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勇 | 從“西域”到“絲綢之路”：近代日本的絲路認知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 “絲綢之路"是近代日本對世界地理格局與文化版圖進行自我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地理與文化概念,“絲綢之路"於20世紀初進入日本以來,先後經歷了西方視角絲路的排斥、東方立場下西域的主體性認知與二戰結束後"日本絲綢之路"對"西域"的取代與超越三個階段,並最終融入現代日本意圖編織古今縱向聯繫與東西橫向聯通的世界觀之中。日本近代的"絲路熱"在此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分化:一是作為被觀看"點"的"西域熱”;二是多條東、西"線"交織而成的"絲路熱”。前者通過近代探險與科學研究呈現為知識性的實證形態,後者依託文學藝術與大眾傳媒表現為浪漫性的審美建構,二者相互交錯共同指向了近代日本的絲路認知。

　　作者簡介：何志勇，大連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學院。文章原刊：《東北亞外語研究》 2021年第1期。

　　在近代日本的世界格局建構中，總是繞不開“絲綢之路”這條遠離日本本土的中亞內陸交通線。眾所周知，近代日本對絲路具有一種天然而莫名的憧憬與嚮往，日本漢學家古田敬一（1971: 前言）指出：“不知為何，絲綢之路對日本人來説充滿着魅力。那裏是夢想與浪漫的地方。每當聽到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我的腦海中就會重現童年時期學唱的歌謠中那充滿幻想的世界，浮現出在搖晃的駝背上，王子與公主並排着在廣袤的‘月夜沙漠’中遠去的景象。”日本畫家平山鬱夫認為，絲綢之路是“日本人在文化上的一種鄉愁，是一種源於此又通向未來的某種日本人獨有的價值觀、看法與歷史觀。” （轉自松本清張等，1977:163-164），這種鄉愁又進一步演變為實地的探訪，日本人“無論是誰，在他的青少年時期都會對絲綢之路感到好奇，因為大谷探險隊、斯坦因、勒克科而夢想前往，這些好奇與夢想最終轉化為有組織的研究與實地的探訪”（松本清張等，1977:164）。因此，近代日本的絲路情結中既包含浪漫的憧憬之情，又有基於探訪考察的科學實證，二者共同構成“日本絲綢之路”的兩個基本特徵。

　　近代“日本絲綢之路”的形態多種多樣，時而是探險考察隊的行程日誌與調查報告，時而是東洋史學家的學術專著與科普讀物，時而是作家虛構的小説，時而是詩人筆下的浪漫，既有轟動日本社會的絲路紀錄片與片頭深沉悠遠的音樂，又有取材敦煌的繪畫、舞蹈和改編自井上靖小説的電影，面對如此龐雜的絲路書寫與表現形式，我們在驚訝於偏居亞洲一隅的島國日本對中亞內陸的東西交通線竟有如此關注與喜愛的同時，卻往往忽略近代日本並非從一開始就使用源於西方史學界的“絲綢之路”一詞來建構自我的亞洲格局與東西關係，期間經歷了從“西域”向“絲綢之路”漫長而漸變的演化過程。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絲路”的不同樣態與內涵，從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近代日本從明治末期直到今天在世界地理格局與文化版圖中的自我建構。

　　一、近代“絲路”“西域”與“日本絲路”的演變

　　日本歷史學家色川大吉指出：“日本人的絲路熱最初是針對中亞整體，或者是針對亞洲大陸的內陸地區、即對內陸亞洲的一種憧憬，之後逐漸轉移焦點，變成了絲綢之路。”（轉自松本清張等，1977:215）這裏的絲綢之路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地理概念，中亞史學家間野英二（2008:407）認為“‘絲綢之路’作為指代地域的詞語過於曖昧，不贊成研究者在研究論文中使用該詞”，他進一步引用杉山正明的觀點指出，“絲綢之路”這個詞“明顯包含着（西方）19世紀的文明觀與偏見”（間野英二，2008:407-408）。絲路作為一個地理概念，既有模糊不清的一面，又因其具有的西方視角而遭到部分日本學者的排斥，那麼既具有相對清晰的地理界定，又是站在東方立場的表述是什麼呢？那就是“西域”。

　　羽田亨在其1931年發表的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論》中將西域定義為“中國古時對西方各地，不論印度、波斯、埃及、歐洲，都包括在西域這一名下。而另一方面卻又將略當於今天新疆天山南路的地方專稱西域”（羽田亨，2005:5）間野英二在1992年為該書撰寫的《解題》中基本上沿用了這種廣義與狹義的西域劃分方法，他進一步補充道，廣義與狹義的西域“大致與現在日本流行的所謂‘絲綢之路’同義”（轉自羽田亨，2005：《解題》第5頁）。由此可見，“絲綢之路”的地理位置與歷史上“西域”的位置相近，但是，與“絲綢之路”名稱中藴含的西方視角不同，“西域”則是基於中國視角的地理學概念。

