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膽敢瞞報? “金錢豹事件”背後的利益陷阱 | 文化縱橫_風聞

✪ 秋風 |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近期，杭州野生動物世界金錢豹出逃以及因為瞞報而貽誤搜捕的事件，引發全網關注。儘管相關責任方辯稱未成年豹攻擊性較弱，但人們質疑，其從4月19日事發一直瞞到5月7日，就是為了五一長假營收，因為關園停業將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公眾追問：為什麼豹子出逃這樣的公共安全事件，會為經濟利益讓路？而圍捕時使用不必要致死的手段，是否牽涉“珍稀動物入藥”的利益鏈？

本文或許能從價值層面提供一些解釋。作者指出，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社會對價值觀的變遷，採取了一種聽之任之的鴕鳥態度，似乎認為它會隨經濟發展自然而然地成熟起來。因為反感計劃經濟，人們似乎特別信賴為市場辯護的經濟學家。因為要擺脱集體主義，人們擁抱那些為個人利益伸張的思想觀念。而經濟至上主義則為身處價值真空的國人提供了虛幻的價值替代品：每個人只要埋頭追求自己的物質利益，也可以實現、甚至可以更好地實現公共之善。這最終導致了一種普遍的“利己主義”。然而人們發現，我們雖然在短時間創造了經濟奇蹟，卻問題重重。沒有正義感的利己主義者註定是鐵桿“搭便車者”。長期看，利己主義者的財富都是不穩固的。人們以為自己的利益在增進，但其實是在相互欺騙、爭奪財富與幸福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利己主義的魅惑

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利己的，利己主義是支配國人行為的基本價值之一。

首先定義一下利己主義。托克維爾的鉅著《論美國的民主》以一個觸目驚心的評論而終結：“很難絕對地或籠統地斷言，現時代最大的危險是放縱還是暴政，是無政府狀態還是專制主義。兩者都是令人憂懼的，由於同樣的原因，一個可能跟另一個一樣輕易到來，此原因即普遍的冷漠，它是我所説的個人主義的產物……因而，我們最應堅定抵制的對象，與其説是無政府狀態或專制，不如説是冷漠，它可毫無差別地製造出這一個或那一個。”

導致這種冷漠的是兩種現代病：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下卷討論民主制對美國人情感的影響時，區分了自私與現代的個人主義：“所謂自私是一種對自己的、強烈的、過分的愛，它會讓人把什麼都跟自己聯繫起來，偏愛自己勝於世上一切。個人主義則是一種成熟的、冷靜的情感，它讓共同體每個成員把自己與同伴分開，與家人和朋友疏離，因而在他構造了自己的小圈子後，他就不管周圍的社會了。自私源於盲目的本能，個人主義與其説源於墮落的情感，不如説源於錯誤的判斷力；它既起源於心智的缺陷，也起源於心靈的敗壞。”

按照托克維爾的説法，自私是人的一種古老本能，始終伴隨着人類。個人主義卻是一種現代才出現的心智，甚至已經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是現代性的根本性構成因素。**在實現了“狀況的平等”的現代社會，個人主義是一種普遍的精神與生存狀態。**既然如此，個人主義也就不可能被完全消滅，而只能予以節制、控制，像托克維爾所説的那樣：經由信仰，讓人的目光暫時離開物質，而面向靈魂；通過廣泛的自治，喚起和訓練人們的公共精神。這些制度安排，或許可以對抗個人主義之惡，讓平等的社會不至於變成冷漠的社會，讓自由人不至於變成原子式存在。

我這裏所説的利己主義，則是個人主義的壞的變體。迄今為止，現代社會的各種基礎性制度在中國尚未健全地建立起來，但中國與現代性也鬼混了一百多年，也就出現了一種偽裝的個人主義。它從一開始就是個人主義的墮落形態。**換言之，當代中國盛行着利己主義，即中國人處於“偽個人主義”的支配下，**其反社會、瓦解真理與善的作用也強大得多。

**▍**利己主義的歷史根源

梁漱溟早就注意到，西洋人長於集團生活，而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這有點不合常識。民國初年的啓蒙運動和1980年代的啓蒙運動的主流意見都告訴我們，中國人缺乏個性，缺乏個人主義傳統。但是，如果略為仔細地分析就會發現，其實，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為個人主義，至少並不遜色。

