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比多生快生更緊迫_風聞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嚴重衝擊了“美國夢”。

在各個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經濟體社會無不呈現老齡化的時代，在一個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數十萬計的中老年人竟然死於非命 ——最有效應對大災難的社會保障屏障，究竟在何方？

我們真正做好迎接未來挑戰的準備了嗎？

國家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即將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勞動力結構的巨大變化以及如何贍養老人。國家政策的制定將越來越多地考慮繼續擴大中產階層和佔比不斷增加的老齡人口的權益保障等等。

“35歲現象”表明，人口結構的變化顯然尚未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更為重要的是，人口結構改變—— 少子化和老齡化趨勢 —— 已經使經濟增長，甚至爭取一段時間恢復性高速增長 —— 成為需要優先解決的頭等大事。只有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才能解決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和即將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才能滿足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口的經濟需求，以及年輕人口難以抑制的消費慾望。

幾乎可以肯定，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將有別於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不管促進消費的願望和呼聲多麼高漲，這種增長將主要基於資本投資，而不是基於消費拉動。但是，這種經濟增長必須保持較高的速度，即使只是讓人們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維持不變，所需的經濟增長率也必須高於21世紀伊始至2018年之間大部分時間的經濟增長率。且這種增長必須是在一種嚴格控制之下的增長。屬於有益的增長，而非有害的增長。

然而，我們主流的經濟學仍未擺脱已經過時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家究竟是財政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貨幣經濟學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經濟學模式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國民經濟模式。他們認為，宏觀經濟事件，即政府的方針政策決定着整個社會的生產率、資本投資或者資源配置等微觀經濟現象。即使這種説法正確，單一國家政府的決策也已經不能作為一種宏觀經濟模式來發揮這種作用了。事實早已證明，如今只有世界經濟（而非國際經濟）才可以被稱為真正的“宏觀經濟”。

經濟學家和經濟領域的實踐家，也許必須像100年前的物理學家們一樣，徹底轉向微觀模式，大力提倡以微觀經濟學尤其是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經濟學理論。

由於人口結構上的巨大變化，我們需要面臨重大的經濟需求。不僅需要大幅提高所有有生產過程的生產率，還需要進行適當的管理，以確保經濟以相當高的速度保持真正的增長 —— 既不是畸形的增長，也不是通貨膨脹，而是經濟容量、經濟產量和經濟性能等方面的真正增長。

人口結構尤其是就業人口結構的改變，還需要充分地關注勞資關係和人力資源管理。不能再指望利用“制度”——無論什麼樣的制度 —— 來處理工人、知識勞動者及服務勞動者和管理人員之間的關係了。

國家人口結構上的變化以及社會保障體制的進一步發展，也將會對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產生重大影響，還會對國家與發達國家和眾多後發展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尤顯國家經濟增長緊迫性。

未來30年，越來越多的個人儲蓄將會變成“偽儲蓄”—— 用來贍養正在迅速增多的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口（以及部分雖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身體以及智力狀況尚好但卻喪失就業機會或勞動意願的老年人口）——的“轉移支付”。所以資本並非很充裕，而是會短缺。

儘管國家的物質資源供應實際上並不會出現短缺，甚至是能源資源的供應也將很充足，但是物質資源的成本，特別是清潔的水源、清新的空氣資源、能源資源的成本則可能居高不下，甚至節節攀升。

與之同時，各種商品和服務的總產量必須迅速提高，否則人們的生活水平將會受到影響。快速提高的撫養比，資本短缺的情況可能會比人力資源短缺更嚴重，而不是相反。資本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必須高於人力資源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與過去的30年已明顯不同，人力資源生產率越來越多地意味着知識勞動者的生產率。然而，過去的30年，我們並沒有為提高所謂知識勞動者的生產率付出太多的努力。

不僅勞動力的構成正發生顯著改變，人們的就業地點也發生了變化。每當談及生產率，我們通常都會想到私營部門。事實上，除各級地方政府外，教育、醫院等社會公共服務部門（即非營利機構）就業崗位的增長同樣史無前例。

我們幾乎沒有理由相信，數量持續增長的知識勞動者的生產率在過去的25年裏有大幅的增長，如今的教師、醫務工作者、研究人員以及管理人員的生產率未必高於我們的前輩。未來20年，至少超過1/3的城鎮就業崗位和絕大多數城鎮新增就業崗位都只需要知識勞動者。