　　在“西域”與“絲綢之路”的用詞選擇上，日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選擇傾向。“絲綢之路”一詞最早見於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教授於1887年出版的史學著作《中國》（轉自王敏，2016b:77），之後該詞為德國學者赫爾曼、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以及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等人大量使用，才逐漸被世人所認識，“真正使‘絲綢之路’有了立體感，並普遍為學術界、讀書界所接受，是因為西域探險家斯文·赫定於30年代中期出版了以其為書名的一部傑作”（斯文·赫定，2010:《代序》1-2）。從日本近代的中亞探險史來看，20世紀初大谷探險隊的調查報告與考察日誌的題目中使用的是“西域”而非“絲綢之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本東洋史學家的著作名稱也大多使用“西域”“中亞”等詞語。日本作家井上靖（1997b:15）在回憶自己的京都大學時代（20世紀30年代）時寫道：“當時的學界正流行着‘西域熱’，出現了許多西域學者。如果稱為‘西域學者’不合適的話，也可以叫作研究西域問題的東洋史學家，對於我這麼一個學生來説，他們的名字都是那麼光彩奪目”，這裏使用的仍然是“西域”。作家松岡讓（1943:12）發表的《敦煌物語》單行本中提到了“絲綢之路”一詞，文中寫道：“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名稱，但在歐洲人而言，絲綢之路，即絲綢街道或絲綢大路的叫法更加知名”。儘管這一時期因為斯文·赫定的著作《絲綢之路》使這一名稱為全世界所認識，但是1943年的這部小説中提及的“絲綢之路”僅僅是作為西方對西域地區的地理稱呼使用，並未進入到日本自己的文化語境中。

　　“絲綢之路”一詞真正進入日本，成為日本認識與建構亞洲地理的學術用語與大眾熱詞，是在二戰結束後的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的。日本著名史學家松田壽男在1966年出版的《沙漠與文化》（中公新書）一書中將連接中亞地區綠洲城市的商隊通路稱為“絲綢之路”，並認為其通商功能遠遠超過了綠洲地區農業生產的功能，導致農業生產成為絲路通商的附屬產業，綠洲城市也因此在本質上是依賴絲路的商業城市（轉自間野英二，2008:412）。間野英二（2008）將這一觀點稱為“絲綢之路史觀”。該史觀之後被同時期知名的史學家長澤和俊所繼承，他不僅通過自己的學術著作，更多是通過自己撰寫的大眾性讀物普及這種對絲路的認識，後來還參加了引發日本近代最大規模絲綢之路熱的NHK系列紀錄片《絲綢之路》的錄製工作與附屬讀物的撰寫，進一步將“絲綢之路”聯通東西的功能輸送至日本戰後大眾社會的內部，從而使“絲綢之路”逐步實現了日本的本土化，最終取代“西域”。

　　這種變化趨勢在文學創作上也有所體現。松岡讓在1961年改版的《敦煌物語》中雖然基本沿用了1943年版的內容，但在上述引文所在的小節處，松岡讓添加了小標題“絲綢之路”，顯露出同化“西域”與“絲綢之路”的意圖。井上靖從1965年開始前往西域旅行，他不止一次地將西域分為“中國境內的西域”（即新疆地區）與“蘇聯境內的西域”兩部分，但在遊歷了所謂蘇聯境內的西域後，井上靖將創作的兩部遊記分別命名為“第一次西突厥斯坦紀行”與“第二次西突厥斯坦紀行”，使用“突厥斯坦”的叫法似乎是在區別於狹義的“西域”。1977年4月，井上靖再度出發，遊歷埃及、伊朗和伊拉克之後，將此次旅行的遊記與之前的突厥斯坦遊記合為一處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國外遊記集，命名為“絲綢之路的遺蹟之旅”，這也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名稱中使用“絲綢之路”。1982年，在日本全民絲路熱的大潮中，井上靖進一步將1977年之後探訪中國新疆與河西走廊的遊記加入該書，出版了新潮文庫版的《絲綢之路的遺蹟之旅》（井上靖，1982）。

　　綜上所述，至晚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在日本戰後的文化語境中，“西域”開始被“絲綢之路”所取代，而此時的“絲綢之路”並非20世紀初期西方話語體系下對亞洲內陸地區的地理指代，而是作為具有日本學界明確學理依據的東西商貿交通命脈意義的日本本土化的“絲綢之路”，並在井上靖等作家的創作下呈現出一種審美意義上的歷史滄桑與時間悠遠，帶有日本獨特的浪漫異域空間色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種冠以“絲綢之路”之名的讀物以及1980年NHK的系列紀錄片《絲綢之路》的推動與催化下，“絲綢之路”最終實現了徹底的逆襲，完全取代與超越了“西域”在日本近代文化語境中的地位。

　　二、20世紀前半期的狹義西域

　　“西域”向“絲綢之路”的轉化不僅體現在名稱上的轉變，與此同時，也伴隨着絲路地理位置範圍的變化。在20 世紀前半期，具體來説，從1902 年大谷探險隊第一次西域探險開始至1945 年日本戰敗，日本的“西域”主要侷限在狹義範疇的西域內部，而且這種西域探險考察與學術研究都呈現出一種“點”式接觸的認知方式。

