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雲| 最後的赤腳醫生離去,誰來守護我們的村莊?_風聞
观云者-观云者官方账号-公众号“观云者”,写大国博弈的空间。2021-05-09 10:07
今天想講個故事。
小的時候我體質不好,經常生病,説實話,要擱解放前,我是活不到成年的。
大概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八十年代初),會經常發燒,每次一燒就40度,而且是半夜。
母親告訴我,很多次我都燒到意識迷糊,手腳抽搐,嚇得他們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那叫高熱驚厥。
每當這個時候,父母就會揹着我去找村裏的保伯。
保伯的全名叫劉保,我們都稱他劉保伯伯。他是一名赤腳醫生,也是村子裏唯一的醫生。
在我的記憶裏一直保留着兩個片段,一是父母半夜敲保伯家的門,邊敲邊慌亂地喊,“劉保哥,劉保哥!”
無論多晚,我總能聽到保伯急急忙忙回應:“來了,來了!”然後把門打開。
第二個片段就是在我治療完後,父母帶我回家。父親揹着我,我的臉貼在他的背上,腦海中一直有那種熱度。母親則在一側打着手電,一邊走,一邊輕聲地喊:“娃,回家嘍”“娃,回家嘍”。
她不是為了喊醒我,這是老家的習俗。據説小孩在走夜路時魂會迷路,大人們通過喊“娃,回家嘍”就能把孩子的魂領回家。
我或昏昏欲睡,或默不作聲。
這些片段一直在我腦海盤旋,有頂着月亮走的,也有摸黑走的,還有在雨裏走的。
所以嚴格來説,我的命是保伯救的,而且不止一次。如果不是他,等到父母把我從偏僻的農村弄到鄉鎮醫院,或者縣城大醫院,我恐怕早沒了。就算保了條命,估計也是腦膜炎患者,痴呆之類。
後來我才知道,救我命的是“赤腳醫生”這項制度,因為,正是源於有千千萬萬像保伯這樣半農半醫的鄉親存在,才讓無數像我一樣經常患病的孩子正常長大。
赤腳醫生並不是一直都有。
解放前,窮人是看不起病的,也找不到正兒八經的醫生,更多是找神棍。
像魯迅《藥》裏用人血饅頭治肺結核那種。
在《藥》裏,小栓生活在城裏,還能找到醫生問問,不行了才去尋偏方。在農村,無論大病小病,多數時候只有喝紙錢水,跳大神做心理按摩。
那時候,孩子能否活下來只能看天意。所以,古時候真正懂醫的人威望非常高,也很容易被封神。例如神農、華佗、扁鵲。而民間傳教,或者農民起義者,基本從醫人開始。
農民看不了病困擾中國幾千年。
這一局面直到解放後才有所改觀。
但最開始也不行,因為國家實在太窮,根本沒錢投入醫療。
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基本也只能看天意。所以我們這代人經常會聽父母輩説有幾個兄弟姐們沒活下來。越偏的地方,這種情況越普遍。
直到六十年代,這一切才真正有所改觀。
國家經過近十年努力,終於有了些積蓄,於是開始推合作醫療。
從1958年開始,全國推廣合作醫療,當年覆蓋率達到10.00%,到1962年接近50.00%,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則達到90.00%,這項制度並於1978年寫入憲法。
農民只需交納1塊錢,就能享受免費醫療,這是史無前例的變革。
與之對應的就是“赤腳醫生”制度。
為了補充農村醫療隊伍,國家從兩方面選拔人才進行培訓,一部分是讀過初高中的農民(像保伯那種),一部分是上山下鄉的知青。
他們在經過3、4個月突擊培訓後,具備了基本醫務常識,便奔赴新中國各個角落。
當然,由於培訓時間太短,醫療水平有限,很多重大疾病無法勝任,甚至還可能誤診。但比起過去靠搞封建迷信來,不知要強多少。尤其是一些常見疾病,赤腳醫生能有效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而且,因為是鄉里鄉親,彼此熟悉,自然病情也熟悉,醫患關係融洽。在經過長時間摸索後,赤腳醫生對村子裏所有病人做到了心中有數,可以對症下藥。
我母親就説,她的頭痛病只有保伯能治,就算去大醫院也未必能止痛。
赤腳醫生真正爆發式發展是在毛主席做出“六二六”指示以後。
1965年6月26日,衞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主席彙報工作,當毛主席從醫療資源分佈數據中得知,全國有140多萬名衞生技術人員,只有10%在農村時,不由震怒:
“告訴衞生部,衞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衞生部不是人民的衞生部,改成城市衞生部、或老爺衞生部、或城市老爺衞生部好了。
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脱離羣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
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把醫療衞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這便是“六二六”指示的源頭。
此後十多年,中國醫療衞生制度發生了顯著變化,農村醫療衞生隊伍迅速壯大。
到1977年底,赤腳醫生數量一度達到150多萬名。
一場轟轟烈烈的衞生運動伴隨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出現展開了。
他們奔走在田埂、山路上,為老人體檢,為孩子治病。
農民的孩子終於不用靠喝紙錢水、跳大神賭命,世間也少了很多喪子之痛。
赤腳醫生的出現,大大降低傳染病,尤其是血吸蟲病的傳染。大大降低了嬰兒和孕產婦的死亡率。僅這兩項成就,就足以讓赤腳醫生名垂青史!
