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輝：中國體質人類學發展歷程（上）_風聞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1-05-10 20:50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是一個“舶來品”，就像中國古代有金石學，卻沒有發展為現代考古學一樣，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像《黃帝內經》、《洗冤集錄》等有關人類骨骼描述和分析的記錄，但也沒有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體質人類學。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中國考古學和體質人類學發展百年之際，有必要對中國體質人類學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檢討，以有利於未來的發展。
體質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體質特徵與類型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變化及其規律的科學，是從人和人種的形態學和生理學過渡到歷史的橋樑”（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163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經歷百年的曲折歷程，中國的體質人類學逐漸從古人類學、人種學向人類骨骼考古學的綜合研究方向演進，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道路。
一、外國學者的工作
毋庸置疑，與中國考古學類似，中國早期的體質人類學發展是由國外學者引進、提倡和從事的。鴉片戰爭後，中國現代化進程加快，西方一批傳教士、探險家、科學家開始進入中國記錄各個族羣的文化生活。繼之，一批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類學家來華講學和從事人類學考察。當時，國內外學界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起源問題頗感興趣，主要分為“西來説”和“本土起源説”兩派，這方面的著述頗多，在此不一一贅述。另一方面，中國這片神秘的土地在很多方面還是學術的處女地，需要大力探索和開拓，加之時局動盪，為探險家、學者、文化剽客提供了條件。
這部分工作多是由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完成的，他們包括在中國學術或國家機關工作的外國學者、外國國家或私人的考察團隊以及中外科學考察團等，中國學者在後期也參與了少量的工作，開始了最初意義上的合作，當然這種合作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多是不平等的。
1.古人類化石的發現與研究
這些工作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對中國出土的更新世的人類化石的發現、發掘和研究，二是對全新世史前和歷史時期古代人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20世紀20年代以來，由於大量古生物與古人類化石的發現，以及古人類所留下的豐富文化遺存，使得中國成為全球古人類學界所聚焦的世界三大區域(非洲、西歐、中國)之一。
1922年，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E.Licent）在薩拉烏蘇晚更新世堆積物中發現一枚小孩門齒，他將該人類化石命名為鄂爾多斯人（Ordos Man）。這是在我國境內首次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後來裴文中將其改譯為“河套人”。
1926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ersson）宣佈從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發現兩枚中更新世人類牙齒。1927年在加拿大學者步達生（D.Black）領導下的周口店發掘中發現了一枚人類下臼齒，他就此提出“中國猿人北京種”（Sinanthropus pekinensis）這個新屬新種。1929年在周口店發掘工作的基礎上建立了歸屬於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當年12月，裴文中發掘出一具完整的頭蓋骨。周口店遺址從1927年正式發掘開始，直到1937年因日本侵華戰爭而被迫停止發掘，在長達11年的連續發掘中，共獲得猿人頭蓋骨5具，以及顱骨殘片、下頜骨、牙齒、肢骨殘片段等化石共代表了男女老少40多個猿人個體。這批珍貴的化石標本一直保存在北京協和醫院，但是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竟在戰爭中全部遺失，至今下落不明。
1933—1934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派裴文中在周口店龍骨山山頂洞發掘，發現了山頂洞人（Upper Cave Man）化石材料，總共代表至少8個以上的個體。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F.Weidenreich）對這批化石進行了系列研究，認為中國猿人是中國現代人的直接祖先，其與黃種人的關係比與其他任何人種都密切，並認為山頂洞晚期智人具有種族混雜的現象。
20世紀20年代的這一系列事件標誌着中國古人類學學科的誕生。
2.歐洲學者對中國全新世人類骨骼的研究工作