　　前文提及的羽田亨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論》於1931年由京都弘文堂書店出版。此書在國際上評價甚高，在中國也備受關注，至今仍然是從事西域史、中亞史研究的首選必讀書目。該書在1931年當年就被譯介到中國，譯者為我國老一輩日文翻譯家錢稻孫先生，隨後商務印書館又於1934年出版了鄭元芳的譯本，在“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惡化的國際形勢下，該書的譯介不僅及時，而且還在短時間內出現復譯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時在日本學術界興起的“西域熱”對中國史學界的刺激與影響。如前文所述，羽田亨在該書中首先闡述了西域的地理界定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並指出該書所討論的是後一含義的西域，即狹義的“略當於今天新疆天山南路的地方”（羽田亨，2005:5）。1992年，東京平凡社將該書與羽田亨的另一本著作《西域文化史》合為一冊作為東洋文庫之一重新出版，間野英二為其撰寫長篇解題，文中將狹義的西域解釋為“帕米爾以東的中國新疆地區”（羽田亨，2005:解題5），這一範圍比羽田亨的定義略大，至少包括了天山北路，但並未跳出新疆的範圍。縱觀日本在20世紀前半期的西域探訪與考察，其主要的目的地都與這裏所説“狹義西域”的範圍相一致，即中國的新疆地區。

　　日本近代最早進入西域進行探訪的日本人是一位名叫浦敬一的日本陸軍下級軍官。色川大吉對此描述道：“在當時治安非常混亂、連道路都沒有的情況下，他獨自一人騎着驢，備好一週左右的口糧，在朋友們的送行下前往中國的內陸，進入新疆，從此下落不明”（轉自松本清張等，1977:217）。這個青年的目的地是位於今天新疆北線西段的伊犁①。他的新疆探查是受到後來於1890年在上海開設日本近代第一所海外學校“日清貿易研究所”的荒尾精的指派，而繼承荒尾精在中國辦學精神的根津一後來成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院長，他於1905年受日本政府委託派遣該學院第二期的5名畢業生前往中國西域進行實地考察，這次考察之旅的路線與17年前浦敬一計劃行走的“伊犁路線”驚人的相似，均為沿着新疆北線，過烏魯木齊，最後抵達伊犁。就在同文學院5名學生赴新疆考察之前的1902年，日本西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瑞一行5人利用從倫敦返回日本之機，由西至東地探查了中亞地區。行程路線中包括了新疆地區，5人當中，包括大谷光瑞在內的3人在到達喀什後便轉向南面前往印度考察，剩下的渡邊哲信與堀賢雄兩人繼續深入新疆，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了和田、庫車等地後回國（長沢和俊，1966:21）。渡邊哲信與堀賢雄後來有《中央亞細亞探險談》與《西域旅行日記》傳世②，可以説此二人是有史料可考的日本近代探訪新疆的開拓者。藤田佳久（2000:87）認為大谷光瑞後來轉向印度，“並未充分考察西域路”，同時還認為同文書院的5名學生不僅是“日本人探訪西域路線的旅行者先驅，而且從作為調查者並留下調查記錄的角度，也可以説是日本人中的第一人”。實際上兩組考察隊的時間雖有前後之分，但他們的路線並不重合，同文書院5名學生的路線是新疆北線，沿着天山的北坡行進，而大谷光瑞的第一次西域探險隊則是先進入天山南路，然後橫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抵達天山北路的庫車，之後向東進入河西走廊，所以二者合在一起涵蓋了新疆內的三條東西交通線，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他們都是日本近代探訪新疆的第一人。

　　1906年，43歲的日野強少佐接到日本軍部“視察新疆”的秘密命令，於1907年在25歲的上原多市③的陪同下沿着“伊犁路線”前往伊犁的途中，遇到了在伊犁滯留兩年後歸國途中的同文書院的林出賢次郎，賢次郎特意返回烏魯木齊，向日野強講述新疆的情況，日野強少佐日後有《伊犁紀行》傳世，他的新疆考察與接受日本政府委託的同文書院的學生考察相似，都帶有軍事偵探的性質。

　　大谷探險隊後來又進行了兩次探險，分別為1908年至1909年與1910年至1914年。第二次的目的地主要位於蒙古，第三次才又回到西域，行程遍佈天山南北，甚至還包括河西走廊和西藏。

　　通過以上梳理可知，日本近代的西域探訪與考察主要集中在狹義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範圍內。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受時局的影響，日本人無法進入新疆，導致20世紀前半期的日本對西域地區的考察戛然而止。關於“九一八事變”前後東亞同文學院的考察旅行，藤田佳久如下寫道：

　　昭和6 年（1 9 3 1）調查旅行後的9 月爆發了滿州事變④，日中關係緊張起來，昭和7 年（1932），中方不再發放保障調查旅行的護照，事實上標誌着學生們自由旅行的結束。同時，反日運動不斷高漲，面對這種情形，旅行難以為繼。昭和7年上海事變後，東亞同文書院甚至暫時遷至長崎。

