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圍攻張藝謀？_風聞

作者| 香蕉姐

來源|  影探

2002年，電影《英雄》上映。

跟美國的激烈追捧相比，國內評論界也很激烈——激烈的批評。

“華麗、空洞，體現了張藝謀的宏大癖，以及精神世界的極度貧乏”；

“投機分子張藝謀模仿《卧虎藏龍》，投西方所好，透露了他匠人的小聰明和農民的狡黠”。

説來有意思，不管日後他被捧得多高，這樣的批評始終伴隨着他。

最近《懸崖之上》上映，國師的功底還在，熱度持續不減。

每位成功的導演都有他的黃金時代，也困囿於他的時代。

1979年，“出身不好”又超齡的張藝謀，無比珍惜北影的入學機會，

追趕着北京高幹子弟、電影世家精英從小耳濡目染，而他難以企及的高度和視野。

42年過去了，71歲的他還保持奔跑的姿態，追趕着年輕人的步伐。

我們又何敢不謙遜，去重拾一代老電影人的堅守，尤其在這樣一個亂象叢生的年代。

當撥開歷史的迷霧，丟下輿論的枷鎖，仔細觀察這位洗盡鉛華的老導演，會發現有一種精神至死不渝——浪漫英雄主義。

紅

“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一個熱血沸騰的年代。一羣人，一批人，表達出來的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未來的思考，鋒芒畢露、深沉熱烈，相當震撼……”

不論我們什麼時候討論第五代，都繞不開他們輝煌的80年代。

那是一個百廢待興、厚積薄發的年代，那是一個鋒芒畢露、熱血沸騰的年代。

形容那個年代最好的色彩，無疑是張藝謀極富盛名的色彩——

紅。

濃烈、熱豔、張狂。

熱血、反抗、殺戮、生機。

他所欽佩的“尖鋭的時代性和深沉的力量”，也呈現在了他早期電影中。

《大紅燈籠高高掛》裏。

一棟棟死氣沉沉、灰暗破敗的院樓，象徵腐朽的封建禮教。

影片裏那位“老爺”，從未出現正臉，卻無處不在，象徵威嚴的父權。

畫幅中，建築常常把人擠壓得只剩一角。

權力與秩序，通過不斷的點燈、關燈來彰顯。

死去的三姨太徹夜亮起的大紅燈籠，成了最決絕的反抗。

張藝謀選中了鞏俐，鞏俐幾乎代表了他早期作品的風格。

地母一般的女性，健康、包容、母性，掩飾不住的勃勃生機。

鞏俐的角色形象，又如飛翔的鴿子，純真、善良，代表生命真實的慾望，倔強地反抗着一切不公與壓制。

《菊豆》裏。

紅，代表被壓抑的慾望，熱烈的歡愉。

紅，如果被仇恨利用，便成了血腥的殺戮。

在那個年代，張揚的畫面，醒目的色彩，具有強悍的穿透力，直接擊中時代悲苦的核。

成功的導演，一定程度上都是時代的產物，時代不再，英雄不復。

《英雄》之後，張藝謀陷入“空有形式，沒有內核”的爭議中。

如果把“形式”比作箭矢，“內容”是靶子。

張藝謀上一代的經驗和理想，再也不是主流，他電影裏的形式，射不中靶心了。這不是他能左右的。

在《張藝謀的作業》這本訪談筆記裏，作者談到：

“在當年需要英雄的時候，一種不妥協的、創新的、不管不顧的姿態獲得了超過應得的肯定，

之後張藝謀成為批評的焦點，動輒得咎，也是因為在風口浪尖上，時代也需要對成氣候者的討伐，

這大概同樣是無需徵得個人同意的、磅礴的、焦慮的需求。一譽一彈，來自同一炮口，區別不過是，放的是禮花，或者炮彈。”

但仔細想想，當年輝煌的第五代，在往後的二三十年裏，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勤勤懇懇拍電影，還能不時冒出幾部佳作的，除了張藝謀，還有誰？

藍

電影《英雄》，一共有紅藍白綠四個主色調，代表無名與秦王猜測的四個版本，四種情緒色彩。

紅色暗示情感糾葛；藍則代表理想、大義——為了刺秦大任，甘願犧牲自己，成為墊腳石。

後來很多人批評張藝謀的電影，“只見集體，不見個人”。

但張藝謀電影裏的“家國情懷”“集體主義”，烙刻着時代的印記，也帶有他個人的生活經驗。

它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和傳統的一部分，這個根兒你斷不了。

我們慣會造英雄，當英雄遲暮，我們又急於推翻他，連同他的精神遺產……

但我們怎能摒棄父輩留下的精神遺產。

那一代人身上有光，有信仰，有執著，有堅忍，有大義。

我們今天處於一個怎樣的階段呢？

西方價值觀漸漸不適用於今天的社會，傳統道德觀又被我們早早地拋棄，人們的精神世界處於一個彷徨的十字路口，該不該上車，該上哪輛車，這是個問題。

我們今天的影視環境是怎樣的呢？

商業、功利、浮躁，褻瀆多於熱愛，糟蹋大於發展。

也許在今天的人看來，熱愛算個屁，能當飯吃嗎，發展幹什麼，跟我沒關係。

自私、利己、貪婪，泯滅良心，放棄底線，都沒關係，只要能撈金。

於是，有的人開始墮落，有的人已經晚節不保，有的人還在如老黃牛一般默默耕耘，他成功了，他獲得了後輩的尊敬。

人們問他，你為什麼那麼高產啊，70歲了，還有那麼旺盛的生命力？

也有人問，你為什麼不選擇十年磨一劍，五年磨一劍，好好磨一部作品？

張藝謀説“我閒不住啊”“從不愛惜羽毛，也不裝大師”。

一個拍起電影來，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平時除了拍電影、宣傳電影，其餘活動一概不參加，效率極高，精力極旺盛的人，他讓他五年做一件事，他也做不到啊。

