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聯合國的最初歲月（上）_風聞

作者簡介    

過家鼎筆名佳丁，中國著名資深翻譯家，外交部外語專家，曾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外交部翻譯職稱評定委員會主任、中國駐馬耳他大使、中國駐葡萄牙大使。

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聯合國即應驅逐台灣當局的代表，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國的操縱下，解放後的22年中，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一直為台灣當局所竊據。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2758號決議通過了恢復我國合法席位、驅逐台灣當局代表的提案。我國政府當即決定組派以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聯合國接受中國的席位，並參加正在進行中的第26屆聯大。11月2日，我接到以翻譯組負責人身份參加代表團工作的通知，出發日期是11月9日。

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到機場送行

代表團的組成是比較精幹的，除了團長、副團長、代表和副代表外，工作人員包括調研員、翻譯、秘書、記者、醫生、報務員、廚師、司機、公務員等，共六七十人。

當時，我國在美國沒有使館和任何代表機構，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張狀態尚未消除，紐約對我們來説是人生地不熟。這一切將為我們的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對此我們是有充分估計的。

▓ 七十年代的北京街頭

我們翻譯組的幾個人要負責所有的口譯、筆譯工作，包括打字、校對，直至印刷、裝訂等，而且我們必須準備一下飛機後即開展工作，沒有一個先遣籌備的過程。

這在我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和出訪活動的經歷中是沒有先例的。所以，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各種工具書、字典要帶上；十幾年的《北京週報》合訂本要帶上；我國政府歷年的重要聲明中、英文本要帶上；打字機要帶上；還要帶一些基本的文具用品……在準備過程中，生怕有一絲疏忽或遺漏，當時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譯機構全部搬去，只有這樣才能放心。

然而，遠途飛行，行李重量有嚴格的限制，因此我們不得不將隨身帶的資料和書籍一本一本地檢查，一件一件地落實，把公用物品放寬到最大限度，把私人用品壓縮到最低限度，個人的正式服裝只帶了兩套，最後還是放棄了好幾大箱子的物資。

▓ 周恩來總理的等國家領導人前往機場送行

11月9日清晨，我與一部分同志先去機場檢查托運行李，行李輜重確實相當可觀。廚師們把炒菜用的鐵鍋、炒勺和菜刀都帶上了，公務員把理髮工具也帶上了。大家都懷着十分激動和興奮的心情，全力以赴，準備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做好本職工作，為祖國爭光。

11月9日上午9點半，代表團全體成員在首都機場整裝待發。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周恩來率領在京的政治局委員來為我們送行。首都幾千名羣眾敲鑼打鼓，手舞鮮花也前來歡送我們。周恩來同代表團全體成員合影留念，然後一一握手告別。周恩來在同三位廚師握手時還特別叮囑他們，要注意控制飲酒。

機艙門關了，飛機開始在跑道上徐徐滑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向我們揮手致意，按慣例一直到飛機離開跑道飛上天空之後才離去。機場的人影消失了，代表團的人員才各就各位，安頓下來。這樣隆重熱烈的歡送場面給我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同時也使我們每個人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肩負的重任。不知不覺，專機已到了上海。

在上海機場，又受到地方上一次極其盛大的迎送。我們在機場上吃了一頓午飯，稍事休息，即登機前往巴黎。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為代表團準備了住所。我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被任命為代表團副團長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從渥太華趕到巴黎，與代表團會合。我們在巴黎休息了一天一夜，改乘法航班機前往紐約。

美國記者早在艙內恭候

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的消息，是當時全世界的頭號新聞。中國代表團抵達美國後將成為新聞記者追逐的對象，對此我們是有思想準備的。為此，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團長在機場的講話，並印好了書面的英譯文，準備下飛機後立即散發。

▓ 沃爾特·克朗凱特

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們登上法航班機時，頭等艙裏早有3位不速之客在恭候我們了。為首的那位，年近花甲，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新聞主持人，名冠全美的沃爾特·克朗凱特。另2人扛着電視攝影機。

克朗凱特等對中國代表團的行蹤瞭如指掌，知道中國代表團哪天將從巴黎乘哪班法航飛機前往紐約。因此，他們預購了緊靠我國代表團領導的頭等艙座位，便於當場進行採訪。

飛機上喬冠華欣然接受了他們的採訪，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問題的內容無非是中國對初進聯合國的感想、中國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看法，等等。這在當時確實是中國政府的重要表態，具有很高的新聞價值。

▓ 1971年11月11日，喬冠華率領中國代表團抵達美國紐約肯尼迪機場。

紐約時間11月11日下午，我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紐約肯尼迪機場。當大批記者蜂擁而至的時候，大概沒人注意到沃爾特·克朗凱特的新聞小組已悄悄離去。果然，當晚人們打開電視機的時候，這次飛機上的採訪以及中國代表團抵美的其他鏡頭，便有聲有色地出現在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電視熒屏上。

前來機場迎接的有：聯合國禮賓司司長、紐約市政當局的代表、一些友好國家的駐聯合國代表等。一大批愛國華僑也趕到機場，揮動着自制的小型五星紅旗歡迎我們。當然，迎接我們的不全是鮮花，也有一批反對派衝着我們搖旗吶喊，但是我們聽不見他們喊的是什麼，因為他們的聲音早已被歡迎我們的人聲所淹沒。