　　（藤田佳久，2000:310）

　　因此，這一時期的“西域熱”並不是之前的探險考察熱，而是日本東洋史學家通過利用之前的考察資料結出了豐碩的科研成果而形成的學術熱，其中，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就是其中的傑作。

　　縱觀之，明治末期至二戰結束前，日本對西域的實地探查與學術研究都集中在狹義的西域範疇之內。這與戰後日本所關注的西域範疇，以及西域轉變為“絲綢之路”之後的地理範圍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三、戰後的西域東延線與海上絲綢之路

　　日本戰敗後的第二年，即1946年，日本東大寺的正倉院寶庫對外開放，舉辦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正倉院寶物展”。“756年，聖武天皇崩御，光明皇后將先帝精心保管的來自絲路和大唐的珍品600餘件交與東大寺正倉院寶庫收藏。從此之後，歷代天皇都繼承了這一遺風，收寶和藏寶，並獨家掌管寶庫的鑰匙，在規定的日子裏隻身入庫檢查清點”（王敏，2016a:74），此為正倉院寶庫的由來。如今，正倉院裏9000餘件寶物每年都對外開放一次。1946年4月，井上靖以每日新聞社記者的身份前往正倉院參觀，其中一件模仿西域沙漠中商隊盛水用的皮袋而製作的漆器——漆胡樽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翌年5月，井上靖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西域題材詩歌《漆胡樽》，筆者節譯如下：

　　星月照亮的沙原上，民族的生命如大河般緩緩移動。青年的舞姿中表達着愛意，血腥的戰爭中律動着音符，這就是生活——生命的祭典。

　　逶迤的駝隊行進在沙原，駝背上跨着沉甸甸的水袋——黑漆角型的巨大容器。它沒有名字，因為它不僅僅是生活的器具，更是生活本身。於是，“漆胡樽”，這個具有民族學色彩的詞語便成為了後人稱呼它的代名詞。

　　有一天，一個漆胡樽離開駱駝堅實的脊背，從民族生命的暗流中逃逸出來，一個人走上了孤獨流離的征程。命運帶着它時快時慢地穿越東西千年的時空，等它醒來時，才發現自己已被東方島國的王室奉為掌上明珠。冰冷、安詳，還帶着些許的奢華，漆胡樽被穩穩地放在正倉院靜寂的歷史角落。

　　（井上靖，1998:138-139）

　　西域駝背上懸掛的漆胡樽在時空中輾轉千年，最終落在了日本的正倉院。詩中既有對西域的浪漫性書寫，又展現出西域物品的流轉過程，這與20世紀前期作為考察地點與研究對象的“點”的西域不同，井上靖從這個“點”引出了一條通往日本奈良的“線”。詩中的西域範圍非常模糊，只見“星月照亮的沙原”，這種意象化的表達掩蓋了具體的地理方位，在詩中，西域是否為天山南北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沙原上逶迤前行的駝隊所帶來的悠遠詩意。

　　二戰結束後，日本文化語境中的“西域”開始從“點”延伸為連接東西方、進而漂洋過海直至日本奈良的“線”，這條線從井上靖1947年創作的詩歌《漆胡樽》開始顯露端倪，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逐漸演變為絲綢之路，最終於80年代固定下來，完成了“絲綢之路”的日本化改造。同時，這條“線”的延展經歷了向東與向西的兩個階段。

　　從西域向東延展的線，最初表現為對河西走廊的關注。井上靖於1959年發表了小説《敦煌》（井上靖，1959）。敦煌17號洞窟埋藏的經卷文物是近代各國探險家爭奪的焦點，先後有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來此掠奪，松岡讓以此為素材創作的《敦煌物語》講述的就是英、法、日三國探險隊來敦煌盜寶的經過。從地理位置看，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敦煌70千米便是“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陽關，其北面不遠處的玉門關距離敦煌也只有90千米。雖然在嚴格意義上敦煌並不屬於西域，但因為其是中原進入西域最西端的重鎮，又因為出土的文物大都與西域的歷史文化密切相關，所以敦煌在近代日本人眼中似乎包含在西域的範疇中。第三次大谷探險中，吉川小一郎為尋找橘瑞超前往中國，他等待橘瑞超的地方就是敦煌，或許在他看來，敦煌應該是從倫敦出發、西面進入新疆的橘瑞超進行西域考察的最後一站。井上靖的《敦煌》是其“西域物”（西域題材作品）中公認的代表作。該作品發表的前一年（1958年），由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每日新聞社聯合主辦的“中國敦煌藝術展”在東京日本橋的高島屋百貨大樓舉行，這次展覽盛況空前，“展覽期間，參觀者每天都排着長隊，從八樓的展廳一直排到樓外面”（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編，2006:8）。因此，無論是戰前的探險考察還是戰後的文學創作與大眾文化活動，敦煌都與西域連接在一起，尤其在20世紀的60-80年代，“敦煌熱”成為了當時日本“絲路熱”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再回到小説《敦煌》的內容，雖然題目為“敦煌”，但直到小説的後半部分才出現敦煌的身影（在小説中為“沙州”），而作品前半部分都在講述主人公趙行德從河南開封出發，前往西夏首都興慶府（今銀川），途中作為士兵輾轉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瓜州）的經歷（井上靖，1959）。即是説，小説《敦煌》在地理空間上的主要舞台是河西走廊，並非西域。這種“西域東延”的現象在戰前創作的《敦煌物語》中是看不到的。《敦煌物語》中三個探險隊都是從西域向東面的敦煌進發，《敦煌》則與之相反，沿河西走廊向西抵達敦煌，《敦煌》中河西走廊的戈壁險灘與《敦煌物語》中天山商路的沙漠荒原在西域範疇下形成了一種互文關係，從而將西域從“點”拉長為“線”狀的絲路。