這與中西曆史演進過程之分途有關係。**現代西方乃是從封建社會演化而來的，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共同體主義，或者説“社羣主義”。**從16世紀開始，歐洲從封建制向君主制過渡。不過，絕對君主制時期只維持了非常短暫的時期，很快就因為憲政主義運動的興起，而建立了現代國家。個人權利觀念興起，民主制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由此，現代市場就開始發育起來。在這種制度環境下，托克維爾提到的“個人主義”開始出現、流行，它主要體現於19世紀初出現的現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

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文人據此認為，西方文化傳統是個人主義的。這一點大體上沒有錯，但他們可能忽略了：封建社會的種種習慣、理念，在歐洲社會有很多遺存。其中包括社羣主義，各種社團、包括工人的社團在歐洲非常發達。19世紀興起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與封建的共同體主義之間存在直接聯繫，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背後，就有一種留戀封建社會之温情脈脈的情緒。

反過來看中國，封建制在秦代就正式終結了，中國由此進入漫長的皇權─郡縣制時代。它與歐洲歷史上的君主制時期頗為類似，因而，在過去兩千年中，**中國社會就始終具有歐洲現代國家的部分特徵：個人在法律之下平等，儘管法律不甚公平，但至少所有人被官府平等地統治着。**土地和財產為私人完全所有，社會通過市場機制組織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歷史上雖然有過一些反覆，也確實存在着宗族、家族等社會組織，但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人們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是個人和小家庭。

換言之，西方人從封建制下解放出來只有幾百年，而中國人在後封建的體制下已經生活了兩千多年。**這種體制不算現代的，但確實具有強烈的“準現代性”。**單是這一點就決定了，中國人的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心理積澱，要比歐洲更為深厚。

就像托克維爾所擔心的，這種個人主義只要邁進一步，就會墮落成自私。**阻止其墮落的唯一因素是成熟的信仰、倫理體系，它們提攜人心，規制行為。**儒家的理念與信念體系是一種君子之教、君子之學。**儒家樂觀地相信，人人皆可成堯舜，這反映了一種偉大的平等理念。只是，“可以”並不等於“是”。**成為堯舜，需要一番正心、誠意、修身的功夫，儒家要人們轉向自己的內心，運用自己的思，存心養性。**換言之，儒家所設想的成人、成聖的途徑，主要是個體的精神自覺與上進，而並未藉助於外在規範之約束。**這似乎已是一個定論：儒家走的是“內在超越”之路，為此，宋明儒家也確實發展出了一門尋求個體內聖的功夫論。

問題在於，現實社會中的人從來只有一小部分能夠實踐這種功夫，**大部分人必然缺乏這種內聖的自覺，也缺乏運用“思”，即反思、內省的能力。**有些時候，普通人確實可以“行焉而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行為彷彿合乎天理。但畢竟，普通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相當微弱的，而現實世界的物質誘惑是多樣而巨大的。因此，缺乏精神自覺的個人很容易被“人慾”所控制，而儒家本身沒有提供外在的約束。

似乎也正是為了彌補這種缺陷，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佛教、民間信仰發達起來，彌補了儒家的不足。誠如人們在今天的台灣所能看到的，對普通民眾進行教化、規範的，並不是儒家，而主要是人間化的佛教、民間信仰乃至會道門。**傳統中國文明似乎形成了一種教化的分工：儒家訓練君子，佛教、民間信仰則在底層社會進行教化。當然，熟人社會的輿論獎懲機制，也共同發揮作用，約束着普通民眾可能出現的利己之心，使其不至墮落而變得沒有廉恥。**這樣，傳統中國雖然具有強烈的世俗化與個人主義特徵，但大多數人尚未成為徹底的自私者，因而社會正常秩序尚能得到維持。

**▍**利己主義的結構性根源

20世紀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則解除了中國社會的這幾種教化與約束機制，讓中國人的自私精神得到徹底釋放，並以偽個人主義的形態呈現出來。

第一個衝擊波是新文化運動。啓蒙運動的導師和學生們始終強調，現代的、先進的西方文明是個人主義的，個體高於羣體的、社會的，矇昧的、落後的中國人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學習這一點。這是一種道德和政治誡命，唯有通過這樣的精神轉換，中國才能民主、富強。因此，過去一百年間，中國最先進的時髦文人一直主張，個人應當從一切既有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首先是從家庭中走出來。

這一場又一場啓蒙運動傳播的正是個人主義價值，它在1980年代得到了存在主義、在1990年代又得到了自由主義的呼應。大體上，這種個人主義還是比較健全的。它們凸現了個體自由選擇的道德與政治權利。但此後出現了兩種力量，從相反的方向強化了這種個人主義向利己主義墮落的傾向。