全新世史前和歷史時期古代人骨的體質人類學工作也是由國外學者首先發起的。瑞典學者安特生除了對舊石器文化和化石感興趣外，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甚至青銅時代文化也興致盎然，雖然他不是人類學家，但是他的學術視野十分廣闊，也具有很強的學術前瞻性。他在發掘遼寧錦西沙鍋屯遺址、河南澠池仰韶遺址以及甘肅的史前遺址時，注意收集墓葬出土的古代人骨資料。他把這些人骨資料轉交給步達生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研究顯示這些史前人類的遺骸上都表現出明顯的“東方人種”性狀，特別是其中的甘肅史前人種與現代的華北居民之間存在着許多共同點，因此步達生將其稱為“原中國人（Proto-Chinese）”。
一些歐洲探險家、商人和學者對我國邊疆地區尤其是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區便顯出濃厚的興趣，19世紀末以來，他們多次以各種形式進入我國邊疆地區，其中一些人藉着探險、學術考察和商業貿易的名義大肆搶掠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和史料，這些地區的文化遺產遭到了破壞性的掠奪。
20世紀上半葉，關於新疆古代居民的人類學研究報告共有三批，其中的人類學材料都是來自國外探險家或考察隊從新疆掠走的。英國人類學家基思（A.Keith）的《塔里木河盆地古墓出土的頭骨》研究了斯坦因1913—1915年在新疆探險時，從塔克拉瑪干沙漠東北地區採集到的5具人骨（包括一具乾屍）；德國學者約爾特吉（Carl Herman-Hjortsjo）和安德·沃蘭特（Ander Walander）的《東突厥斯坦考古考察發現的人類頭骨和體骨》考察了斯文·赫定1928年和1934年在新疆考察時，從羅布泊及其鄰近地區採集的11具人骨；蘇聯學者優素福維奇（A.N.Iuzefovich）的《羅布泊湖附近出土的古代人骨》研究了來自俄國人馬洛夫1915年在羅布泊周圍發現的古代突厥人墓葬出土的4具古代人骨。他們對這些人骨進行了種族人類學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由於這些材料沒有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時代模糊不清，材料過於零星，缺乏系統性，很難據此來構建新疆古代居民種族分佈以及演化的歷史。
關於藏族起源和體質特徵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學者關注的熱點之一。根據顱骨測量學和現生藏族的活體測量數據，一些西方學者依據體質特徵的差異把藏族兩個不同的類型。
另外，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和中法科學考察團成立之初，設定的科學考察對象都包括人類學和人種學範疇，也涵蓋了部分體質人類學的工作。
3.日本學者的工作
日俄戰爭後，大批日本學者進入中國東北、蒙古等地，以科學研究的名義進行民族、地質、文化、考古考察以及文化掠奪等。
1927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成立。同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首先發掘了大連普蘭店的貔子窩遺址。1929年，出版了《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一冊《貔子窩——南滿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時代遺址》考古報告。在考古報告中，清野謙次等第一次使用科學的體質人類學方法研究了貔子窩遺址出土的古代人骨資料。
1935年，日本人濱田耕作等對赤峯紅山後遺址進行了發掘，在1938年發表《赤峯紅山後》考古報告中，收錄了三宅宗悦等人的《赤峯紅山後石槨墓人骨的人類學研究》，該文記錄了赤峯紅山後遺址夏家店上層文化石槨墓出土人骨的觀察和測量結果，並與甘肅、河南地區史前人骨以及近現代華北人、東北人進行了比較，認為在體質形態上紅山人與近現代華北人和東北人關係密切。同年，三宅宗悦發表了《關於熱河省赤峯發掘的古人骨》，記述了在赤峯地區發現的古代人骨資料，並做了初步研究。
同時，日本學者對蒙古地區出土的歷史時期的人骨資料也進行了收集和初步整理，主要是赤崛英三和鈴木誠對內蒙古包頭市達茂旗百靈廟鮮卑墓地出土人骨進行了測量和研究。
4.國外學者關於現生人羣的體質人類學記錄和研究
最初開展現生人羣體質人類學調查和研究的主要是國外學者，他們對中國當時的現生人羣的文化、風俗、體質特徵以及當地的環境、地質、自然風貌等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把一生的精力用於研究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他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先後對遼東半島、蒙古地區、東北地區等滿漢蒙古人及少數民族，台灣高山族，西南地區的苗、瑤、彝、布依等族進行調查。這些考察除了研究諸民族的服飾、居住、語言、習俗等文化內容外，還對他們的分佈和地理環境的關係、各民族的體質進行了記錄，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古工作。這些專門的人類學記錄，雖然結論未必正確，但反映出日本學者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人類學傾向。