　　1961年3月，平凡社出版《世界教養全集第18卷》，這部以介紹中國為目的的一卷本收錄了鳥山喜一的《黃河之水》、武田泰淳的《史記的世界》、松岡讓的《敦煌物語》以及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前兩篇以中國史的介紹為主要內容，後兩篇則具有明顯的西域色彩，松岡讓的《敦煌物語》自不必説，石田幹之助於1941年創作的《長安之春》中，“胡旋舞小考”“長安的歌姬”等章節⑤都是對長安城中西域風俗的文化史考察，榎一雄在“解説”中寫道：“唐都長安不僅是當時中國的中心，也是整個東亞的中心，近鄰各民族的諸多文化彙集於此。石田博士的研究之所以聚焦於長安，蓋源於此。”（鳥山喜一等，1967:461）長安中的西域文化元素使之與西域連接起來，構成了更廣泛意義的西域空間。“東延的西域”得到了進一步擴展。

　　井上靖於1957年在《敦煌》之前創作的中國題材長篇歷史小説《天平之甍》以日本的遣唐留學僧為主人公，書中在第一章就寫到了留學僧們對長安的憧憬與嚮往：

　　只要船不沉沒，我們就能夠抵達唐土。能夠看到傳説中的都城長安與洛陽。能夠漫步其間，能夠在那裏思考。能夠親眼看看大慈恩寺、安國寺、西明寺。我將在其中的一座寺院學習。我應該學習的東西有很多，必須要閲讀的書也很多。不論什麼，我都要用我這雙眼睛看一看，用我這對耳朵聽一聽。在廣闊的唐土上，我要把我應該學到的東西都學到。

　　（井上靖，1987:20）

　　郭雪妮（2013:114）在論述作品中長安之於日本的意義時指出，“在井上靖看來，作為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是將唐朝文化盡力傳播到日本，為日本的文化、宗教更新服務，否則再怎麼用功有名也是無用的。井上靖所讚賞的遣唐使就是榮睿、普照這些為了日本文化捨生忘死奉獻自我的人。他們到長安的目的就在於像蜜蜂採蜜一樣取日本之所需。”

　　“西域物”的代表作《敦煌》將西域擴展至河西走廊，《長安之春》《天平之甍》等作品又將西域與中國的中央政權連接起來，並通過前來長安、洛陽學習的遣唐使最終與日本相連。在這條“西域——河西走廊——長安——日本”的東延線上，西域實現了近代日本的認知轉化，成為不同於中國認知的“日本絲路”。

　　《天平之甍》發表後的第二年，即1958年，日本東京擊敗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奧地利的維也納、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美國的底特律，成功獲得了1964年奧運會的舉辦權，成為首個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國家。1962年，長澤和俊出版其大眾普及型學術著作《絲綢之路》，在序言的開篇就寫道“新聞報道了東京奧運會的火炬接力將沿着‘絲綢之路’的沿線進行後，‘絲綢之路’開始備受矚目”（長沢和俊，1968:序言）。1964年8月21日，奧運火種在奧林匹亞點燃後通過航運抵達伊斯坦布爾，之後經過貝魯特、德黑蘭、拉合爾、新德里、加爾各答、仰光、吉隆坡、馬尼拉、香港、台北，最後抵達日本的門户沖繩。這條起始於中東，經過東南亞，最後從台北抵達沖繩的火炬傳遞路線可以説是連接西方與日本的海上絲綢之路。1968年，日本史學家三杉隆敏（1968）出版專著《尋找海上絲綢之路》，正式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黎躍進（2018:30）指出，日本“自此對絲綢之路展開立體研究。研究的一個重要動力，是極力論證絲綢之路西起地中海，早在唐代西域文化就傳到了日本，因而‘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不是西安，而是日本”。