無論在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還是在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宗旨的政府機關，對知識勞動者的管理都需要採用全新的觀念和方法 —— 這向所有管理人員提出了新挑戰。提高生產率，需要不斷挑戰公共服務機構傳統的、根深蒂固的管理習慣和管理哲學。首先應接受挑戰的是各級地方政府 —— 尤其是經濟後發展地方老齡化加速地區的地方政府必將面臨來自不同方面的社會和政治壓力 —— 即使對這一問題有清醒認識，真正實施起來也困難重重。

最近20年，社會上幾乎每年都會有種宣言和預言“低增長”的論調甚囂塵上。事實上，像某些西方國家那樣長年的低增長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出現長年低增長那將意味着史無前例的被動，甚至引發災難。而在每一次的“投機十年”中，狂熱的人無不認為經濟會無限增長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改進，即使沒有加劇勞動者與資本之間的緊張關係，它對勞動者、工作團隊、工作任務和老闆之間的關係也幾乎未受到任何積極正面的影響，這一點本來也是可以預見的。讓勞動者“當家做主”後，工業社會的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事實證明不過是一種天真幼稚的幻想。

比經濟因素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即完全由工作績效本身決定的人際關係和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正如幸福的婚姻或不幸的婚姻不是由民法、婚姻家庭法造成的一樣，融洽積極的工作關係或惡劣消極的工作關係也不是由"制度"決定的。

將問題完全歸咎於“制度”，可以讓人獲得相當大的心理安慰。不良的“制度”的確可以破壞和諧的組織人際關係。但是，良好的人際關係只能在關係發生作用的場所 ——即工作和勞動的場所—— 才能實現。正如不能將惡劣的勞資關係和人際關係歸咎於“制度”一樣，也不能將它們歸咎於“人性”。員工渴望的並不是“幸福”，而是責任和成就。

儘管解決工業社會出現的問題仍需要付出艱苦努力，但這種努力卻不可避免、無法推卸。人口老齡化趨勢的警示無疑非常明確。任何管理者、知識工作者都不能再以等待“制度的變革”為藉口來逃避自己的管理職責了。

任何爭論都毫無意義，唯有行動。在機構內部解決上述問題將成為管理者和知識工作者 —— 無論他們是在管理一家企業，醫院、學校或者其他任何一公共服務機構 —— 義不容辭的責任。

摘錄參考（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1、為什麼會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很簡單，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這兩個要素下降導致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導致每年出生的人數在減少，補充到低年齡組的人口減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壽命的延長，年齡結構頂端的人口越積越多，這個就是老齡化的過程。

2、從1990、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都反映了這個事實，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高於城市，也就是説農村老齡問題會提前爆發，這必然會對三農問題帶來影響。在農村的建設方面，村莊空心化、農民老齡化、農村凋敝化這種現象會越來越突出，這會對未來的農村建設活力產生影響。

3、在醫療衞生方面，中國人的長壽水平不斷提高，但存在長壽不健康的問題。現在的預期壽命在77歲以上，但健康預期壽命只有68歲，也就是説至少有8到9年的壽命時間是帶病。

4、有人説調整生育政策是為了應對老齡化，實際情況是生育政策的執行效果很有限。很簡單，想單純依靠調整生育政策來引導未來生育率走向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生育率政策是一個外生性的變量，對於降低生育率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對提升生育率，還沒有哪個國家有過特別成功的案例，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五年的生育效果也是證明。未來有可能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或者實行更加寬鬆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帶給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決於生育政策，而取決影響生育率的內生性變量。

5、指望延遲退休來緩解養老保障金的壓力，我覺得那不太可能實現，而且延遲退休也會有副作用，可能增加了充分就業戰略落實的競爭性。任何公共政策都有雙面性，不可能只有好處沒有缺點。老齡問題的本質是經濟發展，老年人問題的本質是民生。經濟發展是幹什麼？經濟發展是做蛋糕，把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這樣才有可能為應對老齡化的一系列的社會公共政策提供經濟支撐、財富保障。否則應對老齡化、發展教育等等就是紙上談兵，就成無水之源。

6、不要陷入到“人口決定論”的陷阱。人口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的要素，但絕不是國家興衰的根本性或決定性因素。看2018-2020年全世界國家創造力的指數，會發現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都比較靠前，但它們的的少子化、老齡化水平也很高，老齡化和國家科技創新能力這兩個指標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中國，很多人説少子化和老齡化使得科技創新能力弱了，這有點雙重標準。少子化會影響整個國家未來的人才規模，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要把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趨勢與將來科技能力創新直接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