第一種力量是1950年代興起的集體主義。這裏的“集體”既不是家庭之類的共同體，也不是現代社會中個體自願結成的社團。其典型形態是遍佈城鄉的“單位”。從歷史上看，這類集體是以打碎一切既有的社會組織、結構為前提的。個人首先被完全作為對象“解放”出來，隨後被自上而下地安排進人造的集體中。此時，集體之外的社會已不復存在，個人別無選擇，個人離開集體連生存都不能維持。內部運轉的基本機制是制度支配人身，並分配一切資源。這樣，與外部世界沒有有機聯繫的單位內部人員，彼此之間也沒有縱向、橫向的有機關係。集體內的人，實際上是一種徹底的原子式存在。比如，在1970年代的國有企業，大量存在着工人盜竊企業原料、產品的事情。至於單位領導濫用權力的事情當然非常普遍。在鄉村集體中，同樣廣泛存在着“反社會”行為。一旦集體的控制弱化、坍塌，被壓制的利己主義精神就開始呈現自己。恰在此時，經濟學成為顯學，它為這種氾濫的利己主義提供了貌似科學的論證，利己主義終於在中國成為一種高傲的信仰。

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會把斯密視為自己的老祖宗，但斯密究竟在説什麼，恐怕沒有幾個現代主流經濟學家清楚。要弄清斯密思考什麼、説些什麼，也確實不大容易。身處18世紀劇烈變動中的不列顛，斯密的思想是高度複雜的，其複雜性難以被後世的經濟學家把握。

斯密成長於蘇格蘭道德哲學傳統中，他的立論基礎不是個體，也不是個人的自私，斯密從來沒有説過人是自私的。相反，在斯密看來，之所以出現分工、交換，之所以出現市場，乃是因為人普遍具有“通感”能力，也即《道德情操論》中不那麼準確地翻譯的“同情心”。也即個人可以感受他人的情感、與他人溝通的能力。這才是斯密眼裏人的基本屬性，也是市場與社會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礎。

不幸的是，經濟學發展似乎面臨一個兩難困境：經濟學狂熱地追求科學化、數學化，而這就需要對斯密的假設和理論進行簡化。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不斷簡化斯密之複雜性的過程。於是，經濟學教科書中出現了“理性經濟人”概念，又出現了個人始終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假設。經濟學家以此理解市場，新制度經濟學又雄心勃勃地試圖以這種膚淺的、扭曲的關於人的假設來理解人類社會的種種制度。

當代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的，正是這種關於人的簡單化假設與結論，而他們的傲慢又超乎國外的同行。人們因為反感計劃經濟，所以似乎特別信賴為市場辯護的經濟學家。人們因為厭倦了集體主義，所以熱烈擁抱一切為個人權利、利益伸張的理念、主張。經濟學似乎就是因為這些論説而在1990年代成為知識與輿論的主流。**經濟學的另外一個論説則滿足正處於價值真空中的中國人的需求，或者説給他們提供了一種虛幻的價值替代品：每個人只要埋頭追求自己的物質利益，也可以實現、甚至可以更好地實現公共之善。這樣，人就不僅應當關心自己，而且應當只關心自己，關心別人反而是一種罪過。**至於對自己最好的關心，就是滿足自己的物質慾望，並不斷髮掘、擴大這種慾望。

這樣，伴隨着啓蒙運動，伴隨着現代國家的初步構建以及商業的發達，**在中國，興起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它的墮落版：利己主義以及與之同時出現的物質主義。**人的目光曾經停留在自上而下構造的虛幻的外部世界，後來，他們迫切地把自己的目光從外部世界轉回自身。**但並不是轉向靈魂，而是完全停留在肉體的層面。**他們以為，這就是真實的自我。

**▍**社會與公共的解體

這個肉體的存在當然不是真實的自我。當代中國人關於自我的這個幻象，讓他們毅然地、甚至有點自豪地拋離了他人和社會，成為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

現代社會相對於前現代社會的區別在於，個體擺脱了個別的身份，獲得了相對獨立的道德、法律、社會與政治主體性，而成為普遍的、平等的國民。國民的單位當然是個體，由此，個人主義之出現乃是必然的。但在托克維爾看來，個人主義會削弱人們的公共精神：“自私會讓一切美德的幼芽枯萎，個人主義最初只會消耗公共生活的美德的元氣，但久而久之，它也會攻擊和摧毀一切其他美德，最後墮落成為自私。”民主社會本來需要人民的參與、行動，但民主社會的平等卻又製造出導致人與人隔閡的個人主義，這樣的個人主義將使個人喪失採取政治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因此，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後，人們普遍看到一種參與的冷漠。但無論如何，民主制度中還是存在公共生活的。可以説，每一個國民都是私人─公民的複合體。他在很多時候對他人呈現為冷漠的私人，但在必要的時候，又會成為一個公民，介入公共生活。由於信仰的存在，由於各種形式的自治制度的運轉，還有傳統的延續，在這些社會還是存在着真正的“社會”。

