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是非，不打“派仗”——也談如何看待印度疫情_風聞

       印度疫情爆發，我們要不要伸出援手？準確地説，其實我們已經伸出援手，那又應該怎麼看？

       這問題在國內似乎引起了不少爭議。不少人還因此惡語相向：你罵我“狹隘民族主義”、“幸災樂禍”、“毫無人性”；我罵你“聖母婊”、“道德綁架”、“純屬犯賤”。

       為什麼我用“似乎”呢？

       因為我認為，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人民這裏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嚴重分歧。 試想一下：

       你面對一整個醫院欲延殘喘而不得，幾乎是引頸待斃的印度新冠患者，而你手裏恰好有能救他們性命的氧氣瓶、呼吸機，你給不給他們？

       一百個中國人，恐怕有九十九個會回答：“給。”

       剩下那一個，最多就是擔心“真能給到他們手裏嗎？”——以印度政府和“精英”這次表現出的顢頇、偽飾、無能，這樣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

       我國向印度伸出援手，其實就是在做幾乎每個中國百姓只要身臨其境或設身處地都會去做的事情。有人説“死一個人，是死了一個人；死十萬人，就只是個數字了”，但這句話即使真的有點道理，也決不説明人真的應該對十萬人的死無動於衷，而是説：要了解自己對某些問題真實的想法，不應該僅僅對着紙面上的數據高談闊論，而應該面對真實的情境，或者至少應該有對真實情境的想像力。

       有人聲稱“我不同情印度人，誰讓他們去年中國艱難戰疫的時候，不但幸災樂禍，而且落井下石，迎合西方一起反華，在邊境製造衝突？”

       但你如果問他：

       “那印度政府輕忽疫情，置老百姓生命健康於不顧，釀成印度疫情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這樣的做法對不對呢？”

       相信他的回答也會是“當然不對”。

       相信他也不會説“這是大大的好事，阿三多死幾個才好呢。”

       而這就可見：他還是不願意看到印度人民成千上萬地枉死——他指責印度政府的昏亂、狂悖、失責、瀆職，乃至有時也批評不少印度百姓的愚昧、麻木、任人擺佈，其實不都是基於這一點嗎？

       我讀了關於印度疫情的幾篇爭議較大的文章（例如復旦大學沈逸的），都並沒有發現對印度人民有什麼真正的惡意。

       那些有爭議的部分，無非是義憤於印度反華政客的惡劣行徑，也不滿於印度許多人任由反華政客挑唆、綁架。

       而在這些爭議中，也凸顯了當代中國真正的複雜性：

       中國抗疫的出色表現，其實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醫療體系及背後的經濟體系都有公有制為主體和骨架；意識形態上有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鍛煉出的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精神。——不少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羣眾都從這次抗疫中進一步確認“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因為在毛主席時代，面對各種災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可是另一方面，由於幾十年來對社會主義話語的疏離，我們自己對這一點往往失去了自覺性和敏感性，甚至一旦察覺自己身上社會主義的“烙印”，反而會感到這是“落後”的、令人羞愧的東西。

       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們拍的很多刑偵題材影視劇，總是想把內地警察拍得和香港或西方警察一樣，好像只有這樣才“專業”，才“高大上”。反倒是1996年的港劇《刑事偵緝檔案3》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

       到北京與內地警方合作辦案的香港警官張大勇一起吃飯時，問北京的刑警隊長喬進：

       “喬隊長，我怎麼從來沒看見你笑過？內地的同行怎麼都是這樣呢？其實做人最重要是開心……”

       喬隊長回答：

       “笑不出來啊。人民把生命財產都託付給我們公安來保護，我們這個工作責任重，壓力大啊……”

       這個回答在我們內地觀眾聽來有些“官腔”和生硬，但劇中的張大勇他們卻很敬佩。而這短短的一句話，其實也寄託了那時香港的編導們對內地政府和警察的印象： 有點刻板，有點憨直，但純樸、忠誠、講原則，有情懷，有政治頭腦——尤其是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是“人民警察”、“人民公安”。

       這次抗疫，其實讓我們再次確認了我們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國家，一個讓那個名叫“人民政府”的政府感到“責任重、壓力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當我們自己不願意或者不好意思這樣來闡釋和表述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遺忘這些。那麼，中國這次抗疫的優異表現，如果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只能解釋為中國人的“種族”或“文化基因”的什麼“先天優勢”了。

       應該説，中國廣大羣眾的愛國主義情感是積極的、健康的。但正是因為這種社會主義話語的“失語”，導致了我們不少人雖然並不是民族沙文主義者，但在表述上卻會出現各種混亂，因而可能為形形色色的敵對分子所利用。

       比如像我剛才講的，中國人民並不仇視印度人民，但為什麼網上卻有那麼多指責中國人“排外”、“幸災樂禍”的聲音？而被指責的那些羣眾呢？他們也感到很委屈，因為他們也不過是表達了不忘去年邊境衝突犧牲的解放軍戰士的意思，並未主張對印度人民見死不救。於是他們就會憤懣，併發泄到那些他們認為的“聖母婊”身上，甚至被激出更多更極端的表達……

       有歷史經驗的人對此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文革時，很多“羣眾鬥羣眾”的派仗，就是這樣被挑起來的：並沒有根本分歧的雙方勢不兩立，不共戴天，鬥得不亦樂乎，而得利者，則另有其人。 在社會主義中國，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是高度統一的，這個統一的關鍵，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

       在反對帝國主義包括反對印度資產階級的擴張主義的鬥爭中，必須有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

       人民羣眾是沒有根本分歧的，然而極少數別有用心者就另當別論了。

       他們的慣用伎倆，就是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和人民羣眾混為一談： 一方面，用“不能得罪美國人民、印度人民”為名，主張對這些國家的反動統治者及其侵略擴張政策妥協投降；

       另一方面，當這種公開的投降主義引起羣眾義憤而難售其奸之後，又裝扮成比誰都“愛國”的樣子，拋出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的讕言，夾雜在人民羣眾的樸素愛國言論中，企圖以此惑亂人心，混淆視聽，讓中國在國際鬥爭中陷於孤立和失敗，這就為他們下一步又轉而鼓吹民族投降主義製造了最好的口實。

       面對這樣極端複雜的鬥爭局面，我們廣大人民羣眾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團結，也必須認真學習，掌握好馬克思主義這一最有力的理論武器。有了這副望遠鏡、顯微鏡、照妖鏡，億萬人民羣眾才能真正廣泛、持久、鞏固地團結起來，社會主義中國才會無往而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