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聯合國的最初歲月（下）_風聞

作者簡介    

過家鼎筆名佳丁，中國著名資深翻譯家，外交部外語專家，曾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外交部翻譯職稱評定委員會主任、中國駐馬耳他大使、中國駐葡萄牙大使。

在羅斯福旅館的日日夜夜

羅斯福旅館離聯合國總部很近，步行15分鐘即可抵達。直到遷入新的大樓，我們在羅斯福旅館共住了近半年。

▓ 42街街景

旅館地處繁華鬧市區，隔壁一條馬路就是聞名世界的紐約42街，這個地區的夜生活通宵達旦，整夜不得安靜。初到的幾個星期，我很不習慣，晚上常常難以入睡。由於夜晚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白天又要參加會議和翻譯文件，因而精神疲憊不堪，整天腦袋昏昏沉沉，過了一個多月才開始適應過來。

由於我們初到美國，人地生疏，情況不熟，出於安全考慮，非因公不隨便外出，一出門便坐上轎車。除此以外，全部時間消磨在旅館的房間裏。晚上收看美國多頻道的電視，幾乎是我們唯一的娛樂活動。

聯合國一週工作五天，但我們為了熟悉情況，加緊準備，星期六、日不休息。除了工作、學習和開會之外，沒有任何户外活動。偶爾在晚飯之後，我們到附近的馬路上去溜達一陣。

辦公時間過後，曼哈頓的街頭相對安靜了一些，經過一天的噪聲污染和自我禁閉之後，漫步於旅館附近的街頭，倒也別有一番滋味。可惜，後來由於不斷接到一些歹徒的恐嚇與威脅，安全問題上出現了一些不祥的兆頭，連這樣的户外散步也不得不暫時停止，真可謂深居簡出。

我們的生活固然單調，但伙食標準卻是很高的。由於旅館房間裏沒有炊事設備，我們只能在旅館的餐廳裏包伙。伙食每人每天25美元，早餐5美元，中餐和晚餐各10美元，這在1971年的美國已是相當高的標準。

最初，我們在樓下餐廳和其他旅客一起用餐。新聞記者對我們的一舉一動均感興趣。雖然值班的警察能阻止他們闖到我們的房間，但每當我們到餐廳用餐時，他們就扛着電視攝像機和全套照相設備前來拍攝我們吃飯的情景，有時還向我們提出各種問題，要我們回答，連吃飯也不得安寧。這讓我們十分頭痛。

為此，我們向旅館經理提出意見，要他們採取措施阻止記者前來干擾我們用餐。經理當即為我們騰出了一個包間，專供我們代表團人員就餐，外人不得入內。同時，還專為我們僱用了一名保鏢，在我們就餐時守門。

這位保鏢工作十分負責，很快就認識了我們每一個人。代表團的人員前去就餐時，他在門口笑臉相迎，向我們問好，而一遇外人，便立即擋駕，毫不客氣地命令離開。我們對這位保鏢的工作很滿意，他卻以感激的心情告訴我們，中國代表團來到紐約，為他創造了就業的機會。

美國的飯菜比較單調乏味，對於來自烹調古國的中國代表團人員來説，真是大失所望。伙食是宴會標準：早飯除麪包、黃油、果醬外，有各式雞蛋、火腿、香腸、罐頭水果、甜食和各種冷熱飲料；午餐和晚餐除涼盤和湯之外，有兩道正菜。

儘管如此，由於烹調技術欠佳，口味不適，加之我們缺乏體力活動，許多人食慾不振，飯量大減。許多主菜端上後原封不動地撤走。有的同志拿出國內帶來的醬菜罐頭佐餐。這就急壞了餐廳經理。他看中國人不喜歡他餐廳裏的菜餚，每餐均來餐廳巡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斷徵求我們的意見，以求改善伙食，一定要使中國人感到滿意。

