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人類社會繁榮之路——林毅夫談新結構經濟學_風聞

來源：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01日

在《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一書中，經濟學家林毅夫曾多次引用當代經濟學的“盧卡斯之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到底是什麼。他表示，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問題了。同行評價，這些話語，折射了林毅夫作為一個世界級經濟學家所擁有的理論志向、學術目標和現實抱負。

近日，林毅夫和付才輝合作撰寫的新作《解讀世界經濟發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應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分析全球各國貧富分流以及如何走向共同繁榮的著作。在此之前，林毅夫曾多次發表演講、出版多部著作，介紹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為了一探書中的思想，光明日報記者在北京大學百年朗潤園採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的林毅夫先生，聽他從多國發展實踐中抽繹出自己的邏輯，為世界經濟發展建言。

林毅夫教授素描 郭紅松繪

1.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光明悦讀：**能否向讀者簡要介紹新結構經濟學的誕生背景和核心主張？它與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比，新在何處？

**林毅夫：**在過去，我和多數學者一樣，抱着向西方“取經”的心態，去學習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希望以此來幫助我們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但是，歷史證明，盲目照搬西方國家理論和經驗，並不能為各國發展提供有益的指導。二戰結束後，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把命運攥在自己手中，探索工業化現代化之路。但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哪一個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制定本國發展政策而取得了成功的例子。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某一階段的產業基礎、技術水平、制度安排、思想理念為暗含前提。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前提不一樣。照搬西方理論，難免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發展經濟學思潮“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由於傳統文化、社會的結構剛性，市場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存在着無法克服的缺陷，依靠市場自發難以發展追趕發達國家所必需的先進的製造業，因此主張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那些先進產業。但是，這些先進產業資本密集，違背了發展中國家自身資本短缺的稟賦條件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導致資源錯配、尋租和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隨着這一思潮主導的發展戰略在許多國家失敗，20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觀盛行。這一思潮認為政府幹預是經濟發展的“頑疾”，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將保護和補貼一下子都取消掉，以建立和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主張的推行，導致了大量的破產、失業和政治不穩定，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績效比“結構主義”盛行時還差，被有些經濟學家稱為“失去的20年”。

理論是用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當根據理論認識改造世界無法獲得成功時，需要改變的是理論本身。

1988年，我瞭解到中國政府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而不用主流理論主張的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貨膨脹的合理性以後，我認識到，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種發展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效市場”，來形成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誘導企業進行有效生產；也需要“有為政府”，來解決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外部性和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協調等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同時用好“兩隻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高質量增長。2009年，在世界銀行的一次內部討論會上，我將這個理論命名為“新結構經濟學”。

《解讀世界經濟發展》

林毅夫 付才輝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光明悦讀：**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哪些方面？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在目前只能説是“星星之火”，還沒有形成燎原之勢。一個新的理論提出之後，要説服在舊理論思維下成長起來的人去接受，是很難的。就像提出“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家普朗克曾説的，“一個新的科學真理不能通過説服它的反對者而使其理論獲勝。它的獲勝，主要由於其反對者逐漸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我想，目前新結構經濟學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算是一個新理論，主要挑戰來自接受了舊理論的人，會因為理論框架的不同而被排斥。

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這個理論，無論應用於國內還是國外，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新疆和田，當地按照勞動力豐富的優勢，承接東部沿海轉來的製造業，解決了十幾萬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在波蘭，新組的內閣明確提出，依照“新結構經濟學”，針對當地具有優勢的產業，在政府因勢利導下幫助企業做大、做強。2017年，波蘭人口約佔歐盟的十分之一，新增就業佔整個歐盟的70%，勞動力開始迴流，政黨也為人民所接受，這些年來政治穩定了。

《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光明悦讀：**您在《新結構經濟學》一書的序言中寫道，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如果死守着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容易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變成一個批評家。在您看來，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何處？中國經濟學家如何能贏得國際學術話語權？

**林毅夫：**理論創新的關鍵在於理論來源。就經濟學而言，理論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另一個是對當前問題的解決。而理論的重要性則取決於所解釋的現象和解決的問題的重要性。理論本身只是邏輯，越簡潔越好，它觀照的對象決定了它的地位。

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後，經濟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有影響的經濟學理論基本來自英國學者，或者在英國工作的外國學者，如卡爾·馬克思。20世紀30年代以後，隨着世界經濟中心向美國轉移，在國際上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也就變成了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我們同樣可以期待，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會逐步向中國轉移。未來，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會出自中國。

《解讀中國經濟》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

GDP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是手段

**光明悦讀：**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可以説，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與貧困不懈鬥爭的歷史。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脱貧困，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您認為，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擺脱貧困，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讓老百姓過上美好的生活，是我們發展的目標。要過好日子，首先要消除貧困。農村人口全面擺脱貧困，是一個歷史性成就。幾千年來中國想要達到的社會目標今天終於實現，中國人民希望過上的日子今天總算過上了。