俄國著名人類學家史祿國(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goroff)於1912—1918年對中國蒙古、東北的通古斯人、滿族進行了人類學調查，調查除了民族學、語言人類學方面的內容外，還包括大量的體質人類學的內容。1923—1924年，史祿國又在滬、港、粵測量了800多人。他利用在華北、華南和華東蒐集到的大量體質人類學資料，先後於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兩本關於中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著作——《中國北方人類學》。在這兩書中，史祿國通過對不同體質人類學指數的統計和比較，對中國各民族的構成、中華民族的遷徙和各族羣之間的差異進行了研究。
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成立之初組建的八個組中第七組為人類學及民物學組，俄羅斯學者史祿國主持工作。1928年夏，史祿國等在昆明對學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人進行了體質測量，並拍攝人類學照片150餘幅。該組還在史祿國帶領下對廣州在校的男女學生進行了測量，開展華南人種發育研究。1929年，史祿國用英文發表了《中國人體發育論》，並用英文撰寫了《中國南方人類學·第一部》的初稿。之後，史祿國計劃完成《中國北方人類學·第二部》和《中國西北人類學》的體質方面的大規模調查和寫作，可惜未能繼續。費孝通評價史祿國的工作是“有關中國人的體質研究至今還是空谷足音，並無後繼”。
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 Ⅱ)於1918—1923年間曾對廣東潮州鳳凰村進行體質人類學調查，給我們留下了最早的關於廣東的體質人類學記錄，並認為“鳳凰村人的祖先跟北方羣體存有血緣關係，鳳凰村人是北方移民和當地原著民的混血兒”。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1931年聘請德國人類學家史圖博(H.Stubel)為特約研究員對浙南、閩北地區的畲族、海南黎族和苗族等族羣進行調查。史圖博的研究以文化為主，但也包括極為豐富的體質人類學內容。1932年，中央研究院聘請、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派遣、中山大學協助，北平協和醫學院的許文生(Paul H.Stevenson)博士和羅香林一起到廣州北部進行體質人類學的調查，從事廣州人體測量。許文生還到海南島對黎族進行體質測量。他所涉及的族羣包括福建的畲、客家和廣東的疍民與黎族。
另外，甲午戰爭後，日本學者也進入台灣地區，開展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動，並對台灣當地少數民族進行了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調查，其中也涉及一些體質人類學的記錄，同時也留下了豐富的珍貴史料。
外國學者在華所對現生人羣開展的體質人類學工作，以調查研究為主，同時也開展教學，培養人才，將體質人類學的知識和技術傳入我國。
5.關於國外學者工作的評價
如何評價這些外國學者在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所做的體質人類學工作，我們認為，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他們的工作都是不可取的，需要在總體上辯證地分析，在具體問題上要具體分析。雖然這時期國外學者在中國的工作與國際政治大環境密切相關，但學術問題還是儘量與政治問題分開討論。首先，當時中國國內時局動盪，我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還處於弱勢地位，國外學者的活動大部分具有政治背景或財團勢力，多數沒有得到中國政府或相關部門的同意，有些活動還採用了非正常手段，通過誘騙、盜掘、破壞等方式取得中國的資料，或對文化遺產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同時，他們大多數也沒有經過政府同意，將獲得的文物或標本偷運到國外，有些文物至今還在國外的博物館裏展出。因此，無論這些學者的學術貢獻有多大，在這一點上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破壞和傷害也是不可彌補和不容置疑的。
其次，19世紀末，國際上考古學和人類學已經發展成熟，而中國在這方面還是一塊待開發的處女地，東方文化的神秘性對西方學者而言充滿了誘惑。他們在中國的工作無疑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他們一方面在獵奇心理的作用下對中國歷史、地理、地質、文化、環境、人文等進行一系列探險、考察和研究，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多具有嚴謹的近代科學的訓練，這時期他們出版的大量調查、研究報告，甚至遊記等多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學術價值，甚至一些有關的遺址和人文的記錄由於後來環境破壞或族羣遷徙消失而成為唯一的、可利用參考的科學文獻，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他們的工作可能在主觀上具有學術上的自私自利性，但與一般的盜寶者或盜墓賊還是有嚴格區別的。
再次，正是由於這些國外學者和探險家的經歷和研究工作，那些曾經無比輝煌的、又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燦爛文明才又再一次呈現在人們面前。由於他們的工作和後來學者的不懈努力，像“敦煌學”、“羅布泊學”等專門學術才得以建立，並結出豐碩的成果；“吐火羅文字”等一系列“死文字”、“死文明”才得以重見天日，併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和前沿熱點。也正是由於他們的工作，使得國人重新認識我們燦爛的古代文明，再次充滿民族自豪感和榮譽感，一些國學舊文人也開始關注相關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並開始自覺充實到自己的學術體系建設中，有的還加入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隊伍中。