在徵得我們同意後，餐廳改變了每餐固定兩個主菜的份飯制，增加了主菜的品種，將所有的涼菜、熱菜都放在一張長桌上，由份飯制改為招待會那樣的自助式，既增加了品種，每人又能隨意選擇適合自己口味的菜餚。

經理發現我們愛喝雞湯，於是每頓飯都用雞腿為我們煮一大鍋湯，放上葱姜等佐料，由各人自取。

我們提出想吃餃子，廚房就在週末給我們準備了肉末、白菜、白麪、香油、葱花等材料，讓我們自己包餃子。我們的3位廚師由於沒有廚房設備，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能每天擔任值班。到了週末吃餃子，他們應邀進入餐廳的廚房，頭戴高高的白帽，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組織大家包餃子，方能顯露一番手藝，讓美國廚師在一旁觀摩。

▓ 七十年代的紐約街景

代表團有3位司機，都是技術熟練的老手，還有在國外開車的經驗。但一開始由於不熟悉紐約的交通規則和不懂英語，未能領到駕駛執照。代表團每天不得不僱用出租汽車公司的汽車。開會繁忙時，最多每天要僱10輛轎車，租金按小時計算，一天的租車費近 1000美元。

房費、伙食和租車這三項構成了我們初期開支的主要部分。為了節省開支，代表團很快購置了幾輛汽車，司機們加緊熟悉紐約的道路和交通規則，很快通過考試，領到了駕駛執照。不到一個月，主要的出車任務都由我們自己的司機承擔起來了。

採購是一項繁重而緊迫的任務。紐約物資豐富，各種設備和日用品一應俱全。然而，什麼東西應當在什麼地方採購、哪裏的東西價廉物美、如何建立長期客户關係以取得優惠折扣等，卻是一門學問。

我們隨身攜帶的只是最基本的物資，數量有限。為了開展工作，我們最急需的物資是：電動油印機一架、打字機（座式和手提的）數台、外語辭典等基本工具書以及各種紙張和文具，包括臘紙和修正液。

第一次出席聯大會就享受極高禮遇

我們出席第26屆聯大的首要任務是準備喬冠華團長在聯大全體會議上的第一篇發言稿。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亮相，發言內容將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發言稿是在國內準備的，長達七八千字，是經過周恩來總理親自修改和毛澤東主席定稿的。在國內，我們已準備好了英、法語的譯文，到現場後又繼續修改完善，最後定稿，打印了300份英文和近100份法文。（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只有110多個）

▓ 1971年，喬冠華團長在第二十六屆聯大上發表講話。

11月中旬，聯大早已結束一般性辯論，進入了各項議題的具體討論。為了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達，聯合國定於11月15日舉行歡迎大會並讓中國代表團致詞。上午10時，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會議大廳。熱烈歡迎的氣氛頓時瀰漫整個會場，形成本屆大會的又一高潮。發言一直持續到下午6時，共有57個國家的代表向中國代表團致了歡迎詞。氣氛熱烈，盛況空前。

喬冠華團長的發言約45分鐘。喬冠華團長的發言心平氣和地擺事實、講道理，莊嚴地闡明瞭我國政府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

發言中沒有那種“文化大革命”的過激語言。發言宣佈：“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控制、干涉和欺負別人的超級大國。”

我們主張“聯合國應當在維護國際和平、反對侵略和干涉、發展各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將同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站在一起，為維護各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為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共同努力”。

▓ 喬冠華在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發表自己的意見

發言結束後，幾十個國家的代表走到講台前與喬冠華團長握手，表示祝賀，超過了任何國家在一般性辯論發言時所受到的禮遇。我們所印製的300份團長發言英文稿和近百份法文稿在會上散發時被一搶而空。不得不趕回旅館重新打印（當時沒有複印機，我們需要重新打印臘紙，一份一份地油印出來），會後繼續散發。

在聯大所目睹的熱烈感人場面，使我們親身體會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同時，親眼看到自己翻譯和打印的文件受到這麼多國家代表的重視和歡迎，產生這麼大的影響，這是對我們勞動的最大回報。興奮之餘，使我們忘掉了這段時期來經常徹夜不眠、連續工作的疲勞。

