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家書”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5-09 19:58
張國斌中國駐法國斯特拉斯堡前總領事，駐法國留尼汪首任總領事，先後在外交部非洲司、辦公廳、禮賓司、釣魚台國賓館、領事司任職，常駐非洲8年、法國11年，走訪140餘國家，隨同國家領導人出訪30餘國。
著有《外交官説禮儀》《新編公務員外事禮儀》《禮贏天下》《亮出最好的自己》《足跡》《綠島仙蹤》《皇家賭城》等。
“外交官”這個稱呼是一份榮譽，更是一份責任。作為一名從事四十餘年外交工作的外交官，每每回想我走過的路，既有外交場合為國爭榮的拼搏奮鬥，也有異國他鄉月夜之前的思鄉之情。而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讓我難以忘的便是母親在不同時期給我精心準備的“家書”。
初次出國
“家書”是一抔抔黃土和一件件棉衣
記得第一次出國是去吉布提，出國前，我趕回老家去看母親，她跟我講：“出國走的路遠，但是不管到了什麼地方，你也是一箇中國人，也是咱們家鄉的人，也是山西人。”那天走的時候，她在院裏的北山牆根挖出來一些土，裝到小瓶子裏給我帶上，告訴我：“到了吉布提以後，喝當地水的時候倒上點兒咱家的土，水土就服了，就會想到家鄉，就會想到親人，就會想到國家。”
當時正值寒冬，母親擔心我走那麼遠着涼，就在準備行裝的時候特意交待我多帶幾件厚衣服，包括她親手織的兩件毛衣。我一再跟母親講吉布提是個熱帶國家，不會冷的。但是母親説：“不行，再熱也有冷的時候，一定要帶上這些衣服。”結果我的厚衣服塞了滿滿一箱子，雖然去了以後好多東西都沒有用上，但是每當思念母親、思念家鄉、思念祖國的時候，捻一捻家鄉的黃土，摸一摸母親織的衣服，思鄉之情便會平復許多，對工作對未來也會充滿幹勁和信心。
異國他鄉
“家書”是電話裏傳來的牽掛和叮囑
記得1988年，我到中國駐喀麥隆大使館工作，剛到那個地方不到半年，忽然接到家裏的電話，説母親要做胰腺炎手術，非常危險，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
我和大使緊急請假，也買了回國的機票，準備回來。等我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機票時，又接到家裏電話，告訴我母親已經醒了，而術後醒來第一句話就是一定要給我打個電話，告訴我她已經渡過危險期，沒事兒了，並且堅決不讓我回去。
我知道，母親是怕耽誤我的工作。她説我剛到大使館不到半年就回來，對我影響不好，讓我一心一意工作，不要太過惦念。接到母親的電話我長吁一口氣，母親病情穩定的消息也讓我懸着的心落了下來。大使知道這個消息後也為我高興，同時和我商量，如果可以堅持的話能否推遲一下回國，希望我這段時間可以留下來繼續工作，由於當時使館工作任務比較重，平時也確實比較忙，而且我也知道母親的脾氣性格，於是就推遲了回國探望母親的時間，只是在工作之餘想到母親的病情，想到母親的音容笑貌，還是會陷入深深的牽掛和惦念，輾轉難眠。
再回來已是一年多以後，這時母親已經痊癒，但是看到母親憔悴的臉龐，消瘦的身體，陪着母親慢慢地回憶，聽到醫生和親人朋友們細緻的講述，我膽顫心驚，後怕不已。尤其是母親生病和死神做鬥爭的那幾個月，想象着母親忍受着病魔的煎熬，渴望兒子的陪伴又不忍打擾兒子的糾結與痛苦，我心如刀絞，痛苦和自責化作苦澀的淚水悄悄地吞嚥下去。據説，當時這種病手術的死亡率是90%以上，但是母親硬是靠着身體好的底子，還靠那種一定要見到兒子的執念，堅強地挺了過來。醒來後她第一時刻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我，雖然對我充滿思念和牽掛，但卻叮囑我最多的還是外交工作，是國家需要我,而我也把母親的牽掛和叮囑化成了對自己的鞭策和激勵。
外交生涯
家書是一張張“教誨”和一次次期待
我小的時候，在家裏就經常會看到母親剪報紙，當時我不太瞭解她這樣做的緣由，每次問，母親也只是告訴我做這些東西有用。
工作以後，我開始慢慢理解母親剪報的意義。每逢休假回家，母親都會把精心粘貼的剪報本拿出來，囑咐我一定認真看。大大的冊子裏都是報紙上的重要社論、國家政策之類的內容。她還在一旁做了標註，並反覆強調，理論學習不能斷，一定要隨時瞭解國家大事，要堅持學習才行吶。
工作後，我被派駐外使領館，與家人的聯繫只能靠信使每月一次從國內帶來的信件。母親的來信除噓寒問暖外，總會多出特殊的一部分。她會在信裏寫《人民日報》在幾月幾日發表了什麼內容，重點是什麼內容，還有一些國家大事、重要社論、外事知識等，並附有一張張報紙上剪下來的“小豆腐塊”。
當然，除了這些，由於當時處在建館初期，條件比較艱苦，廚師還未到位，使館工作人員需要輪流做飯。我在國內沒自己下過廚，每次輪到自己都非常緊張，生怕做得不好吃影響同志們的胃口，所以在信裏也會向母親請教一些家常菜的做法。回信中，母親會寫下詳細的烹飪步驟，有時也會附上一個“小豆腐塊”，例如麻婆豆腐、醋溜白菜的做法。得到母親的真傳，在異國他鄉吃着家鄉菜，心中倍感温暖。
2004年我回國後在釣魚台國賓館任職，母親更是加強了對我的“教誨”。雖然我已人過中年，但在母親眼中，我還是一個需要時時耳提面命的“孩子”。母親經常把那些貪污腐化的案例講給我聽，例如告誡我千萬不能有佔便宜的心理。潛移默化影響之下，我為自己樹立了一條準則：即使是一件小事也一定要守住底線，不該自己得的東西堅決不拿。
母親剪報的習慣持續了很久，一直到70多歲。儘管我曾勸她不要再繼續了，但她還是堅持着。母親剪報的習慣深刻影響了我，不僅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為我提供了支持和幫助，也使我透過這一封封剪報感受到她的期望。
後來在歐洲工作時，我也學習母親把《歐洲時報》上一些重要內容剪下來，分門別類做成幾個冊子，直到現在還存放在家中。雖然沒有像母親那樣堅持得久，但她給我更大的影響體現在內在的自我鞭策上。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加強學習，要跟上形勢，要潔身自好。
如今，我也已退休，但每每回想起母親曾在我外交生涯不同階段精心準備的“家書”，內心總會充滿幸福和喜悦，而透過這一件件“家書”傳遞出來的，除了母親對兒子的牽掛，更多是對我們為國效力的鼓勵和期待，希望我也能夠把這種“家書精神”傳遞給更多的年輕人，明白唯有報國方能安邦，唯有安邦才可家和，唯有家和，方可萬事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