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位貶值和本位主義所造成的 "自作孽"_風聞

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 政策研究主任 陳思靜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管治層面來看，考試和教育方式，應該配合當地的需要和發展來決定。例如公開考試可視為一個把人材篩選出來的篩子，再給予這些通過考試者更高深的專業教育，最後成為社會和企業所需的核心勞動力。一般來説人口眾多，國民人均資源較低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內地和日本，公開考試就顯得更為重要；而人口密度較低，人力資源不足的國家地區，好像澳洲和北歐國家，就會側重全人發展，務求令每一個國民，都能照自己的所長學習，為國家作出貢獻。這是純粹關乎國家利益人口數量和所擁社會資源的政策而已。

在重視考核的地方，考試前的教育，必須要圍繞這個考試的要求而制訂和調節，例如內地是一個略以理工為先，製造業產業鏈比較完整的國家。工科系的學位數量就比較多，當然若果在個別範疇表現較出色的學生，也能夠脱穎而出獲得本科文憑，但其餘在考試中失敗的，就要憑自己的能力在社會打滾和發展；而人口稀少的加拿大或北歐地區，他們需要在較早的時間辨識出學生的專長所在，再儘早重點進行專才培育；在輕鬆學習環境中專攻他們所擅長的項目。這些地方每個人力資源都相當寶貴，根本沒必要也沒有空間用考試製度選取人材。香港則較為特別，是一個人口密集而絕對側重商業的社會，需要大量能參與貿易所需的語文能力、與商業所需要運算能力的所謂通才。因此語文能力和算術一直都是進入更高學府的基礎門檻，太過側重這兩方面的情況下，就算個別學生於個別範疇再突出，若他未能通過通才(英語及數學)的門檻也只能望門興嘆。所以能進入大學學府的香港大學生，其實絕對不代表其整體素質比其他落榜者為優，他們很多更是資質平庸、缺乏常識和思考能力之輩，只是其語文和算術能力剛好通過了香港考試的門檻而已。

最近香港公佈的大學生起薪點統計調查，我們發現扣除通貨膨脹之後的平均實質工資水平，自香港開始推行大學普及化之後逐年拾級而下，除了部份仍受惠於香港經濟結構的特殊專業，好像傳統的醫生、律師、會計師這 “三師”，金融業以及小部份與高新科技沾上邊的 “IT學系” 仍企得穩之外，幾乎所有學位的工資也如江河日下般的下跌之勢。香港既幻想實行類似台灣式的學位普及化全人教育；但又害怕因為缺乏競爭性，而導致學生平均質素下降的必然負面後果。筆者在2018年曾撰文，指出香港是一個產業單一化的地區，因階級固化問題而興起所謂**“本土主義”**，更使新畢業的本地人材自我設限，拒絕利用香港人身份的剩餘優勢於內地開展事業。香港的大學生既缺乏國際生存能力，又排斥前往同文同種的內地發展機會，本地發展空間又漸漸飽和，真可謂 “兩頭唔到岸”**。基層市民透過考試向上流動的階梯將愈來愈窄，社會的流動性將更為凝固，經濟尚可的情況下，特區政府還可以透過社會財富再分配安撫市民（當然這屆特區政府，在這一點也做到一塌糊塗），若遭逢經濟衰退的話，這批拿着學位但對將來毫無希望的準知識份子，將會如台灣島上 “太陽花學運” 一樣，絕望地把注意力轉向政治和暴力。現在回過頭來看，實令人唏噓。在現代社會中全人教育普及學位一定是最美麗的願景詞藻，表面上是一帖緩和年青人矛盾的藥方，但恰恰是一帖奇毒無比的毒藥。

香港已經錯過了國家科技產業千禧年代的黎明，也錯過了2010年代科技產業的實裝，而2019年起修例風波和疫情導致封關，更把靠國家規劃 “打救” 的最後希望砍斷。現在香港已經沒可能憑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產業，消化每日都在增加但質素卻每下愈況的 “天之驕子”。唯今之計只有雙管齊下，一手儘快瓦解香港地產霸權，重新釋放土地資源以刺激經濟發展；另一手就是儘快把疫情清零通關，立即坐上大灣區發展的快車，配整個灣區的分工個別發展，就業和創業市場擴大的情況下相信也能緩和香港青年面對的解題。而如何較有效鼓勵青年北上生活發展因篇幅所限，希望有機會再撰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