到機場迎接我們的還有到紐約打前站的3位同志。他們早到了3天，已經預先為我們安排了住所，租好了汽車。我們的下榻地點是麥迪遜馬路43－44街之間的羅斯福旅館。

這是羅馬尼亞代表團的朋友根據我們的委託為我們預訂的。每年聯大期間，曼哈頓的旅館十分擁擠，羅馬尼亞朋友在接到我們的電報之後，一兩天內便訂好了旅館，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代表團的安置和初期遭遇的安全問題

中國代表團進駐紐約是中國官方人員首次來到美國開展正式的外交活動。當時，尼克松尚待訪華，中美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對我們來説，美國還是一個敵對國家。在代表團人員離開北京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接見代表團的部分人員。毛澤東把去聯合國進行工作和鬥爭比喻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周恩來諄諄教誨大家振奮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聯合國的外交鬥爭，決不辜負祖國人民對大家的重託。他還提到應該儘早地在紐約購置住房，在聯合國安頓下來，努力鑽研業務，做好工作。他甚至還詢問房價，囑咐代表團的領導要迅速置房，不可猶豫。

▓ 中國代表團成員1971年12月攝於羅斯福旅館。圖源：《外交才子喬冠華》

我們所住的羅斯福旅館位於曼哈頓東區，離聯合國總部只隔兩條馬路。我們的駐地在14層樓。我們將這一層樓的70多個房間全部包了下來，一部分作會客之用，其餘每人一間，就這樣暫時安頓下來。

鑑於當時中國代表團的處境和紐約的環境，我們對安全問題是十分重視的。因為代表團沒有專職的警衞人員，所以我們把負責保衞的任務全部交給了紐約市警方。

紐約市政當局對我們的安全十分重視，特派了雙倍的武裝警察到我們所住的14層樓晝夜值班。我們為警察專闢了一個房間，儼然是設在我們卧室門口的一個崗亭。警察每班2人，24小時從不間斷。

值班時，一人面對電梯而坐，監視着每個從14層樓電梯口出來的人，一人坐在房間裏，閒時看電視。兩班交接時湊成4人，還打起了橋牌。我們的辦公室與宿舍和他們緊靠在一起。因此，一天24小時的活動全置於他們的監督之下，失去了基本的隱私權，既不自由，也不方便。保衞保密成了我們的頭等大事。

為了保證安全，規定從14層下樓必須兩人同行，出旅館步行必須3人同行。為了防止竊照，我們在卧室裏用牀布把鏡子遮起來；為了防止竊聽，我們從不召開帶有實質內容的工作會議，有些問題在走廊裏輕聲交換意見，重要意見用文件或寫在紙上傳達。喬冠華團長曾自嘲地説：在羅斯福旅館可以“到處拉屎”，但“無地放屁”。

▓ 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

以喬冠華為首的中國出席第26屆聯大代表團在紐約工作了近50天，經歷了印巴戰爭在安理會和聯大的激烈辯論，於聖誕節前結束工作，返回北京。代表團40餘人留下來常駐紐約，開始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建團和日常工作。當時，羅斯福旅館14層樓的客房空了一半，但我們沒有將空房退租，只是等待購置新房後搬家。

與此同時，我們派人四處尋房。經過4個多月的時間，看了幾十處的住房，終於找到了位於百老匯馬路第66街林肯中心對面的一幢旅館，共10層樓，有200多套房間，100多個車位。經請示國內，周恩來親自批准以485萬美元現款一次付清了房價。

▓ 作者（三排左二）出席1972年的聯合國安理會。

1972年1月，中國代表團去巴拿馬出席安理會討論拉美問題的會議。這是安理會第一次在紐約以外的地點召開會議，也是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剛恢復後全面介入安理會工作的經歷。

由於巴拿馬未與我國建交，在巴拿馬沒有中國使館，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因此代表團的組成既要精幹，又要全面。

為了保持與國內的聯繫，及時請示報告，又帶了兩名機要員及必要的設備。我們住在巴拿馬的高級飯店裏，兩名機要員在房間裏搭起了防止竊照的帳架，日夜工作，房間裏一直有我團人員看守，連打掃衞生的服務人員也不得進入。

▓ 效果圖

我們從巴拿馬返回紐約，就獲悉代表團發生工勤人員王錫昌被害的不幸事件。原來，在此前的一個星期六晚上，王錫昌為代表團人員放映電影完畢回房睡覺後，就猝死不起。第二天，代表團將王錫昌送往醫院檢查，對屍體進行了解剖，仍查不清死因，屍體暫存醫院冰櫃。這件事驚動了周恩來和毛澤東。

我們立即根據指示寫信給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要求美國有關當局立即進行徹底的調查，以查明死因和兇手。美方答應責成紐約當局與中國代表團配合追查兇手。

過了兩個多月，我們接到紐約市醫院的通知，説王錫昌是喝了含有尼古丁的飲水引起了神經中樞麻痹而死亡。我們當即取回了一小杯死者的胃液，連同一杯他生前喝過的飲水，交信使一併送回國內。

國內有關部門的檢測結果與美方醫院的結論一致。原來是兇手在王錫昌飲水的壺裏投入了劇毒的尼古丁。幸運的是，兇手沒有找到代表團全體公用的燒水壺。如果將尼古丁投入這個公用的大水壺裏，那麼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儘管我方一再催促美方協助破案，美方也允諾與我方配合，但由於情況複雜，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回答，成了歷史之謎。

王錫昌的骨灰送回國內後，被追認為烈士，追悼會在八寶山隆重舉行。外交部幾位部、司領導以及出席第26屆聯大代表團的部分國內人員均出席了哀悼儀式，向這位年輕的常駐代表團工作人員致以最後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