中文翻譯被提到突出地位

聯合國秘書處有一個龐大的翻譯機構，主要分筆譯和口譯兩大部門，筆譯處和口譯處又各分5種文字（後增為6種）。為我們中國代表團服務的就是筆譯處的中文科和口譯處的中文組。

中文筆譯共有100多人（包括中文打字員），中文口譯組共20餘人，全部是當地華人。這些人都是第一次與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接觸，雖然大部分人均有愛國之心，但對祖國的情況不瞭解，有的受西方宣傳的影響或因同台灣官方人員的關係，對中國代表團的人員心存疑慮，另眼相看。

▓ 作者（二排右一）出席1973年的聯合國安理會

中國代表團抵紐約後，喬冠華團長和陳楚大使及時召集全體中文翻譯人員，向他們鄭重宣佈：中國代表團十分重視中文翻譯工作，主張將中文的翻譯人員一個不少地全部留下來，維持原來的職位，希望他們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為祖國增光。

中國代表團對聯合國翻譯人員的態度以及對中文翻譯工作的重視使聯合國的中文翻譯人員倍受鼓舞，為聯合國的中文工作開創了嶄新的局面。

在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之前，中文雖然也是聯合國的正式語言，但實際上中文不受重視。台灣的代表不看中文科譯出的文件，會上不用中文發言，也不聽中文翻譯。中文科譯出的文件往往失去時效，有的成了一堆廢紙。口譯組的人員由於無人收聽他們的翻譯，因而有時在工作期間關了麥克風，在口譯廂裏聊天抽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出席聯合國的各種會議均用中文發言，他們仔細閲讀譯成中文的各種文件，各種決議草案必須譯成中文後才能付諸表決。從此，在聯合國秘書處內中文的地位凸顯，中文的口、筆譯人員被刮目相看，深感身價倍增，個個情緒高漲。

與此同時，他們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壓力。因為人們對聯合國筆譯、口譯的要求提高了。過去那種敷衍馬虎、不求進取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 八十年代的北京外國語學院

聯合國秘書處翻譯人員全部都是在美國的華人。他們有的來自香港、台灣，有的祖籍雖在大陸，但由於解放後中美兩國之間的隔絕，與大陸幾乎失去了聯繫。

他們中間，一部分人已近退休年齡，一部分人是聯合國剛從美國或港、台招來的年輕人。在翻譯方面，他們都沒有接受過正規訓練，特別是同聲傳譯，對大陸的語言很不熟悉。聯合國急需從中國大陸招募一批熟悉大陸語言的青年（native speakers）來充實翻譯隊伍。

然而，同聲傳譯是一項專門技術，在中國尚屬空白。後繼無人，無處招聘，怎麼辦？當時，聯合國主管人事的副秘書長加拿大人戴維遜（Davidson）對中國十分友好，很關心中文的翻譯工作。經過多年的接觸和交流，戴維遜主動建議，由聯合國出資，請中國的外語學校幫助聯合國培養一批口譯人才。

為此，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劉柯於1978年11月親自率北外的有關負責人來紐約與戴維遜和聯合國口譯處長等進行磋商。雙方達成協議，委託北京外國語學院每年為聯合國培訓25名口譯人員，由聯合國每年為每人出資6000美元。培訓期為2年，學員畢業後必須為聯合國服務，不得流失。

這項協議付諸實施後，連續10餘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為聯合國也為我國培養了一批批同聲口譯人才。隨着老的翻譯人員陸續退休，這批在國內培養的新人逐步充實了聯合國翻譯的隊伍。

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聯合國這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組織已經成為當今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加強國際交流的最重要國際組織。聯合國的翻譯人員面臨着新世紀的重大挑戰，任重而道遠。

作為一名老翻譯，我曾親身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的發展與變遷。回憶往昔，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