中國全面脱貧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當前，在一些國家，貧困狀況依然嚴峻，貧富分化仍然在加劇。即使去掉中國的減貧人口總數，我們仍可看到，全球貧困人口的數量在增加。中國的減貧經驗，可為其他國家提供新的經驗和新的思考。

**光明悦讀：**對於全面脱貧之後的鄉村振興，您有何建議？

**林毅夫：**鄉村振興，需要有產業來支持，無論這個產業是規模化的農業、工業還是現代服務業。只有發展產業，才能帶來就業，才會有經濟效益。產業發展要有基礎設施，農村生活需要有公共服務來支持。因此，要實現振興鄉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文教醫療在內的公共服務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強化，都應一併提上日程。正如《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所設計的那樣，這是一個綜合工程。

**光明悦讀：**您在書中也常提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後來者優勢”。具體來看，後來者優勢是什麼？

**林毅夫：**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以引進技術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為主。隨着40多年的快速增長，我們積累了很多資本，現在我們的比較優勢已經逐漸變成資本密集型的製造業，在這些成熟的產業上我國仍然有後來者優勢。另外，在計算機、互聯網技術更迭越來越快的新產業上，我們也具有“換道超車”的先發優勢，因為這些產業研發週期短，人力資本高度密集，我國人多，人力資本多，在創新上需要人才，同樣我國人才的絕對數量也大。而且，我們擁有最大的國內市場，最完整的產業鏈，這些都會助推相關產業的發展。從“獨角獸”企業的數量上來看，我們近年來已經與美國持平。將新產業利用好的話，我們是有“換道超車”機會的。

**光明悦讀：**您多次強調，GDP增長本身不應該作為目的，而應作為一種手段，用以創造資源來實現一系列社會目標，包括改善衞生、教育、就業、安全以及消費。在您看來，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林毅夫：**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曾講過，人類的需求有五個層次。發展必須針對一國處於何種階段，制定相應的政策，發展經濟，提供就業機會，增加人民收入，滿足一定時期人的需求。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一國政府充分利用自己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參加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因勢利導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力相對多，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隨着經濟發展，資本積累，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會逐漸變成新的比較優勢。GDP增長的目的，不在於數字的提升，而在於產業和就業結構合理、社會福祉增加，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人們在解決温飽問題之後，有充分的就業、安全的社會環境，能得到廣泛的尊重，能有自我價值實現的機會，幸福感、滿足感不斷增加。

3.

駕馭新科技，享受新生活

**光明悦讀：**您在《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一書的結束語中寫道：正當我們要為本書畫上句號之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瘋狂肆虐全球，使得尚未完全從國際金融危機陰霾中走出來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造成的經濟蕭條可能超過20世紀初葉。對於共同面對挑戰、擺脱經濟危機的陰霾，您有何建議？

**林毅夫：**在《致G20首腦的抗疫公開信》中，我寫道，在發達經濟體艱難應對COVID-19疫情傳播的同時，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面臨着對人類生命、社會凝聚力和經濟破壞的前所未有的集體威脅。全球性抗疫，必須在公共衞生和經濟政策兩條戰線上展開。

在公共衞生戰線，仍然要強調繼續控制疫情。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高速發展，人流與物流都相當活躍的社會。如果疫情在一個地區沒有控制好，稍不注意就會在另外一個地區暴發。因此，各國都應儘可能廣泛地讓公民接種疫苗。在疫苗提供方面，我們應該有全球觀，防止疫情可能隨時產生的暴發和蔓延。

在經濟戰線，我堅持認為，全球化仍然是人類社會最好的發展方式。新結構經濟學重視一國比較優勢和國際貿易，它認為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人力資源富集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是其在全球產業發展的差序格局中制勝的關鍵。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充分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發揮自身要素稟賦優勢。從前幾年開始，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趨勢抬頭，這是源於一些國家沒有認清國內矛盾產生的根源，將產業更迭造成的社會失業歸咎於全球化和產業轉移。實質上，他們沒有認清國內分配和對結構轉型時勞動力就業能力的提升才是矛盾產生的根源。我仍然主張，要繼續參與進一步推動全球化。

**光明悦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在促進生活質量提升的同時，帶來了勞動力被替代和失業的風險。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中等收入羣體減少的情況。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也有擴大趨勢。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全球技術更新給發展帶來的挑戰？

**林毅夫：**機器替代人工的憂慮一直存在。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替代紡織工人，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替代各種人力，當時這些憂慮都存在過。人工智能產生後，這些憂慮也不絕於耳。我想，新的技術，在替代過去工作的同時，會創造出很多新的工作來。而且，新的技術可以用來改造過去的工作，提高生產力水平，人們的收入水平會提高，人的需求會發生變化，從而產生對其他行業例如服務業的需求，對文化、娛樂等領域的消費需求。並且，隨着生產效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工作時間會減少，會有更多時間來享受美好的生活。總的來講，我還是抱着樂觀的態度。我們應該瞭解新技術、駕馭新技術，來提高效率和收入水平。因為它們本身在替代一部分就業的同時，會創造新的就業；在取代一些產業的同時，也會創造新的產業，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能力來享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