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遊、中印“點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體/聲音（一）_風聞

兔主席 20210506

目 錄

一、五一在西安

二、從西安到中國VS印度

三、我對“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的看法：不認可

1.基於道義的判斷

2.道義在這個事上足以作為評判標準

四、從“點火”的一個重大硬傷説到《神奈氚衝浪裏》

五、中國政黨/政府相關機構的網絡言論問題：困境所在

1.“內外”不再有別，註定是貫通的

2.“跨界”是很難避免的，各個機構平台都需要積極競爭流量

3.不同人的水平、見解、觀點肯定都是不一樣的，發表內容質量會有差 異

4.國外/西方輿論場會將中國政府官方賬號看作是一體的、“一塊鐵板”

5.“一塊鐵板”下的“木桶理論”

6.“木桶理論”下，“短板”劫持全體的問題

7.“Trump化的刷流量”+“一塊鐵板”+“木桶理論”=系統性被妖魔化的風險

六、官方媒體/賬號/聲音的發佈：怎麼辦？

一、 五一在西安

五一節前我特別忙，很多事情處理不完。

五一期間，我和一家到西安旅行來了，希望給孩子們做一些愛國主義教育。西安現在是一箇中國文化軟力量爆發的城市，而且能以傳統、現代、潮流的方式多層次的呈現。這裏特別能感受到新時代的中國。

但很快，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五一節假日非常不適合到西安旅遊，因為西安城市的尺度不算大，景點數量有限，比較集中。在爆發性人流衝擊下，核心景點區的基礎設施不堪重負。

——5月1日我們傍晚我們在大唐芙蓉園區，晚上離開時遭遇巨大人流，出租車網約車都叫不到，就坐地鐵。地鐵完全人滿為患，排隊都排到地鐵站外。後來發現去大唐不夜城的很多人都走到這裏上車，一個小小的地鐵站要支撐兩個大型景點。

——5月2日我們去永寧門看城牆。進入了甕城後發現，人實在太多，上都上不去，就直接撤了。

——5月2日下午從酒店出發，去了鐘樓和回民街。去化覺巷轉了一圈，訪問了大清真寺（之前也來過好幾次），發現這裏幾乎一個人也沒有！它居然成了西安五一節假日觀光高峯裏的世外桃源。我們仔細把清真寺看了個遍，觀賞了各種細節，最後還觀賞了禮拜。兩個回民小朋友熱心給我們做了小導遊。其中一個小朋友8歲，才上三年級，他還帶我和小女潛入禮拜堂後面的墓地參觀，帶我們去看了隔壁的清真女寺，還與我們一起在西羊市街吃了美食，並介紹了他的生活，包括宗教生活。這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小朋友。他的父母在作坊工作，非常忙碌，主要靠爺爺養大。可是他的爺爺在幾個月前因病去世了。説到這裏，他難過地哭了。真是引人同情。

分開時頗為不捨。之後，我們經歷了傾盆大雨，被困在回民街/鐘樓，最後輾轉了近一個多小時才上了地鐵。地鐵情況是這樣的：我拍了幾張圖給大家看。

——5月3日，我們就想辦法避開人流了，首先取消了去兵馬俑的行程，改成去漢景帝陽陵。果然人非常少。下午改從北門安遠門上城牆，人流也遠較永寧門稀少。之後去參觀了城牆西北角喇嘛教的廣仁寺，非常的棒。晚上和打仗一樣，做好充分準備，到大唐不夜城轉了一圈，看到了無數的燈火輝煌，無數的人羣。許多的中國風的文創和餐飲小吃品牌及到處可見的漢服少女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人羣而言，2019-2020年筆者寫香港，彼時香港動不動就記載數十萬人 散步。筆者覺得按這個標準，今天大唐不夜城有三百萬人！）

