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過去了，對他們我還是罵不出口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1-05-08 16:46
作者| 阿飛
來源| 影探
一段十年前的卧底暗訪，讓記者崔松旺的名字短暫地出現在了社交媒體。
視頻裏，崔松旺撿煙頭，吃垃圾，髒土塗滿身，半月不洗澡。
彼時的他，只有一個目的：
讓人販子誤認為他是智障，將他帶入黑窯。
深入虎穴，崔松旺探到了第一手資料。
想要逃出報警，卻比登天還難。
第一次，被抓回來，毒打一頓。
第二次，夜逃，跳進水渠躲避搜捕。
得救後，一個錚錚的漢子，抱着同事失聲大哭。
最終，他手攥血淋淋的事實，解救了30名奴工，讓8名黑窯廠老闆伏法。
驚險事蹟被網友們反覆咀嚼，震撼之餘，不由嘆一聲：
“這才是真正的記者吧！”
感慨背後，是網友們太多無處發泄的情緒。
而事件主角崔松旺也不做任何評判，只留一句：
“十年已過去，感謝君猶記，過去不足憑，虛名不足恃，一切向好，加油祝福。”
陳年勇事，仿若不值一提的小事。
不邀功，不煽情，擺手笑過，就此作罷。
這份難得的瀟灑，久未可見。
未曾可知的是，還有太多的“崔松旺們”。
他們行過的事，做過的夢實在太耀眼，我們怎能忘記——
>>>>新太陽60分
“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話，讓時任新聞採訪部副主任的孫玉勝茅塞頓開。
《新太陽60分》，多好一名字。
雖然後來胳膊擰不過大腿，節目名被否，但一夥兒人還是習慣這麼叫。
只是觀眾們更習慣叫它另一個名——《東方時空》。
1993年，時任台長楊偉光讓孫玉勝開一檔早7點的節目。
20萬啓動資金，5分鐘廣告時間，再加20平米的玻璃房，就是《東方時空》可以支配的全部。
孫玉勝靠着“連哄帶騙”從各個部門借調了六個同事，七人又拉人入夥。
照白巖松後來的話説：
“跟騙子的唯一區別，是認識的人推薦的。”
羣策羣力，節目有了眉目。
《東方時空》分四個子欄目：
《東方之子》訪成功人士；《生活空間》採百姓故事；《金曲榜》播流行歌曲；《焦點時刻》抓社會痛點。
一個月不到，節目改變了全國人民早八點才看電視的習慣。
持續見漲的廣告費，讓《東方時空》很快還清了台裏20萬。
那時，大街小巷傳起了順口溜：“吃方便麪，打面的，看《東方時空》。”
《東方時空》快速贏得百姓關注，只因一個——節目戳中了老百姓的心窩。
《東方之子》製片人時間最煩五種話：假、大、空、套、官。
編導的片子但凡有一點諂媚虛假，片子被斃不説，還要捱罵。
無論是濟鋼廠長馬俊才，還是後來的大師季羨林。
《東方之子》拍的成功人士，不倨傲，不作勢，始終與觀眾平視。
製片人時間
第二期，胡健採訪下海經商的作家張賢亮，一上來就是連珠炮提問：
“你怎麼在經商裏保持自己心靈的相對自由？”
“經商會對人格產生影響嗎？”
一個個針扎的問題，刺得張賢亮發毛：
“你到底是幹嘛的，一個主持人怎麼可以這樣。”
如果説，《東方之子》是拒絕仰視，那《生活空間》就是拒絕俯視。
製片人陳虻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做片子，先做人。
主角是老百姓，鏡頭裏絕不能帶有一絲“何不食肉糜”的清高。
有一期，採訪賣水的大娘，記者問兩桶水賣多少錢，大娘説3毛。
記者下意識回了句：“才3毛！”
後來，這句感嘆刪掉了，記者坐在鏡頭前對着觀眾反思：
“我覺得我是在用一個城市青年的心理來衡量這三毛錢的價值，還沒有真正懂得這三毛錢對這位農村婦女意味着什麼。”
時時刻刻，《生活空間》都要求自己對得起那句標語——“講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東方之子》《生活空間》是決不粉飾的真，《焦點時刻》就是力透紙背的狠。
當年，洋河污染，殃及農田，《焦點時刻》記者跑去政府大樓採訪。
等了一上午，領導避之不見。