更為重要的是，國外專家的一些探險和科研活動，是與中國專家、學者等共同完成的，中方的相關人員在與他們的合作中，不斷學習當時西方最先進的調查、發掘和科研工作方法，站在學術的前沿和制高點上，逐漸完成了相關學術領域的中國化。考古學、人類學等相關領域才得以在中國生根發芽，刺激和完善了中國學術的近代化進程。在這方面，國外專家的工作無疑是功不可沒的。
另外，體質人類學的工作與其他領域還不完全一致。由於體質人類學面對的材料是古代人骨，在多數人眼中是需要避諱的，也是無法帶來直接利益的，基本不存在盜竊的想法。除了少數人可能會存在利用人骨材料去論證中國文化“西來説”以增強他們的文化優越感外，更多的學者可能還是從純學術角度研究中國古代人羣的體質特徵、古代中國人的來源以及他們與現代中國人和世界其他人羣的聯繫。當然，也不排除少數人可能會利用中國古代人骨材料或者乾屍（木乃伊）充實他們的收藏或謀取利益的可能，但這不是主流。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這些學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對中國的近現代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學術貢獻極其重要，研究成果也極為顯著，但是他們的工作畢竟受到多方面制約，具有一定的侷限性。首先，他們的工作缺乏統一的規劃，基本受到考察資助人和學者個人的興趣影響，沒有統一的學術目標和整體規劃，在解決問題方面也影響不一。其次，這些學者雖然多有近現代科學的訓練，但多缺乏對中國歷史、地理和人文的瞭解，有些研究不夠深入和具體，有些結論比較武斷，甚至是錯誤的。再次，由於時代的限制和學者個人知識結構和水平的影響，有些學術成果和認識具有時代的侷限性。最後，早期的國外學者無論從哪種角度介入中國考古和中國體質人類學，多少都帶有點獵奇、探險的心理，甚至也有學者服務於本國政府，考察資金直接來自政府、軍部或財團勢力，有些學者所從事的工作帶有某種文化侵略的意味。因此，具體問題還需要具體分析。
二、中國學者的工作
由於經濟發展和軍事強國的需要，中國政府派遣大量學生去西方學習生物學、礦物學等，培養自己的學術人才和建立自己的學術研究機構。一方面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要救亡圖存，希望藉助地質礦產業和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科學來發展民族經濟，客觀上帶動了古人類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傳統中國向現代邁進的過程中需要進化論思想給予支撐，而以進化論為根本要旨的古人類學及其進化論知識，從客觀上滿足了社會轉型的需要。
1916年，當時的北洋政府成立了以丁文江為所長的地質調查所；1922年，開始發行《中國古生物志》，其中，丁種屬於專門的古人類學專業雜誌；1925年，地質調查所專門印行了步達生的《奉天沙鍋屯及和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創辦《中國地質學會志》；1927—1930年，《中國地質學會志》發表了多篇有關周口店等遺址的古人類學的研究報告和論文，但多是歐美學者或者中外學者合作完成的。需要説明的是，1929年，中國地質學會會長翁文灝與加拿大學者步達生共同擬定了中國人類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即《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組織章程》，其中規定一切採集的材料包括人類學標本在內，全部歸中國地質調查所所有，一切標本均不得運出中國。併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古人類學的專門研究機構——新生代研究室。
中國學者的體質人類學工作真正開始於中國考古學的開創者李濟先生。李濟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導師胡頓（E.A.Hooton）教授本身就是體質人類學家。1923年，李濟以《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次人類學的探索（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為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論文以測量中國人的體質特徵入手，由中國曆代族姓和築城的變化歸納出“我羣”規模、成分的演變和遷徙，並論述了“你羣”的演變和整個中華民族遷徙的問題。這是中國學者第一篇利用體質人類學理論與方法探討中國民族形成的學術專著，開創了中國學者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先河。在這之前，李濟讀博士期間，在《中國留學生月刊》和《哈佛研究生雜誌》發表了《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一文。文章認為，人類學史最具潛力發展成為一種哲學的體系，它包含四個領域，即考古調查、民族誌調查、人類測量學調查和中國語言的研究。
1.安陽殷墟的人骨研究