最後，為了避開人羣，步行了兩公里到會展中心坐地鐵回酒店。

參觀完大唐不夜城，我與小女有這樣的對話：

我：你對西安有什麼印象？

她：人實在——太——多——了！

我：你見過今天晚上這麼多的人麼？

她：有。

我：什麼時候？

她：前天和昨天！

我：你這三天見過的人應該超過你這輩子見過的人的總和。

——5月4日，我們放慢了節奏，參觀了大明宮遺址以及大華1935。大明宮遺址：現場看不到什麼。這裏應該搞成一個VR/燈光展覽，還原當時的場景；大華1935：博物館非常的棒。看到工業遺產被如此保護，十分的感動。但這裏文創項目不夠，變成了一個餐飲為主的項目，人氣明顯不足。這兩個項目人都不多，觀光起來倒是輕鬆愜意。

這個旅行雖然有點辛苦，但我覺得，出來看“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這是親眼目睹中國防疫/抗疫的巨大成功；看到消費需求集中釋放的潛力，及內循環對中國經濟的巨大驅動能力。在西安，可以領略到這種欣欣向榮、充滿潛力的景象。而且我深刻感受到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在這所城市集中的爆發並向外輸出。

二、 從西安到中國vs 印度

5月2日晚上傾盆大雨，我們被困在擁擠的鐘樓地鐵站裏，我和西安朋友Iris打趣説，哎，你説，現在他們聊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是不是應該這麼説，中國和印度，中國現在是熱點旅遊城市的景點和交通基礎設施“崩潰”了，印度則是醫療基礎設施崩潰了。這就是疫情應對差異的結果。中國疫情應對的好，再加上國外疫情嚴重，中國進入內循環，消費需求集中釋放導致旅遊基礎設施跟不上。説來也是奇景。印度則因為疫情應對不好，醫療/公共衞生基礎設施瀕臨崩潰。同樣的情況在許多國家（包括前段時間的巴西）也出現了。

這是我和朋友私下的、非正式的閒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做這樣的比較。“你看他們國家怎麼怎麼樣，我們國家怎麼怎麼樣。比來比去還是我們國家好啊。”這是人之常情，但我肯定不會在公開的、公共的、嚴肅的場合和所謂的“大雅之堂”去正式發表這樣的言論。

這就説到前些天比較受到關注的“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問題了。

國內對“中國點火 vs 印度點火”這個事情的意見比較分裂，大抵分為兩派。一派是“好得很”——認為中央政法委官微@中國長安網微博發得“好得很”。就該這麼説。説了就説了。沒什麼不能説的。另一派是“好個屁”——認為這個微博發得不好，水平不高，尤其是官方號不應當發這樣的東西。

熟悉筆者的讀者應當很容易猜到：筆者肯定屬於“好個屁”派。當然，我的看法只是我個人，是一種個人觀點，一個個人的道德判斷，一個個人的價值選擇。

三、 我對“中國點火 vs 印度點火”的看法**：不認可**

首先説明。我不認可中央政法委官微@中國長安網 發的這個微博裏所表達的態度。

我對這個事的判斷純粹是從道德、道義價值角度出發的，不需要引入其他考慮因素。同時和政法委官方微博號這樣的特定身份沒有必然聯繫。

1、 基於道義的判斷

有的東西是絕對不能拿來開玩笑的——譬如涉及災難、病痛、生死等涉關對人的生死存在的重大問題，當對方遭遇災難、生死、病痛時，要表達同情、共情，給予關心和安慰。這種反應和取態是跨越歷史與社會時空的，所有人類羣體都應該可以自發地找到共鳴與共識，不需特別的教育和知識積累。為什麼，因為它是人類的“內核價值”，“始祖價值”（proto-values），早在有史之前，甚至早在人類走出非洲後分散演變發展成不同的羣體，形成了不同的語言、文化、文明之前就已經存在。因此它是共通、普遍、普適的。人類甚至可以對其他物種產生這種共情。