　　實際上，井上靖在1957年發表的《天平之甍》中對廣州的描寫已經可以讓人聯想到海上絲綢之路。

　　那天，普照跟隨戒融來到了位於珠江江口的碼頭，因為在這個聚集了大量異國商船的港口可以品嚐到各式各樣的異國食物。這裏既有婆羅門的船，也有崑崙的船，還有來自波斯的船。每艘船上都滿載着異國的貨物，吃水深度甚至有六七丈。在這裏還可以看到膚色和眼睛完全不同的異國人，有來自於獅子國的、大石國的、骨唐國的、白蠻的和赤蠻的各國人。這些異國人只是聽過，但在此之前卻從未見過，據説他們大部分都居住在自己的商船中。

　　（井上靖，1987:124）

　　異國的食物、異國的船、異國的貨物和異國的人，珠江邊充滿異域風情的景象使廣州有如“胡旋舞”“歌姬酒肆”的長安一樣，轉變為多文化的集散地，成為了絲綢之路上的中心城市。戒融接着向普照談起自己今後的打算：“從海路前往天竺，去時走海路，歸途則沿着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道路返回唐土” （井上靖，1987:125）。悉心對比會發現，井上靖虛構的戒融僧西行巡禮的路線正是沿着東晉高僧法顯的取經之路逆向而行，而法顯歸國時的航海路線通常被看作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井上靖文學想象中戒融的海上路線與7年後奧運聖火從印度至香港的傳遞路線基本吻合，不知是否為文學想象與現實生活的一種巧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後，日本社會已經跳出了狹義西域的地理空間，不僅向東延展至河西走廊和長安，而且還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重新建構與西方的聯繫，從而在一北、一南，在陸地和海洋上，實現了西域向絲綢之路的轉換，同時這兩條線路最終都指向了日本，也標誌着絲綢之路日本本土化轉型的完成。

　　四、西域向西

　　1936年，羽田亨的著作《中央亞細亞文化》作為《巖波講座東洋思潮》的第5卷由巖波書店出版（羽田亨，1936）。1948年，在對原書有所增補與訂正後，又新加末章《其後的概觀》，由座右寶刊行會重新出版，書名改為《西域文化史》（羽田亨，1948）。這本書涉及的範圍較廣，不僅包括狹義的西域，還包括前蘇聯治下的中亞各共和國，即一般所説的中央亞細亞地區。

　　作為廣義西域一部分的中央亞細亞地區也一直備受近代日本人的關注。大谷光瑞的第一次中亞探險於1902年從倫敦出發，經過俄羅斯，抵達裏海沿岸的巴庫，之後經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的奧什，又翻越阿塞拜疆的捷列克峯進入喀什，進而經過莎車抵達帕米爾高原中的城市塔什庫爾幹，之後探險隊兵分兩路，大谷光瑞與本多惠隆、井上弘圓三人一道翻越明鐵蓋達坂進入克什米爾地區，隨後赴印度各地進行聖蹟巡禮（長沢和俊，1966:12）。從這條路線看，大谷光瑞本人實際到訪的地區主要是廣義西域的中央亞細亞地區。

　　然而，與中央亞細亞相比，日本人似乎更關注狹義西域的新疆地區，這不僅是因為日本西域探險家的主要探訪地是新疆，也是因為西方探險家主要也是在新疆地區進行考察活動。“新疆考古探險，發端於1896年斯文·赫定進入塔里木南緣的丹丹烏里克。1901年3月3日發現樓蘭故城，是標誌性事件”（宿白，2010:5），同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發現尼雅遺址，“有了樓蘭故城與尼雅遺址的發現，原來被認為‘沒有新聞的’、‘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新疆，吸引了舉世關注的目光”（宿白，2010:5），由此引發近代第一次西域探險熱，“直到1916年，不斷有各國探險隊到那裏進行學術上的調查發掘”（羽田亨，2005:7），這段時期也是20世紀初期日本西域探險熱的時期。1927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合作，對新疆地區進行系統的歷史考察，收集到大量豐富的資料，這次聯合考古行動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東洋史學界，日本學者依據20世紀初期各國的考古成果，紛紛著書立説，形成了學術創作意義上的日本近代第二次西域熱。

　　儘管日本兩次西域熱的對象都是狹義西域，但是日本對中央亞細亞的關注並非不存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無法再次進入新疆，二戰結束後，在中日尚未恢復邦交之前，新疆對日本人來説仍然是一片禁地。無法前往但仍嚮往之的心情不僅激發了文學與審美層面對西域的想象與藝術塑造，同時，也迫使具有探險精神的日本人轉向了新疆以西的中央亞細亞地區。因此，直到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之前，中央亞細亞成為了現代日本人可以實際到訪的西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旅行者莫過於作家井上靖。