1923年，李濟先生博士畢業回國後暫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同年，河南新鄭李家樓發現春秋大墓，應當時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丁文江之邀，李濟先生到新鄭做清理性試掘，並採集出土人骨。試掘以失敗告終，但1926年李濟先生髮表了對新鄭出土人骨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成果。文章對新鄭出土的頭骨碎片、下頜骨、肢骨、椎骨、盆骨等骨骼進行了傳統的體質人類學觀察和測量。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利用中國古代的人骨資料進行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李濟先生一生忠實地踐行考古學的人類學情懷，在他主持發掘安陽殷墟遺址時，就很有學術前瞻性地注意墓葬人骨材料的科學收集、保存與整理。20世紀30年代，安陽殷墟發掘時，採集人骨標本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所有出土的頭骨（包括下頜骨）、盆骨、肢骨和肩胛骨都要加以採集。這些制度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的考古工地都得到較好地執行。但是現在，很多田野考古工地也並未很好地執行這些制度，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1934年，安陽殷墟發掘進行中，史語所創設了人類學組（Division of Anthropology），並聘請英國回來的吳定良博士為該組主任，主持殷墟骨骼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吳定良師從英國著名統計與人類學家卡爾·皮爾森教授（Karl Person），是我國第一位在歐洲學習體質人類學的學者，1928年獲得統計學博士學位。他在人骨測量方法和生物統計學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面骨扁平度測量方法的創新等方面得到國際統計學界和人類學屆的承認。1934年獲得牛津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同年加入國際人類學會。
抗戰爆發後，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被迫暫停。當時，史語所歷次殷墟發掘的人骨標本僅頭骨就有數千，集中存放在南京史語所倉庫。後來，這批人骨資料也隨着史語所歷經數次搬遷，由南京到湖南長沙，再轉至雲南昆明，最後到四川宜賓李莊。抗戰勝利後，又搬回南京，1948年運至台灣。史語所歷次遷徙，但都把人骨標本作為重要的資料一起搬遷，不曾捨棄，儘管標本有一些損失，但目前仍然是研究夏商周古代人羣最重要的人骨資料。
吳定良利用殷墟出土的人骨資料和其他相關資料完成了《殷代與近代顱骨容量之計算公式》、《漢族鎖骨之研究》、《中國人額骨中縫及與顱骨測量之關係》、《測定頦孔前後位置之指數》等體質人類學研究論文十餘篇，分別發表在《人類學集刊》、《英國皇家學會人類學雜誌》和《生物統計學雜誌》（Biometrika）等刊物。論文對殷墟出土人骨進行了研究，創建了中國人顱容量的計算公式，討論了中國人額中縫和頦孔的變化及其規律等。吳定良還對殷墟的161例人骨進行了7項測量，後來，李濟先生根據這些測量數據，完成了《安陽侯家莊商代墓葬人頭骨的一些測量特徵》。同時，史語所人類學組還開展了包括“中國人顱骨研究”、“殷墟顱骨研究”等課題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後，台灣的一些學者利用殷墟的人骨資料，陸續開展了一些研究。但時至今日，殷墟發掘已近百年，安陽殷墟出土的這批人骨資料仍然保存在台灣史語所的庫房，殷墟出土人骨的全面系統研究工作尚未完成，尚需有志於體質人類學和相關學者繼續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
2.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
史語所成立後，根據該所章程，先後設過8個小組，其中第7組為人類學及民物學組，暫由俄國人史祿國擔任組長。1934年，史語所設立人類學組，吳定良主持工作，工作範圍包括人類學不同方面的研究。
抗戰南京淪陷以後，當時的國民政府西遷至重慶。隨着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的西遷，體質人類學也獲得了一個發展的契機。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在應對西方和日本等國的戰爭中屢敗屢戰。究其原因，部分人認為中國國民體質有待改進。為提高民族素質，1943年7月，蔣介石下令中央研究院各單位實施“研究提高民族素質案”，希望增強人民體質，贏得戰爭的勝利。其中，史語所是主力軍，其所擬研究內容和計劃最為詳細可行。
蔣介石“研究提高民族素質案”電令下達後，史語所遂萌生了創建中央研究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的想法。只有成立一個獨立的研究所才能完成蔣介石所交辦的任務，並發展中國體質人類學。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依據該院評議會第二次年會決議案，將史語所下的人類學組獨立出來，成立了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由吳定良負責。擬就“邊疆各民族之源流與支派的問題”、“種族心理研究”、“種族生命統計、“生物遺傳”、“血緣與人才之關係”、“望族家譜之分析”及“人類選種方法”等問題，更分細目，着手研究，並擬申請經費、購置人類學圖書和儀器設備。
籌備處開始租賃房屋、建立實驗室、購置圖書和儀器、招聘人員，後來人類學屆的翹楚，如吳汝康、顏誾、楊希枚等多出於該籌備處。人骨標本方面，籌備處在李莊附近發掘義冢共得約百餘具近代顱骨與體骨等。他們研究的課題許多都與民族學有較多聯繫，其中有“安順壩苗之體質”、“西黔小花苗之體質”、“西黔水西苗之體質”、“貴州仡佬之體質”、“貴州仲家之體質”、“貴州鑼鑼體質調查報告”、“慄粟之體質”、“華族血型之分析”等。