這種基本底線有沒有可能被系統性地打破呢？（系統性，即集體化，社會化、機構化、制度化的行為，而非個人的行為）。有可能，譬如：

——兩國全民交戰、全面交戰，相互仇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彼此都希望在物理上消滅對方，將對方從人類羣體裏剔除。這種狀態在當代國際社會已經不存在了。

——在倫理上、道義上剝奪對方的“人籍”：把對方/他者“去人格化”（dehumanize），剝奪了對方的“人”的身份。既然認為對方“不是人”，或是“次等人”，那當然就不需要在乎對方了。不要説開玩笑，把他們殺了都可以。

西方近代史上各種種族主義都旨在為白人社會歧視有色人種提供倫理、道義、科學基礎，藉此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內化、機構化、制度化。這套體系非常強大，也使得自詡文明的德國人可以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種族清洗；也使得自詡為民主世界燈塔的美國時至今日仍不能解決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

回到“印度點火”事件。筆者以為，從中方的角度出發，去嘲諷印度焚燒屍體的慘象，或把它用作某種素材（例如與中國的成功做對比），是觸及了這條基本底線的。

基本底線是抽象存在的，是一個跨越時空的看不見的手，它不可能在所有場合引導、規範、約束所有人的行為，但它提供了一種標準。如果在公開場合、公共空間、公共輿論場去發表與基本底線不符合的東西，就是在挑戰一個社會的基本倫理底線，甚至挑戰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底線；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容許這種破壞人類內核價值、“始祖價值”的東西公開、持久的存在，那麼我們會懷疑這個社會整體的道德價值都存在問題。

當今中國的黨和政府極度重視構建、維護正面價值與道德共識（後面我會再説説這個內容），因此是維護和恪守上述基本底線的最重要道德力量。實際上，我們現在不僅僅在國內維護這種價值，還希望在國際上傳播這樣的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以，中國長安這條微博的命運（被刪除或屏蔽）本身就足以説明一切。之後有胡錫進等官方媒體人出來表態。但我認為，新時代下的道德主線非常清晰，“中國點火 vs 印度點火”這樣的微博不符合現在的自上而下的道德主線。從決定刪帖的人到胡主編，合在一起，也反映了當下的道德主線與共識的一個反映。

最後還要指出，同樣的內容，因為發佈者不同，語境不同，效果也是不同的。例如，同樣一個東西（“點火”），如果是由印度人自己發出來，那效果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印度人去發這個，那有可能是為了批評印度政府、政客、社會制度。説白了就是別人罵自己不行，但自己罵自己可以，因為語境和出發點是不同的。但如果有哪個印度人敢於發這樣的圖，一定也會在印度內部引發爭議，有人反對，有人同情。但無論如何，這是印度內部的事情。我們作為“他者”，是不合適發這些東西的，並且很有可能因此冒犯和傷害很多的印度人。

2、道義在這個事上足以作為評判標準

在大多數情況下——倫理/道義本身就足以成為衡量一個事情是否合適的判斷標準。這個事情也一樣，我們和印度的關係也許好不到哪裏去，但我們和印度並不處在戰爭的極端時期。我們還要積極和印度發展建立雙邊關係和多邊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需要根據基本道德和倫理直覺去判斷這個事情。

“好得很派”會從很多角度論證“中國點火 vs 印度點火”好得很。我看了一下，絕大部分論證都是圍繞外部理由，譬如中國過去怎麼怎麼捱罵；印度這個國家/政府/社會如何如何（其中包括了對印度作為一個國家的整體評價）；印度的政府或網友之前如何對待中國；印度人對此有沒有所謂（比如有人會説印度人反正也無所謂，還有人喊好的）、美國、英國、、西方媒體和西方政客發言的標準多低下以及他們如何對待中國；Trump有多low，他怎麼對待中國；中國善待印度的話也得不到什麼結果，等等等等。

