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八”，瓦解“ G7”_風聞

22年前的今天，1999年5月8日。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部隊，用B-2隱形轟炸機投下五枚導彈，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

歷史雖不會重演，卻總喜歡押着相同的韻腳。

與如今中歐投資協定、RCEP協議的情況頗為類似。

22年前，中國與美國和歐盟的WTO談判，完成了條款上面的談判，最終能否通過，取決於國會（議會）的批准。

可是，風險卻在不斷的增加。

就像兩天前，在拜登執政後的首輪G7外長峯會上，中俄都成為了高頻詞彙，會後長篇聯合聲明中對我國內政大放厥詞。

22年前，也是民主黨執政，意識形態也是美國對外高舉的旗幟。

尤其是當時，美國主導對原社會主義陣營南斯拉夫的空襲，使得以七國集團（G7）為首的北約，與中俄出現了激烈的對立。

克林頓就説過，“如果現在就簽署，我擔心大多數議員將會投票反對。”

我們的朱總也表示，主要障礙已經清除了，“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差距有多大，而在於目前的政治氣氛”。

對於“拖不得”的我們來説，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氣氛都是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説是不利的……

我們需要一個契機，去改變這個局面。

而1999年5月8日，貝爾格萊德的一聲炸響，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和朱穎等烈士們的犧牲，不僅使得剛剛經歷了大洪水、大下崗劇痛的中國民眾緊密的團結了起來，也使得合謀瓜分中國利益的列強們分裂開來。

就像最近張藝謀上映的《懸崖之上》，一羣地下工作者不顧犧牲，為了將日軍在東北的罪行公之於國際社會，既讓國內民眾團結起來，也打破G7們的沆瀣一氣。

背後的邏輯是相似的，雖然1999年歐美列強對華鷹派是共識，但是共識之下也並非鐵板一塊。

有的是基於舊冷戰的意識形態，有的是基於民主人權的偉大理想，有的是為了經濟利益來施壓。

大使館的轟炸，既讓主張民主人權的勢力瞠目結舌，也讓謀求對華經濟利益的集團膽戰心驚。

迅速調轉槍口之後，堅定反華的冷戰派老古董成為了少數派。

克林頓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不斷給中方打電話致歉，並在公眾場合不斷的道歉，進行了經濟賠償，甚至更換了駐華大使來修復中美關係。

至此，WTO條款裏面的妥協與揪着對我大使館轟炸的斥責，成為了我們的胡蘿蔔和大棒。

這也使得無論是中美關係還是貿易談判，我們都從被動變成了主動。

從管仲的尊王攘夷到美國的民主人權，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的大旗雖然極其好用，但是也要承擔相應的副作用。

國家的政策既會被意識形態所引導，也會被利益集團所引導，而且，對手一旦變成了夥伴，意識形態方面反而會主動給予對方裹上“合法性”的外衣。

就像五八事件之後，雖然中美關係一度因此驟冷，但是主張通過經濟合作“影響”中國的力量，成為了西方的主導，中美、中歐的WTO談判反而迅速駛入正軌。

隨着中美的經貿合作成為壓艙石，意識形態的衝擊也大幅降低，中國在政治經濟環境都非常優渥的情況下，藉助WTO開啓了國內經濟的升級與內循環，並與全球經濟貿易深度綁定開啓了外循環。

通過二十年的高速增長，一舉超越了G7中的絕大部分國家，一雪百年恥辱。

二十多年後，相似的局面又一次展現，面對新一輪的包圍網，中國還需要15年的發展，實現進一步的跨越。

而無論是跨越式的發展，還是打破G7的圍剿，都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就像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篆刻的那幾段話，偉大的勝利背後，是無數為了民族解放和復興事業前赴後繼的無名英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紀念“五八事件”的三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