期間，籌備處部分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雜誌上發表，吳定良個人完成4篇論文並送交國外期刊發表。另外，當時徵兵中的檢測標準也交給籌備處負責，專門檢驗入伍人員的體質狀況。鑑於吳定良在抗戰期間所取得的成就，國民政府還於1946年向其頒發了“勝利勳章”。
但時逢抗戰，新辦一個研究所的難度可想而知。抗戰勝利後，1946年，“因經費不充，發展困難，體質人類學研究所暫停籌備，器材仍交給史語所接收”。至於體質人類學研究所流產的原因，除了經費原因之外，可能還有一些人事方面以及吳定良在史語所的工作有關。史語所最初引進吳定良的目的在於專心致力於安陽殷墟人骨之研究，服務於史語所的考古學。吳定良進入史語所後所發表的論文，多偏重技術性的討論，沒有充分利用殷墟出土的材料。這種對人類學學科地位的設想、安排與吳定良對人類學學科地位的理解有些差距。
3.現生人類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中國學者開展現生人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最早的是丁文江，他於1914年就對雲南和四川的少數民族進行調查和體質測量，並在《獨立》雜誌上先後發表《雲南的土著人種》、《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中國人體質之分類》等有關文章。
1925年夏，李濟在清華大學正式任教前，曾到湖北黃陂、黃岡等地進行體質測量，從身高、鼻闊和顱圓等方面發現鄂西北與鄂東南居民體質構造差別頗大，其成果《湖北人種測量之結果》在中國科學社年會上發表。翌年，他又到山西介休進行了體質人類學測量。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抗戰前，黎光明、王元輝、凌純聲、陶雲逵、費孝通等到川西、東北地區、滇緬邊境、湘西、雲南、貴州、廣西、浙江、海南等地區進行民族學調查。這些調查主要是以各民族文化的民族學調查為主，同時兼顧記錄各民族的體質特徵的體質人類學材料。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考古學家吳金鼎出版了《山東人體質之研究》，整理了1927年以來在清華和山東蒐羅的300多人之人體測量資料，考察了山東人的體質，並探討了山東人與其他省份人在體質上的差異。1937年，劉鹹以體質特徵為依據，將中國人分為三種類型：華北人、華中人和華南人。
抗戰期間，各高校和科研機構轉入西南大後方，中國考古學的田野工作也多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區。體質人類學家們除了繼續研究安陽殷墟和其他遺址在抗戰前收集的人骨材料外，也逐漸轉向現生人種和少數民族的體質人類學調查、測量和研究工作。這些工作對新中國成立後西南地區民族的認定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抗戰期間人類學組的體質人類學研究與民族學的關係較為密切的研究課題包括“各族下頦骨頰孔位置比較”、“
此外，當時在西南地區的其他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也進行了少數民族體質人類學的測量。其中一些測量是民族學家在民族學的綜合調查時進行的。這些研究採取體質人類學的科學數據採集和現代統計分析手段，並依託於對各民族體質的身體測量，試圖通過這些研究，對各民族的體質特徵、體質與民族分類之間的聯繫等問題提供更準確而科學的認識。用體質人類學的現代科學方法來説明民族分類的體質根據，民族的起源，文化與體質的關係。由此更好地分析各民族的來源、民族羣體間的相互關係、民族發展的道路和前途等問題，拓展和深化了對各民族的研究。這種創新研究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具有重要意義。
4.其他方面
吳定良在史語所任職期間，先後創立和主持了3種刊物：《人類學集刊》（年刊），專門用英文刊載短篇研究類論文；《人類學志》（不定期刊物），專門用英文刊載專題長篇研究；《人類學年報》（年刊），專門用中文刊載短篇研究文章，並介紹各國的人類學知識、技術和信息。這是我國第一次創立的專門的體質人類學刊物，刊載了當時很多學者的人類學、民族學等重要文獻，對推動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吳定良在英國期間已經開始發表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文章，包括《對人的面部骨骼扁平度的生物統計學研究》和《依據顱骨的尺寸對亞洲人種的初步分類》等，對頭骨的形態學、人種學特徵、測量方法等進行了討論。他在面部扁平度測量方法上的創新，被各國人類學家採用，他的一些論著得到國際統計學界和人類學屆的公認。
在史語所任職期間，吳定良除了殷墟出土人骨的研究工作外，還進行了系列專門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工作，包括《漢族鎖骨之研究》、《人類頭骨眉間嵴寬度之研究》、《中國人額骨中縫與顱骨測量之關係》、《測定頦孔前後位置之指數》等十餘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其中1940年，吳定良在《人類學志》第2冊報道了華北平原中國人的體質測量，測量各種項目達190餘項。他還對人體測量儀器等進行了實驗性的改進，發表了《畫手與足外圍形之新儀器》等，這對當今的骨骼測量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同時，當時史語所和相關研究人員也開展了體質人類學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顏誾師從國際著名解剖學家莫爾斯（W.R.Morse）教授學習人類學，並從事中國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體質人類學調查，進行觀察和測量以及統計分析，在《華西協和大學學報》發表過數篇體質人類學研究論文。曾和莫爾斯赴汶川一帶對羌人進行活體測量，留下了珍貴的體質測量數據。他所著有《中國人鼻骨之初步研究》和《測定頦孔前後位置之指數》。吳汝康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大批雲南人墓葬的骨骼，以便未來與華北人、白種人、黑種人骨骼進行比較，探索產生其間差別的原因和意義。他在中央研究院人類學集刊先後發表了《髮旋之研究》、《中國人之寰椎與樞椎骨》等。其他還包括張查理的《四川乾屍》研究、藍思克的《論中國人體質生長程序》等。此外，史語所人類學組還整理了丁文江遺著———《中華民族體質之研究》。