這些都沒有圍繞價值觀出發即這個事情本身（intrinsically）的對或錯或恰當與否做出評價。而在倫理上、道義上，前面這些外部因素和這個事情本身的對或錯或恰當與否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避免冒犯他人、避免傷害他人，做出的是一種“道德選擇”：

——我們的道德選擇是基於道德，而不是構建在物質和利益基礎上的。我們不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為了搞好和對方的關係，或為了做其他的利益交換才這麼做的。（眾所眾知，這正是大家用來批評美國的）

——道德/道義/價值觀甚至還可能會要求我們做一些有悖於我們現實利益的事情：比方説中國致力於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個事情，要很大的努力乃至犧牲，但有利於全球的長久利益，這就是價值觀的書寫。而把道德和利益綁定在一起（美國）只有一個結果，就是道德虛無主義和價值觀的坍塌。只有在利益與價值觀之間堅持選擇價值觀，才能獲得他人長久的信任。

——我們的道德標準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不會也不應該因為對方甚至別人/第三方的道德標準低下、素質低下而相應降低我們的道德標準。（我不會因為你是流氓、你品味低，你low，就把我自己也變成低品味、low的流氓；我是君子，你是小人，我不會因為你是小人就把自己也降維成小人）。

——我的道德選擇是一貫的，我不會因為對象的不同、場景的不同、利益的不同而做不同的道德選擇。換言之，我不會搞雙重標準、多重標準。我就是一套價值觀。我的價值觀是我的，我的道德選擇也是我的，我的行為反映的是我的價值觀。如果我行為一貫，那你可以用我的價值觀來預測我的行為，甚至對我提出批評，影響或約束我的行為。如果我滿嘴空話，雙重標準，那説明我根本就沒有價值觀。你也不會相信我（眾所眾知，這也被用來批評美國的虛偽）

——我不會因為對方的反饋\反應而改變我的道德選擇與行為。比方説，印度聽眾裏可能也有人叫好的（哎，你看中國人説得對啊，一針見血！我們就是太爛了！）我的道德選擇和行為是屬於我的，不是屬於對方的。我表達和書寫的是我自己的價值觀，而不是對方的。所以，這些都不能拿來用作論證我行為恰當的依據。

總而言之，價值觀歸根到底是自己的，道德選擇和道德行為是自己的，這與自己的利益不應該有關係；與別人的身份、地位、能力、評價不應該有關係；與別人的道德水平也沒有關係。

中國政府在道德和價值觀上是有理想主義追求的，在國際社會上更希望將自己變成三好學生和楷模，做到高標準嚴要求，言行始終一貫。與美國形成了鮮明。

中國如此之大，各種現實主義、憤世嫉俗（cynicism）肯定本來就無所不在。在國際問題上，涉外問題上，不少普通人的想法是很容易被“老大哥”美國給帶偏的，在“叢林鬥爭”中把美國那套不好的東西都給學回來——凡事講利益，道德偽善與雙標，基於實力搞流氓外交，拉幫結派，中傷他人。對其他國家完全沒有尊重。這些都是非常low的行為，在過去大半個世紀裏已經極大損害了美國的形象與地位。Trump在任四年，做遍了各種下作事情，把美國的國際形象壓到了新低。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美國的雙重問題：國內嚴重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及政治分裂得不到解決；國際上則面臨道德信用的破產。

説白了，美國就是個小人。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在許多涉外問題上、外交問題上，出現了Trump化，而且還認為Trump化很好用，認為Trump的方式是尖鋭利器。這就是道德降維了。而華盛頓一直慣用小人之心度量中國，用最負面、最cynical的方式去詮釋中國的一切行為，竭力妖魔化中國。中國如果學了美國這套東西，就是道德降維，和美國站到了一個小丑舞台上。

中國正在努力樹立自己的正面國際形象，要做一個君子。我們還希望把我們的正面價值向外傳播影響。咱們可不能被小人影響，把小人變成我們的目標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