　　井上靖的第一部西域遊記集《絲綢之路的遺蹟之旅》於1977年9月由新潮社出版，他在後記中寫道：“本書應該收錄中國境內的西域遊記，但是眼下，外國旅行者還無法進入那片區域。”（井上靖，1997a:586）二戰結束後，井上靖於1957年第一次訪華，之後於1961年與1963年接連訪問中國，但因為中國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他的訪華活動在之後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導致第四次訪華推延至11年後的1974年。雖然在前三次的訪華中，井上靖訪問了中國不少的城市，但是在當時他仍然無法實現從青年時期就夢寐以求的新疆與河西走廊之旅，更何況1963年至1974年的11年間，他更是與新疆無緣。井上靖將西域分為兩部分，一是中國境內的西域，即新疆，另一個則是當時蘇聯境內的西域。中國西域的阻隔讓井上靖心存遺憾的同時，也迫使他將旅行朝向了當時蘇聯統治下的中央亞細亞地區。1965年，井上靖第一次前往蘇聯管轄內的西域地區旅行，行程包括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別、彭吉肯特、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布哈拉與撒馬爾罕，還有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1968年，他再度前往中亞，遊歷費爾幹納盆地、阿姆河下游。1971年與1973年，井上靖又前往阿富汗旅行，遊歷巴米揚、昆都士、馬紮裏沙里夫、巴爾赫等地。4次旅行形成了5篇遊記作品，分別為《第一次西突厥斯坦紀行》《第二次西突厥斯坦紀行》《阿富汗紀行》《東方古代遺蹟遍訪》與《亞歷山大的征途》。1977年，井上靖向更西進發，遊歷埃及、伊朗和伊拉克，並創作了遊記《從埃及到伊拉克》，又與之前的5篇遊記合編成書，取名《絲綢之路的遺蹟之旅》（井上靖，1977）。

　　井上靖前往狹義的西域即新疆的旅行，是在該書出版後的第2月，即1977年8月才得以實現。因此，西域在戰後日本逐步轉換為絲路的過程中，井上靖的實地旅行與遊記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將之前拘泥於新疆天山的狹義西域向西進行了拓展，不僅包含中央亞細亞地區，還包括更西面的伊朗、埃及，這已經與現代意義的絲綢之路相互吻合了。應該説，井上靖的中亞西域遊記在戰後日本的西域轉化與大眾絲路認知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80年，中日合拍紀錄片《絲綢之路》在日本NHK特集節目中一經播出，就引起了巨大反響，收視率一度達到35%，打破了當時科教類節目的收視記錄。該系列紀錄片成為20世紀80年代日本普通大眾認識中國古老文化的窗口，在日本掀起了日本近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絲綢之路熱”。製片人和崎信哉説道：

　　我認為絲綢之路這檔節目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將載入日本電視史。每一集的製作水平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因為它產生了轟動的社會效應，使日本社會第一次出現了現象級的“絲綢之路”。不僅是電視節目，在音樂、美術等各種領域，絲綢之路都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出現了對西域的一大社會熱潮。比如，喜多郎就在他的音樂裏，加入了西域當地的音樂元素。節目開播後的三、四年間，整個日本都進入了一個絲路狂熱的時期，不僅有這套書⑥，還出版了一大批西域、絲路方面的書籍、文庫本，引發如此社會熱潮的電視節目在日本電視史上絕無僅有，前無古人，雖然不能説後無來者，但是我覺得能引起如此全社會熱潮的節目恐怕很難再有了。

　　（轉自何志勇，2020:325）

　　該紀錄片從1980年4月開始播放，內容從中國西安出發，一直到帕米爾高原，每月播放1集，12集整整播放了1年。其範圍以狹義西域即新疆為主體，包括起點長安與河西走廊。紀錄片大獲成功，備受好評，報紙上甚至出現“是看巨人隊比賽，還是看絲綢之路”的報道。之後，NHK並未止步於狹義的西域，1983年4月至9月，第二部18集的《絲綢之路》開播，這部紀錄片的取材範圍為當時蘇聯管轄下的中央亞細亞地區以及印度、伊朗、伊拉克，最後抵達羅馬，這與井上靖1965年至1977年間的西域旅行範圍基本重合。於是之前的第一部被稱為“中國篇”，第二部叫作“中國以外篇——通往羅馬之路”。1988年4月，NHK錄製的12集紀錄片《海上絲綢之路》開播，行程從羅馬出發，經過地中海、中東、印度，最後經過中國沿海地區返回西安。至此，前後歷時近10年的NHK“絲綢之路”紀錄片告一段落。它從最開始的狹義西域，到後來的廣義西域，直至展現海上絲綢之路，可以説這部引發日本20世紀最大規模絲路熱的紀錄片濃縮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近百年時間裏，日本在世界地理格局認知中從西域向絲綢之路轉變的全過程。

　　五、結語

　　“絲綢之路”在近代日本的文化語境中起初僅僅是指西方對古代東西交通線的稱呼，具有不同於日本固有地理認知的西方建構色彩。與此相對，日本更熟悉與親近的是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語境的“西域”，並主要指新疆天山南北路的狹義西域。在20世紀前半期，日本的“西域”與西方的“絲綢之路”雖然在地理位置上有所重合，與各國探險家及史學家的關注點也頗多相似，但是日本一直將“西域”作為自我對中國內陸地區的指稱，將其看作日本應該瞭解、研究甚至“保護”其免受西方侵略並與西方進行對抗與競爭的“點”，使之容納在近代日本的亞洲格局建構之中。