三、中國體質人類學教育
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化論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人類學進化論得到普遍關注。有關進化論的著作在中國學術界和大學中廣泛採用。早期的人類學教學和教育工作是從翻譯歐美學者的人類學著作和由歐美學者承擔教育工作開始的。
1903年，德奧帝國的民族學家哈伯蘭（Michael Haberland）的《民種學》（Volkerkunde）被林琴南和魏易翻譯過來加以出版，並作為京師大學堂人種學課程的教材或主要參考書。
1903年清政府頒佈了《奏定大學章程》，其中列入了地質學、生物學和人種學等課程，並將人種學列入國史及西洋史兩門課程內。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的大學規程中規定：文科哲學門、歷史學門和地理學門設人類及人種學課程；文科文學門和理科動物學門設人類學課程。此外還規定，高等師範學校本科歷史地理部要在第三學年開設考古學和人類學課程，每週三課時。
1918年陳映璜《人類學》一書出版，至1923年竟印刷至6版，足見影響之大。這部當年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的作品，主要的內容是貫穿了進化論思想的體質人類學，既包含化石人類學，也包含今人類學。
20世紀20年代開始，史祿國先後在上海、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史語所、清華大學等地工作和任教。史祿國是率先在中國對人種進行定量研究的專業學者，也通過諸多出版物引起中國方面的關注，這為他得以在中國大學裏任教奠定重要的基礎。
1926年廈門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史祿國到廈門大學任教，承擔了3項課題：“福建人種考”、“福建孩童長成測驗”、“東胡語言比較詞典”，並撰《中國人種概論》，擬刊於《國學季刊》。1930年，史祿國應聘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人類學，主講人類學、體質人類學和初民社會等課程。1933年，費孝通從師史祿國，學習人體測量，研究人體的類型。後來，史祿國安排費孝通測量了駐清河的士兵和北京監獄犯人的約600個人體體質數據，這構成了他的碩士論文的重要基礎。
史祿國所引領的這股定量化的體質人類學思潮對當時身為學生的羅香林、費孝通、楊成志有直接影響，這些學生日後成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重要奠基人。史語所的吳定良等人日後從事體質測量、體質人類學研究也與此相關。凌純聲的《松花江上的赫哲族》一書也曾借鑑史祿國的研究成果。史祿國基於定量化的生物學、統計學等科學調查方法的體質人類學在中國學界被廣為接納或與20年代前後中國學術、學科“科學化”這一轉型的發展進程相契合。
1930年代後半期,鳥居龍藏先後在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等校從事人類學教學工作。
中國學者有關的體質人類學教學工作與李濟先生密切相關。1923年李濟先生博士畢業回國，任南開大學人類學教授。當時南開大學文科設人類學系，課程上列有人類學和進化史兩門課程。1924年，李濟任南開大學文科主任，赴西北大學主辦的暑期學校講學，講授人類學概要、人類進化史等。1925年，李濟進入了清華大學，擔任人類學、考古學講師，招收人類學專業“中國人種考”的研究生，吳金鼎隨李濟學習人類學，但是有關課程以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為主。
1928年清華大學改社會學系為“社會學和人類學系”。1934—1935年度的清華大學的社會、人類學系中的體質人類學主要教授（1）體質人類學的定義、範圍、方法和名稱；（2）人體構造、骨骼及形態；（3）人體生理、心理、病理；（4）遺傳、選種、變異等；（5）人種方面涉及人種單位及文化之影響；（6）比較方面涉及哺乳動物、人種分類、人的歷史；（7）應用方面的內容有優生學、犯罪學、教育學和社會選擇等。就當時的學術而言，這種課程設置已經十分科學、系統、完備和全面了。
1925年，中山大學開設民族學和人類學課程，提倡相關的實地調查，1927年7、8月間開始籌備設立語言歷史研究所。聘傅斯年、顧頡剛和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等為教授。1928年1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在人類學、民族學方面，該所側重廣東及鄰省珠江流域的體質人類學和各民族文化研究。
抗戰期間，北方和東部地區的大學遷入西南、西北等大後方，一些學校在教學等方面進行了改革或合併。1942年吳定良先生受貴州大學之聘兼任文理學院院長，吳汝康被聘為該院社會學系兼職講師。
抗戰結束以後，一些東部大學陸續撤回內地，相應地也改變了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區域格局。這一時期的體質人類學學術實踐主要集中於我國東南地區和華南地區。
