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傳播不如外交硬氣？_風聞

出品 | 外宣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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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朋友圈看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是中國外交官，而不是學者媒體站在反擊西方第一線？

幾個月前，在基層工作的一位朋友也曾問文刀君類似的問題：中國的對外傳播為何不如外交硬氣？

基層的朋友平日基本不看對外英文報道，更別説讀外媒了。文刀君只告訴他一個道理：如果讀一下中國主要對外傳播媒體的英文報道，會發現，那些強硬的表態、發聲（比如《人民日報》鐘聲系列評論）至少90%以上都曾及時翻譯成英文，也不乏借外國學者等“外嘴”講理互懟。這算不算在第一線反擊？這算不算硬氣？

問題是，媒體的“對外反擊”並非以國內受眾為目標，廣大國內讀者不去看或者看不到，耳濡目染的卻是外交官用中文發出的強硬表態，有此“認知錯位”，不足為奇，但業內人士最好別揣着明白裝糊塗。

這就不得不迴歸一個關鍵問題：所謂的“反擊”或者説硬不硬，到底是對外傳播的目的還是手段？讓國內受眾爽歪歪的“反擊”，對外效果究竟如何？

這個問題才是真正應該關注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調查顯示，疫情以來，對華負面情緒創近年來新高。《經濟學人》最近的一篇文章稱，最“鴿派”（dovish）的中國觀察家也逐漸倒向“鷹派”（hawkish）。

效果導向，而非“自嗨”導向，才是對外傳播的關鍵。

對外廣交朋友，並提高話語影響力，這大概是一個普遍的共識。那麼，既然要關注效果，要關注對外傳播真正的受眾，就要搞清楚一個問題：交哪些朋友？或者説，積極爭取哪些力量？

在國際輿論場，對華大致有三種聲音：“恨華派”、“友華派”、不明真相的“中間派”。

對逢中必反的“恨華派”，自然要反擊，而且要有理有據地反擊。對“友華派”和“中間派”，現在要警惕的是，涉及國際輿論的內容，不要為了宣泄情緒以及迎合某些狂躁情緒而有意無意地把他們“嚇跑”。

與西方私有化媒體的“羣魔亂舞”不同，官方賬號具有不容忽視的身份屬性。所謂“責任越大要求越高”，官方賬號要堅守基本的道義與專業準則，不要“作妖”。如果讓原本“中間派”的廣大外國讀者也對中國敬而遠之乃至心生厭惡，甚至“化友為敵”，這就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有些懷着樸素愛國情緒的網民説，管他國際輿論環境如何，管他什麼文化差異，只要拳頭大，市場大，誰敢不服？在中國國力日漸提升的今天，這種思維邏輯在一些網絡平台很有市場。

然而，若把這種論調奉為真理，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一句空話，歷史教訓就是不值回眸的垃圾堆。

中國社會複雜多元，有些聲音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心理情結，而在今天這個內政與外交界限日漸模糊的時代，有時候它們甚至是一種“需要”。這一點中外逐漸趨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任後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曾這樣感慨：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my career – maybe in my lifetime – distin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have simply fallen away. 

作為職業外交官，布林肯這番感慨聽上去多少有些無奈。歷史上，很多影響世界的外交外事決策是需要“曲高和寡”的，有些活動是需要暫時把公眾“矇在鼓裏”的，因為怕被狂躁輿論反噬。

內外界限日漸模糊，其實給對外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不是拉低了准入門檻。與內部隔絕搞對外工作，這是一個極端；一味向某些狂躁情緒臣服，又是另一個極端了。能兼顧內外，多做一些對外爭取人心，多做一些站住道義高點的事，這才是真本領。

從長遠來看，爭取人心、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是“中國方案”更好參與全球治理的潤滑劑。推動“一帶一路”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塑造一個“至少不壞”的國家形象，需要營造於我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

須知，回應、反擊，不是對外傳播的全部，甚至可以説並非主要部分。如果注重以效果為導向，就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某些“自毀長城”的短視之舉，就要時刻問一問：

是否真的在意國家形象？是否真的以提高話語影響力為目標？是否真的要對外廣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