記者直接站在門口報道：“市長工作很忙，但我們以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話畢，鏡頭後響起了農民震天的鼓掌聲。
一年後，節目改版為每晚的《焦點訪談》。
工廠童工、陽泉溝礦難、注水豬肉、無影工程……一樁樁黑心事大白於天下。
《焦點訪談》被百姓稱為“焦青天”。
不過，“輿論監督”的這一記鐵錘，也砸得多少人現出原形。
記者們沒有一刻不在擔驚受怕。
一方面，他們要警惕，被斧子追着砍，被地頭蛇點名威脅。
另一方面，他們要快。
因為只要慢一分，就很有可能因為求情，將片子拿下。
用製片人趙海潮的話説，這叫“一快遮百醜”。
或許是受到《東方時空》的感召，當時也湧現了一批精彩報道：
《南周》報道扳倒惡霸，揭發高考舞弊案，揪出庸官……
中國第一揭黑記者王克勤，接連寫出《黑市狂洗股民》《公選“劣跡人”黑幕》《假疫苗》……
繁峙礦難，記者劉暢拒絕“賄賂金元寶”，如實報道死亡人數。
為了呼格吉勒圖案，記者湯計追蹤報道十年推動案件複查……
《南周》前主編江藝平曾説過：“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這話從來不是理想主義者的矯情，它真的存在過。
>>>>東方之子
1994年，北京暴雨。
編導張朝夕正看着書，突然驚起，這牀墊子怎麼飄起來了。
一看，倒灌的雨水淹了《東方之子》的地下室宿舍。
一夥人沒二話，將所有家當全部堵在機房門口，一夜無眠，守住了片子。
沒編制，沒經費，沒場地。
當年，除了理想，一窮二白的《東方時空》給不了記者們任何東西。
臨時工的身份在台裏受辱，在外也挨擠兑。
打掃衞生的保姆拿着暫住證質問他們：“我有你們有嗎？”
一幫人説不出話來。
前《東方之子》編導周兵，紀錄片《敦煌》《故宮》導演
編導們剪片子累到睡走廊。
陳虻忙到沒空吃飯，經常順手就拿起桌上的剩盒飯往嘴裏扒拉。
時間胃疼到跪在地上，還堅持在演播室指揮編導切換鏡頭。
這樣的日子浸着滿滿苦水。
可每當他們回憶起，眼睛依舊在發亮。
對他們而言，那日子裏有太多比苦更有意義的事。
《陳寅恪的最後20年》出版時，時間給欄目組的每位同事都送了一本。
時間信奉陳寅恪先生秉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希望《東方時空》也能如此。
大家曾回憶，那時每天只做四件事：
幹活，吃飯，睡覺，吵架。
時間是出了名的狗熊脾氣，《東方之子》裏就沒他沒罵哭過的。
除了白巖松。
臉上還冒着青春痘的白巖松被師哥崔永元忽悠來了《東方時空》。
嘴不把門，天天和人吵：
“要是做這樣的節目，我從十樓上早就跳下去了，我都跳十回了，你們還好意思做這節目。”
話説的再狠，有用必須聽。
不講輩分，不看資歷，臉皮比節目重要。
愛罵人的除了時間，還有陳虻。
時間是着急上火亂撒氣，陳虻是直擊關鍵不留情。
相傳，南院（新聞評論部辦公區）一大景，陳虻審片。
八分鐘的片子，他能審一兩個鐘頭。
藏得再深的問題，陳虻一眼就能給挑出來。
都説，被陳虻罵，死的心都有。
前《生活空間》編導樊馨蔓，九屆《感動中國》導演
陳虻也能慧眼識珠，當年一位編導第一次拍的片子説放就放。
一播出，片子拿了節目金獎。
25年過去了，這個13分鐘的短片依舊還在被熱議。
片子的名叫《姐姐》，它的導演正是《觀音山》的導演李玉。
《南周》前記者陳菊紅曾寫了一篇祭奠南週歲月的《離開》，裏面有句話：
“那些金子一樣的日子，閃亮得讓人不敢相信。”
這樣的日子，紙媒英雄們擁有過，東方之子們也擁有過，
>>>>問路
少有人知，《東方時空》曾有個傳統，辦年會。
年會里，主持人敢把領導錢包掏出來，把錢扔向空中。
最多一次，白巖鬆散了領導錢包裏的兩千塊錢。
後來領導來不敢帶錢包了，或者只放幾十塊錢。
大家還改編老電影，然後套編輯部的故事：
“白巖松斯基”拿出扳手猛擊“水均益斯基”後腦，邊打邊罵：“我是十大傑出青年，奧運會我現場直播，香港迴歸、澳門迴歸我是主持人，我看話劇我坐第一排……”；
“崔永元斯基”因為不肯交出女編導而被當成奸細，被“關海鷹諾娃”打死……
最精彩的莫過於白巖松的RAP，這詞兒放到現在，不敢想。