1946年，吳定良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到浙江大學任職。1947年，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和人類學研究所，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體質人類學科研人員和師資力量。該系計劃的研究課題有吳定良主持的“浙東成人體質研究”、“杭州市兒童體質發育程序”、“近代華族顱骨研究”，張宗漢擔任的“浙江人血型研究”，金祖同擔任的“台灣高山族原始文化”和吳汝康擔任的“婆羅洲土著人類學研究”等。浙江大學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項目順利開展，這一時期成績最為突出。1949年夏天，浙江大學人類學系在新的形勢下提出改制問題，其中就申明要訓練有關實用之體質檢驗人員的教學目標。直至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大調整，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撤銷，人類學系併入復旦大學生物系。
1947年秋，中山大學建立人類學系，目的之一在於根據體質人類學測量的結果，以促進民眾健康；將民族學和體質人類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人類學促進民族學成為當時一些學者試圖重振民族學研究的路徑之一。該校人類學系創建時，學術理念和課程體系上向美國學術體系靠攏，設立必修課20門，包括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世界人種志等必修課程；選修課20門，包括種族學、遺傳或優生學、人體測量法等。
1947年6月，暨南大學建立人類學系，劉鹹任系主任。吳定良還兼任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1949年，一批中國大陸人類學家也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台灣，1949年秋建立了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開展考古與人類學的教學與科研。
餘論
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體質人類學的奠基和萌芽期，與其他相關學術的發展歷程相似，中國體質人類學學科發展邏輯上看，並不是從自身傳統學術發展起來的，而是世界體質人類學發展的一部分，是世界體質人類學向中國學術延伸的結果。中國體質人類學是在當時國際學術的影響和學者的直接參與下建立起來的，並呈現出教學、科研、田野工作相結合的趨勢。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尚處於草創階段，雖然困難重重，但中國的古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資料豐富，同時中國體質人類學具有後發優勢，起步較高，站在世界學術前沿，一直緊跟世界學術發展潮流，與世界學術發展密不可分，國內外學術交流頻繁且富有成效，研究工作在該階段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並呈現蓬勃發展的勢頭。
中國體質人類學發展呈現明顯的特點，在調查、科研、教育等方面，早期的人類學工作完全由歐美和日本學者主導，後來才有中國學者、中國學術團體的參與，最後發展成為以中國學者為主導，這在抗戰期間和抗戰後的中國人類學格局上尤其明顯。
在科研上，中國的考古材料和中國體質人類學研究明確顯示，中國古代人羣與歐亞大陸西部人羣具有明顯的差異，有力地批駁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西來説的謬誤。中國文化本地起源的學説越來越得到中外學者的認可。同時，人類學家們還對現生的人羣進行了民族學和人類學調查和研究，其中體質人類學是重要內容，並對現生中國人的體質特徵進行了初步分類。這些調查和研究對新中國成立後的民族學調查和民族認定等具有重要學術貢獻。這體現了中國早期的體質人類學研究與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相互交融，沒有截然分開，這也成為該時期體質人類學發展的特點。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體質人類學工作還不夠系統，普遍與探險、盜掘等相關，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和管理，這與當時動盪的局勢有關。當然，後期部分中外合作項目研究計劃具有一定的規劃，為後來的相關合作奠定了基礎。
總之，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體質人類學經歷了奠基和萌芽，過程雖然曲折，經歷雖然複雜，局面也有反覆，但經過了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終於生根發芽，在世界學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並呈現鬱鬱葱葱的勢頭。雖然中國體質人類學起步較晚，但學術起點較高，學術人才也呈逐漸豐富的勢頭，如果按照學科本身的學術邏輯發展趨勢，中國體質人類學學術研究應該會在20世紀後半葉結出累累碩果。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20世紀後半葉中國體質人類學卻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學術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層。在中國考古學和中國體質人類學百年來臨之際，我們需要沉下心來，好好反思一下中國體質人類學百年來走過的道路，以便指引我們繼續走向更廣闊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