在中國，公共參與的制度化渠道依然是不健全的，就是社會也依然大體停留在廢墟狀態。這樣，個人主義就是字面意義上的個人的主義。每個人都是原子式存在。人基本上就是私人，而幾乎未有扮演社會人和公民的角色。這樣的人當然就是物質主義者，每個人，從官員到農民工，從商人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從大學教授到公司白領，都投入全副精力於佔有、增加、享受及濫用權力、金錢、房產、美色的事業中。

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結果是，人們相互的冷漠，人們不關心自己鄰居的生存狀態，由此導致公共生活的空白：人們也不關心正在發生的可能影響他們的公共事件。因而在這裏，不存在最基本的社會與政治制約與平衡：官員、企業經營者，甚至大學教授都可以濫用權力；被施加了這種權力的對象似乎也不覺得這種權力是惡的，**相反，他們一方面固然憤怒，但另一方面也向往自己擁有這種權力。**在利己主義的世界中，是沒有是非、善惡之分的，人的一切決策唯眼前的物質利益而定。利己主義者總是物質主義者。

這種利己主義心態未必妨礙經濟增長。事實上，它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經濟奇蹟。但是，這樣的世界註定了缺乏良性演進的可能性。只關心自己的人不會關心公共問題，只關心物質利益的人不會關心制度。**利己主義者註定了是鐵桿兒“搭便車者”，因為利己主義者沒有正義感。**由此可能出現一個出乎利己主義者預料的後果：從長期看，每個利己主義者的個體財富都是不穩固的。甚至可以説，現在積累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未來的掠奪者預備的。利己主義世界的故事情節是相似的：人們以為自己的利益在不斷增進，但其實是在相互欺騙、搶奪財富與幸福感。

**▍**重建社會

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社會必須構造出種種機制來抑制其內在的個人主義精神。在中國，需要抑制的是作為個人主義之墮落版本的利己主義。此一任務的難度要大得多。**但其途徑，倒也不出托克維爾已經提到的兩個主要方面：信仰與基層公共生活。**當然，在中國，從事這兩項工作的難度是異乎尋常的。

信仰的重建似乎是首要的。**只有通過某種機制，把人們的目光部分地引向靈魂，引向超越肉體之上的精神，個人的視野才有可能超出自身狹隘的物質利益計算，部分地面向他人。**由此，人的社會性才有可能得到確認，個體才有可能從私人變成社會人，進而成為公民，最終以這種複合的身份在不同的社會層面中健全地生活。

為此，學術上的反思是必要且重要的。學術可以影響人的價值結構，尤其是知識人。經濟學曾經扮演過這個時代的神學，並塑造了這個時代普遍的利己主義精神結構。正確地理解斯密，有助於經濟學重歸正道。由此再進一步，引入及深思斯密所在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傳統，則有助於國人更為完整、準確地理解所謂的現代性。**中國知識人中間流傳着一種根深蒂固的常識：現代人就是自私的、個人主義的。**但蘇格蘭道德哲學的主流論述卻是：人儘管有自私的一面，同樣有仁愛的一面，後者同樣是本能的、天生的。**更重要的是，人天生都有“通感能力”，因而天然地適合於過社會性生活。**這即是從亞里士多德到托馬斯·阿奎那的西方主流思想傳統之基本命題，它於中國儒家論説之間的對話空間也較為充裕。

此一論説的政策結論是：一個社會，如果能夠透過各種機制，讓人的這種社會性本能得到存養、運用、擴展，則這個社會就會形成相對健全的社會生活與公共生活。設計這種機制的工作部分地屬於立法者，比如，容許廣泛的自治的發育和擴展。但推動立法者設計這種機制、並維持這些機制運轉的，則是社會各個領域的紳士或者君子。而出現紳士或者君子的前提是，在社會各領域中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士形成道德自覺與公共精神自覺，克服搭便車心理，自覺地承擔起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哪怕為此要冒一定風險。

因此，價值、思想、學術的轉向，與因此轉向而形成的新紳士羣體之努力，乃是走出利己主義深淵、通往健全社會秩序和公共秩序的關鍵所在。利己主義是社會精神病症，能夠治療它的只能是健全的精神本身。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0年第1期，原題為《個人主義的魅惑》。**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