80年代的電視沒有辦法看，80年代的記者沒啥事情幹。
大會小會開不完，電視要玩完。
回過頭咱數一數，新聞真操蛋……
視頻流傳出了網，有的人看得津津有味。
有的人開始發帖批判：
“一點兒正經都沒有”
“話裏有話嘛”
“為新聞工作者抹黑”
意見起了，沒辦法，指令傳了下來：
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報、節目單收回。
今後年會必須陽光燦爛，四平八穩，不能惡搞，寧可不搞。
在那之後，白巖松很少再參加年會。
2010年，敬一丹給白巖松發了個短信：
“再也不是以前的年會了。”
也是在那一年，一個時代趨勢開始顯露：
網絡廣告規模邁向百億規模。
極速衰落的紙媒，再也趕不上新媒體的步伐。
當技術衝擊和理想圍剿同時湧來時，當年想幹到80歲的記者們，開始猶疑了。
2012年，曝光過三聚氰胺和楊永信的記者簡光洲宣佈離開媒體：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
簡光洲之後，不過一年。
黑社會500萬懸賞人頭都不為所懼的王克勤，在第四次被報社勸退後，累了。
此後，一心撲在了公益上，不再碰報道。
王克勤
2018年，長生疫苗事件曝光。
王克勤當年的簽發總編包月陽在微博上寫下了意味深長的一句話：
“有時候，時間能改變什麼。有時候，時間什麼也改變不了。”
這條微博被短暫地熱議，又快速地淹沒進了娛樂新聞中。
而揭發長生疫苗的獸爺，拿了那年的媒體獎。
人人都説，新媒體出一篇深度稿不容易。
少有人知，獸爺出身《南周》。
記者們總是最能敏鋭感知到時代浪潮朝向，他們選擇離開來換另一條生路。
“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沒中跟着沉淪，我必須走出這關鍵一步。”
文章《一個10年老記的心聲：我為什麼要離開》中的這句話説出了太多記者的心聲。
2001年，時間調離《東方時空》。
離開前的最後一個會，是柴靜進評論部的第一個會。
時間在台上默默地抽煙，半晌説了一句：
“我不幸福。陳虻也不幸福。”
説完，把煙按滅，走了。
>>>>新聞不死
08年，平安夜。
陳虻走了。
東方之子們基本都趕去了醫院病房，他們不知道離開了醫院還能去哪兒。
敬一丹和白巖松在陳虻的辦公室待了一夜。
沒趕到見陳虻最後一面的水均益問同事：陳虻最後説了什麼。
同事説，只有四個字：話語空間。
陳虻的追悼會來了很多人，八寶山擠滿了人。
時間在追悼會上痛哭：“如今戰壕沒有了，兄弟也沒有了。”
同事們在陳虻的辦公桌上放了一盆白菊和一張紙條，上面寫：
“懷念你，懷念一個時代。”
《東方時空》二十週年時，白巖松寫文紀念，提到了陳虻：
也許，陳虻還是幸運的，再也沒有墮落的可能，而我們卻都要格外小心，下墜的前方還有很大的空間。説來也怪，陳虻走了，總有人憑弔；可二十年裏，好的理想與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麼從不見人傷感憑弔？
沒辦法，已經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是同一個人。
不可否認，我想念那時意氣風發的他們。
但我更清楚，這份懷念不應該成為現在失望的理由。
因為，相信新聞的人會始終相信，這世上還有為我們抱薪取暖之人。
而一句“記者沒一個好東西”的隨意發泄，很有可能就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十三邀》裏，羅翔老師曾説過：
“在人類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
而記者無疑是這個世界裏，最勇敢的一批人。
他們見到了那麼多黑暗，依舊篤信光明。
他們經歷過那麼多危難，依舊選擇涉險。
即便，後來的他們放棄了。
我們也沒什麼理由好苛責。
因為，美好的仗他們打過了，所信的道他們守住了。
陳虻説過：
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