整個印度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_風聞

來源：華盛頓郵報

【編者按】

上週，印度專欄作者拉娜·阿尤布（Rana Ayyub）為《時代週刊》撰寫了封面故事《“這裏是地獄。” 莫迪總理未能領導正在加深的印度COVID-19危機》。文中寫道，她已經失去了四個親朋，“一個是遠親，一個是我的隔壁鄰居，另一個是我的兩個最親密的朋友，都在30歲左右。”沒想到，不到一週時間，她最親近的親人之一的舅舅也因感染新冠而去世了。這使她再次從記者和一個普通印度人的角度審視印度政府對印度第二波疫情的應對。

悲傷正在壓垮印度。我的家庭也不例外。

文： 拉娜·阿尤布（Rana Ayyub）

4月26日，就在我為《時代週刊》雜誌寫了一篇關於第二波covid-19在印度造成的破壞性大屠殺的封面故事之後，我的弟弟阿里夫（Arif）把我從睡夢中叫醒。“舅舅喘不上氣來了，“他告訴我。“你是什麼意思？我問道。

就在四天前，我還與我的舅舅努魯蘭（Noorulain）交談過。在我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認為他更像是一個兄長。他現在住在北方邦的一個村莊裏。他和他的家人發燒已經有幾天了，當地醫生給他們開了治療傷寒的藥。

但在該村和整個邦，還有許多家庭也都有生病的人。許多人曾前往北方邦，在4月15日的地方選舉中投票。拒絕取消投票使數千甚至數百萬人處於危險之中，這凸顯了該邦的疏忽和冷酷無情。在北方邦，已有700多名被指派執行投票任務的學校教師死於covid-19。其中有一位懷孕8個月的教師，她曾懇求不要讓她承擔選舉任務但被拒絕。

當我聽説舅舅在掙扎着呼吸時，我做了許多印度人在絕望中被迫做的事情：我依靠着我的階級特權、我的關係、我的社交媒體平台、我的朋友網絡來乞求一張病牀，在一個據保守估計每天有3600人死亡的國家，病牀現在是最熱門的商品之一。

我也和許多被遺棄的印度人一樣，也在社交媒體上儘可能地傳播對氧氣、血漿、抗生素和病牀的需求。好心人提供了幫助，他們設法讓我叔叔住進了一傢俬人醫院；那時他的血氧量已經很低了。

我叔叔被安置在氧氣支持系統上，儘管他的掃描顯示他來的可能已經太晚了。神奇的是，他在接下來的兩天裏病情有所好轉了。他甚至在5月1日通過一個親戚給我發了一條低聲的生日快樂語音信息；他還對醫院的牀位表示感謝。

但我們的幸福是短暫的。

凌晨2點，當我回復生日信息時，一個視頻電話打了過來。我看到我舅舅躺在地上，用力地喘氣。我媽媽也來到電話旁，但很快她就暈倒了。

我對悲劇並不陌生。我曾報道過死亡，並且親身經歷過。但沒有什麼能讓我準備好從屏幕的另一邊看到我舅舅對生命的絕望，那種令人崩潰的無助感。我的母親在暈倒之前，懇求他為了她，為了他的四個孩子（最小的孩子才12歲）而更加努力地活下去。她求他看在安拉的份上，也為了他們的母親，盡力呼吸，因為他們的母親那晚已經睡了，她期待着能很快再見到他。

沒過幾分鐘，我叔叔中風了，他的肺和心臟都放棄了，他就這樣走了。他成了印度災難性冠狀病毒應對措施的另一個受害者。他去世的時候，印度的電視台們正在報道五個邦的選舉結果，那些地方魯莽地舉行了大規模的政治集會，增加了第二波疫情的傳播。

但我叔叔在許多方面也是幸運的。他多活了幾天，他有尊嚴地死去。而印度大部分農村地區的人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北方邦冒着巨大的個人風險進行報道的記者阿倫·夏爾馬(Arun Sharma) 一天內給我發來了456次葬禮的視頻。夏爾馬告訴我，印度農村地區的破壞規模完全沒有被報道出來。來自當地的報告強調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印度19歲以下兒童的死亡人數很可能比官方數字高出許多倍。

在北方邦，政治壓力正試圖讓民眾矇在鼓裏。就在我在推特上為我叔叔申請牀位或氧氣瓶的同一天，該邦的人民黨首席部長尤齊·艾迪特亞納斯（Yogi Adityanath）威脅説，如果醫院報告氧氣短缺，就要起訴他們。

當我寫完這篇專欄時，我得知我38歲的表弟里茲萬（ Rizwan）剛死在北方邦的一個村子裏，離我叔叔住的地方不遠。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印度人的家庭沒有人死於covid-19。我感到悲痛欲絕，但與那些不得不在停車場或街道上埋葬或火化其親人的家庭的痛苦和折磨相比，我的這種悲痛顯得微不足道。

我看不到自己或整個國家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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