IMR指1年內平均每1000名活產嬰兒中,未滿1週歲的嬰兒死亡數。
新中國成立時,我國嬰兒死亡率高達200‰,農村高達300‰,也就是説農村近三成寶寶在襁褓中夭折。到1981年,中國新生兒死亡率下降到34.7‰,農村新生兒死亡率下降到37‰。
儘管比例仍然很高,但對比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已經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裏面,赤腳醫生居功至偉!
“赤腳醫生”的稱謂並非來自官方,而是興起於民間。
作為南方人,我們那務農時都習慣赤腳,保伯他們這個羣體沒有正式編制,屬於半農半醫,為了給人看病,他們赤腳走街串巷,於是就要了“赤腳醫生”的美稱。
1968年第三期《紅旗》雜誌上,刊載了一篇關於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介紹了王桂珍等人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先進事蹟。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也就是在這篇調查報告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衞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從此,“赤腳醫生”就成為半農半醫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
當時,毛澤東主席看到這篇文章後,在文章的眉頭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這個批示經報刊公開發表之後,當年的中國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學習王桂珍的熱潮。
僅僅幾年,赤腳醫生數量就過百萬,幾乎超過了原本城市存量醫生的數量。
由多箇中醫學院集體編寫的《赤腳醫生手冊》成為暢銷書籍,其發行量僅次於毛澤東語錄。
1974年,王桂珍代表中國上百萬赤腳醫生參加了第二十七屆世界衞生組織大會,並做代表發言。
中國赤腳醫生的做法不僅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也得世界的認可。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將中國赤腳醫生做法,稱為中國第一次衞生革命,並在全世界推廣。《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翻譯成5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流行。
前文説了,赤腳醫生是伴隨着合作醫療產生的,它依靠的是大隊工分制。
隨着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大隊工分製取消了,“赤腳醫生”的處境很快變得艱難。
他們收入微薄,自家的地都顧不過來,也不可能像其他鄉親一樣到外地打工,陷入尷尬境界。
更要命的是,“赤腳醫生”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
簡單培訓已經無法勝任現代醫療的需要,可經過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科班生又不願到農村去。
1985年,國家醫改,“赤腳醫生”的稱呼退出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鄉村醫生”,保伯他們便成了最後一批赤腳醫生。
今天,從衞生部公開的數據獲悉,目前的衞生技術人員是50年前的6.4倍(和70年代比),但基層衞生技術人員卻在持續下降。
鄉村醫生數量逐年下降,到2019年,只剩下79.2萬人!
當然,期間伴隨着大量人口進城。但是大家別忘了,留下的更多是老人和小孩。
如今,這些人的醫療問題逐漸凸顯。
村還是那些村,但醫生少了,如果沒有常駐鄉村醫生,留守的老人小孩有個小病,多數會選擇硬扛,誰來守護他們的健康?
2019年,國務院關於建設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發佈,其中明確提出,為振興鄉村,工資待遇應向鄉村教師、醫生傾斜,鄉鎮衞生院和衞生室的條件應投資改善。
但路還很遠。
2019年6月底,河南通許縣兩鄉鎮64名村醫提交辭呈,表示壓力倍增的同時,上級撥款等剋扣嚴重,“生活已不能自理”。
同年7月,黑龍江依蘭縣4鄉75位村醫辭職。同時爆出,為村民墊付的醫保款未到位,只能自己掏錢。
各種上F,舉報無望,只能集體請辭。
説實話,若非走到絕路,這些奔走在鄉間的天使們不會如此“求活”。
身份得不到認同,從上到下的文件裏沒有明確過村醫應該享受公立醫院的同等待遇,非農非醫的人設澆滅了繼任者的熱情。
款項被各種理由剋扣,醫保得不到及時報銷,鄉村醫生的尊嚴再次被踩在腳底。
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指望鄉村醫生們僅靠犧牲奉獻精神留在田間。
守護農民的健康,就要留住鄉村醫生,這不僅考驗我們的執政能力,更考驗我們的初心使命。
正像毛主席説的那樣,我們在研究“高、深、難”問題的同時,不能忘了底層百姓的最基本需求。
最近上層頻繁提及醫改,到福建調研時更是專程瞭解三明醫改情況,這是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我們需要更多像王桂珍那樣無私奉獻的人,但也需要那隻看不見的手加強調控。
在民族復興的路上,不能讓任何人落下,這才是我們深愛的中國。
五一前,保伯因病逝世,享年70歲。母親回去了,送了他最後一程。
5月5日,保伯下葬。
母親告訴我,那天來了好多人,大夥自發從四面八方趕來,甚至專程從外地趕回,吃飯的時候她數了數,有70桌。
村子裏很多年沒這麼送過老人了。
大家講述着保伯看病的往事,多少次力挽狂瀾的搶救,以及經常免收的藥費。
人是有感情的,誰對他們好,他們記得一清二楚。
保伯的兒子也學醫,但並不準備子承父業,已到縣城裏開店賣奶粉去了。
赤腳醫生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正慢慢從農村消失。可農村並沒有消失,誰來守護我們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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