　　然而，這種建構隨着日本的戰敗而破產。戰敗翌年，日本東大寺正倉院的對外開放，開始將西域古代文明與現代日本之間連起一條線。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與學界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日本的“西域”開始向本土化的“絲綢之路”轉化。這條連接古代與現代、西方與東方的“絲綢之路”在井上靖為代表的日本作家以及NHK紀錄片《絲綢之路》為頂峯的大眾熱潮的推動下，向東擴展至河西走廊與長安，向西包括中央亞細亞、西亞、中東，直至埃及與羅馬，並向南形成了包括印度、東南亞在內的海上絲綢之路。從而使“西域”從一個被觀看的“點”，逐漸延伸為幾條“線”，最終演變為“日本的絲綢之路”，融入於現代日本通過強調東、西聯繫而構建的主體性世界地理格局之中。

　　中國學者黎躍進（2018）、日本學者色川大吉（轉自松本清張等，1977:214-225）等人都梳理過日本近代的幾次“絲路熱”。二者的劃分大體相同，結合本文中的敍述，可概括為20世紀初期以大谷探險隊為代表的“探險熱”、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日本東洋史學家為代表的“學術熱”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直至80年代以文學創作、大眾讀物、電視節目以及多種藝術形式共同交織而成的“大眾文化熱”。但是，如果我們認清了近代日本文化語境中從“西域”向“絲綢之路”的演變，那麼所謂的“絲路熱”實際上應該分為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前的“西域熱”與戰後至昭和末年的“絲路熱”兩大部分，二者無論在名稱、地域，還是在樣態、性質等方面都不盡相同。這種不同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那就是從知識性的實證認知向浪漫性的審美建構的轉變。限於篇幅，關於二者差異的具體分析將另文闡釋。

　　日本跨越了戰敗後的頹廢與無力，又通過文藝創作與電視媒體向歷史絲路致敬之後，平成期以來的日本也在致力於構建屬於自己今天的“絲綢之路”。2014年2月19日至4月5日，日本在巴黎日本文化會館舉辦名為“蠶絆——皇室養蠶與古代絲錦及日法絲綢交流”的展覽。同年，擁有140餘年歷史的日本第一家近代紡織工廠富岡制絲廠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近代日本不僅積極引進西方先進的紡織技術，還在19世紀中葉“捐贈法國蠶種和絲線，使歐洲擺脱了因歐蠶染病遭受的滅頂之災”（王敏，2016a:75）。另外，“平成皇后美智子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親自養蠶和舉辦祭祀。她認定這也是保護和傳承文化之一環”（王敏，2016a:75）。從保護與繼承古法，到拯救西方絲織業，最後引進西方技術發展近代紡織。當代的日本在這樣的自我文化建構中，更加主動積極地建立自己與西方的現代聯繫，或許他們的目的在於將今天的日本變成“絲綢之路”的起點。

　　註釋：

　　① 藤田佳久（2000:87）稱之為“伊犁路線”。

　　② 渡邊哲信的《中央亞細亞探險談》首先連載於日本的朝日新聞，後收錄於《絲綢之路探險》（長沢和俊，1966）。渡邊哲信與堀賢雄均寫有《西域旅行日記》，前者先是收錄於《新西域記》（上原芳太郎，1937），之後部分收錄於『シルク·ロード』（長沢和俊，1966）；後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未得到發表，部分內容曾在日本西域文化研究會會刊第2、第4和第5號上公開，之後部分收錄於《絲綢之路探險》（長沢和俊，1966）。（上原芳太郎.1937.新西域記[M].東京：有光社.）

　　③ 此人為當時伊犁將軍長庚的顧問（井上靖 司馬遼太郎，1998:181）。（井上靖 司馬遼太郎.1998.西域をゆく[M].東京：文藝春秋.）

　　④ “滿州事變”為日本對“九一八事變”的叫法。為保持所引資料的原貌，直接對譯。

　　⑤ 原著涉及西域的章節還有《西域胡商重金求寶的故事》《再論胡人求寶記》《胡人求寶補遺》《隋唐時代伊朗文化輸入中國》，由於篇幅所限，1961 年由《世界教養全集》再刊時被刪除。

　　藝術內容與特點：以抽象的形式表現淮河豐富的內涵，飽含對淮河的熱愛。把流動的水當做作品的重要造型元素，使作品動靜結合，巧妙地適應了淮河的主題。在抽象體面轉折與肌理變化的作用下，水的流動呈現出無限豐富的面貌，或舒緩、或激越、或跳躍、或婉轉…，從而使作品成為水的樂章，水的史詩。自然石的參與，使作品擁有了虛實相生的意味。鐵錨與鐵索的元素，象徵淮水奔向大海，以及面向文明的意義。

　　⑥ 指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0年4月-1981年3月出版的《Silk Road絲綢之路》（第1-6卷）。該叢書配合電視片發行。1983年“絲綢之路（中國以外篇）”播放後，NHK又出版了配套的6卷本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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