在採訪中，他期望幾十年後人們這麼評價他：

“這個人沒有什麼複雜的想法，他就是一個老老實實拍電影的人。”

勤勤懇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有個最樸素的信義：“你（做事）不能對不起別人。”

小到一個劇組的場工，期待跟了張藝謀能漲工資，演員演了他的戲，期待事業能更上一層樓，他不敢辜負別人。

這就是命，他是勞碌命。

所以跟着開幕式團隊開了一次策劃會後，此前質疑張藝謀的陳丹青變了。

他在媒體面前力挺張藝謀，稱除了張藝謀，中國找不出第二個更適合的總導演人選。

在紀錄片《張藝謀的2008》的豆瓣頁面上，有條熱門評論：

“他是中國電影的農民，註定受累勞碌命。得到巨大的聲譽，也揹負巨大的罵名。在影像田裏辛勤耕作，一抬頭才發現自己被稱為‘國師’。”

“最後點火成功，《鄉村騎士》的音樂適時想起，張藝謀説出那句擲地有聲的話：‘你一生可以拍很多電影，你一生只有一次奧運會。’”

“我們為永遠自由的婁燁吶喊的同時，也請為不自由的張藝謀鼓掌。”

白

想用“白色”，形容老謀子洗盡鉛華，對電影依然葆有純粹的熱愛。

王朔曾評價張藝謀：他要拍不成電影，會痛苦而死。

這兩年《一秒鐘》《懸崖之上》接連上映，很多人感慨：

“老謀子還是愛電影的啊。”

一位導演到底是把電影當生意，當名利的角鬥場，當炫耀的工具，還是當作一輩子堅持的熱愛，不用問不用想，從他的電影裏就看出。

電影《一秒鐘》，你知道它有不少問題，可當人們託着膠片，像託着他們也不知道的珍寶，眼神純粹，動作虔誠，你還是會被這份“熱愛”打動。

關於熱愛，不是一秒鐘，而是一輩子。

“再重逢，一秒鐘，須臾即永恆。浮雲落日訴平生，一幀幀光陰。再相擁，一秒鐘，回憶定終生。遊子故人晚來風，滿月杯酒中。”

青年時代喜歡上攝影，不顧一切投入其中，攝影讓他破格被北影錄取，讓他當上了導演，讓他得以從自卑、壓抑中得到暫時釋放。

張藝謀總提起一件事。

小學四年級學校讓填表，家庭出身那一欄他不知道怎麼填，父母也很憂慮不知道填什麼既能向上面交代，又不刺激到張藝謀。

很明顯，他是出身最不好的那一種，爸爸黃埔軍校畢業，曾有國民黨軍籍，大伯去了台灣，二伯下落不明可能是軍統的人。

張藝謀説，“那種陰影是挺重的，它會讓你慢慢變成比較自卑、隱忍的性格，循規蹈矩、低調，從不出頭、不張揚。”

從陝西來到北京，跟身邊人差距太大，一邊使勁追趕，一邊總覺得“我算什麼啊”，對自己不滿意，不滿足，始終有種飢餓感，催促他繼續向前。

1990年，張藝謀赴美參加奧斯卡頒獎晚會。

那年，80歲的黑澤明獲得了終身成就感，發表感言稱：“我今天還在學着拍電影。”

張藝謀説：“20多年，我深深記住黑澤明的這句話。我不能跟大師相比，但我也在學着拍電影。”

不敢説《懸崖之上》拍得有多好，問題bug不少。

欽佩的是老謀子到這個歲數，早已封神，還在摸索年輕人喜歡的節奏，把電影拍得讓年輕人覺得好看。

只有這樣，才能跟年輕人對話，然後再來談藝術，談創造。

被叫“國師”的導演，尚且謙卑，年輕的導演們又有什麼可恃才傲物的呢？

比起80年代昂揚的英雄姿態，這個時候不妥協於遲暮的姿態，我更想稱之為“英雄主義”。

從前很多人叫囂“第五代導演已經死了”、“張藝謀，不行了”、“張藝謀的電影，死了”。

時代需要對成氣候者的討伐，這是無需徵得個人同意的。

連張藝謀本人都説，我給年輕導演的榜樣就是——甩開張藝謀，超越張藝謀。

彆着急全盤否定。

愛電影這件事，愛了一輩子，做了一輩子，做成了高峯，還想推倒重來，再成就高峯，這樣的勇敢，試問當今多少人能做到。

有這樣的楷模，這樣的精神遺產，如果非要去推翻，重建下一代的天下，那麼先去繼承。

至少不要讓“老老實實拍電影”都變成這麼難的事。

我忽然明白了“國師”這個詞的妙用。

人們都喜歡天才，天才可以毫不費力地成功。

可是叫“國師”的人，不是天才，是地才，他必須得非常努力才能看起來毫不費力。

天才可以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可以俯視世人的鄙薄，甚至不屑世人的理解。

國師不可以。

他要在乎市場、藝術、體制、觀眾，要在其中求存，穩穩當當地接住重任，儘管非他所願。

這是一個獻身者，一個從來都不敢只為自己的人，卻是我們需要的人。

《張藝謀的2008》有句短評説到心坎上了：

“如果以前有些許對張藝謀的質疑和批判的話，看過這個，變成了五體投地的仰慕。”

我真正的夢想：

找個好劇本，有個好團隊，

拍一部真正的佳作，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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