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別無分迅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新媒體主編 李少威

　　1881—2021，140年。

　　140年前的那個秋天，一個嬰兒在紹興出生。

　　他是近代東方的文學巨匠。他啓發中國，名震東亞，蜚聲世界，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

　　讓他聲名赫赫的，除了文學的天才、鋭利的批判、深刻的思想，還有就是他自己本身。最硬的骨頭，最強大的意志力，以及對民族、人民最深沉的愛。

　　1936年後，世間再無魯迅。

　　無聲的中國，何處秋聲破寂寥。

　　1881年9月25日，一聲嬰啼。紹興新台門周家新添一名男丁，賦名周樟壽，字豫才。

　　後來，他叫魯迅。

　　不知道前一個名字的人不少，不知道後一個名字的人不多。

　　魯迅。

　　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記》的短篇小説下面。

　　這是一個專門用來發出洪鐘般巨響的名字。

　　無聲的中國，從此有了一個震耳的聲音。周樟壽是一個人，而魯迅則是一副骨頭，又硬又韌的骨頭。

　　朋而不比，周而不黨。在眾人沉睡的鐵屋裏，放聲吶喊；在千夫所指的曠野中，荷戟彷徨。

　　毛澤東説，“魯迅先生沒有一絲奴顏和媚骨”。

1

　　從周樟壽到周樹人

　　他生於憂患，長於幻滅。

　　出生時，《南京條約》早已簽訂，京郊五園已是一片焦土，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仍在持續，中法戰爭的腳步已漸近。

　　十幾年後，甲午戰爭將宣告一切改良的破滅。

　　書香門第周家，最後一位士大夫是爺爺周福清。生性桀驁但“晚節不保”，為了家族前景，晚年的周福清遂行科舉賄賂，事發拿問，被判處“斬監候”。

　　父親周鳳儀，就在此時得了重病。

　　紹興的名醫都來看過，開出了各種古怪的藥方，藥引有“秋天的桐葉”“經霜三年的甘蔗”“同穴的雌雄蟋蟀”。年幼的魯迅在野地、當鋪、藥店、三味書屋之間疲於奔命。

　　為了逃避牽連，一家人流離星散。“閏土”的友情和長媽媽的故事，都成美好的過去。

　　青年魯迅

　　周樟壽被安排到大舅舅家，受盡冷眼，被視為“乞食者”，連下人都看不起他。後來他對學生回憶説：“從前人們看我像是王子一樣，但是後來又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於是從那時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父親終究還是病死了。孤兒寡母，被同族欺凌。他向來尊敬的長輩，在利益面前變得面目猙獰；他抱有好感的鄰居，造謠生事讓他深陷窘境。

　　《阿Q正傳》的原型，已在早年的經驗裏塑就。

　　他決意要離開了。1898年，戊戌年，他進入南京水師學堂。學堂官員周椒生，是他的爺爺輩，身為學官，卻對所在的洋務學堂十分蔑視。他説，豫才，你改名吧，出於書香門第卻來當兵，若用宗譜名號，辱沒祖先令譽。

　　從那以後，周樟壽改名周樹人。

2

　　戰士的誕生

　　周樹人很快轉入了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並在1902年公派日本留學。

　　在江南班，他第一個剪去了被西洋人稱為“豬尾巴”的辮子。政府派來的“監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對他嚴加制裁，遣送回國。

　　偏在這時，姚文甫通姦事發，被周樹人的同學、《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等人捉住，一剪刀去掉“豬尾巴”，懸在廳堂的房樑上，日日示眾。

　　回國的是姚文甫，周樹人繼續留學。

　　攝於魯迅日本求學時

　　在他的周圍，有秋瑾、鄒容、陳天華、陶成章、徐錫麟、錢玄同、許壽裳……還有他的老師章太炎，以及不斷爭執的康有為、孫中山。

　　在精神上包圍着他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則有赫胥黎、盧梭、尼采、托爾斯泰……

　　赫胥黎介紹的進化論思想，盧梭的自由民主、天賦人權，尼采個人主義的“超人哲學”，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構建着未來的魯迅。

　　對於他喜愛的著作片段，周樹人往往能背誦如流，比如《天演論》的開篇。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之時，此間有何景物……”

　　摯友許壽裳回憶，那時的周樹人，每天都在思考着三個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戰鬥的指向。

　　他總結，中國歷史只在兩種時代裏循環往復：“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他希望有第三種時代出現，這一時代，在他留日期間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中，稱之為“人國”。

　　1904年從弘文學院畢業後，周樹人選擇了學醫，去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碰到了他的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

　　綜合親友的回憶，他學西醫的動機大約有三個。一是兒時父親生病的經歷讓他對中醫不再信任，二是他寄希望於西醫的手術可以矯正中國婦女被摧殘的小腳，三是西醫和日本的自強歷史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藤野先生是一個尊敬中國文化的學者，也很喜愛他的中國學生周樹人。可惜，周樹人學至半途就要退學。因為課堂上一組幻燈片展示的中國人被殺頭的場面，周樹人受到了強烈的刺激。他看到那些圍觀的同胞，臉上沒有憤怒也沒有哀傷，“一個個木然無所表示”。

　　他知道，任何高明的醫學也救不了這樣的人，因為從存在的價值上，這並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當時的日本，報紙和廣告上，都把中國人稱為“動物”。

　　於是，他決心從事文藝。中國人之病，不在身體，而在精神。

　　魯迅與醫學院的五位舍友合影，其中四個是日本同學，中國學生石林坐在最左邊的角落，攝於1905年仙台

　　在日本數年，他看到了一個事實：日本的維新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失敗，很大程度上與民族性格——國民性有關。

　　他國的生機讓他震撼，而本國的死寂令他神傷。在送給許壽裳的一張照片後面，他寫下了一首詩，概括着那時的精神衝突：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首詩裏，是他的一生。這一刻棄醫從文，一個戰士誕生。

3

　　魯 迅

　　1909年6月，周樹人歸國。

　　先回到浙江，在杭州教書，在紹興辦學。辛亥革命，他熱情高漲，為了捍衞革命，甚至領着學生手持刀劍走上街頭。

　　然而在這段時間裏，他看到的是《藥》的愚昧，是《孔乙己》的悲涼，是《阿Q正傳》裏的精神醉蝦、自私自利和新舊勾兑。

　　1921年12月，《阿Q正傳》中篇小説在《晨報副刊》連載

　　意氣風發的同鄉加同學——鑑湖女俠秋瑾，1907年血灑紹興古軒亭口，但泱泱中國，依舊寂靜無聲。

　　沒有人知道英雄灑出來的是碧血。在後來的小説《藥》裏，碧血只是用來塗抹一個據説可以治療肺癆的饅頭。

　　辛亥革命成功，但在成功之後，他的朋友陶成章死了、範愛農死了，這些年輕的激烈者、温和者都歸於黃土，而中國並未看到多少改變。

　　血，也潑不醒睡着的人。

　　“約翰·穆勒説，專制使人變成冷嘲。而他不知道，共和使人變成沉默。”

　　周樹人深深感受到個人的無力。1912年，他隨教育部遷至北京，數年裏耽溺於古籍、金石、佛經。

　　1912年，魯迅身穿據説是自己設計的西式夾克

　　1917年8月，錢玄同找到了周樹人，希望他扔掉那些古碑抄本，起來“做點文章”。於是發生了一段著名的對話。

　　周樹人説：“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户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去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痛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錢玄同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説絕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於是周樹人起來了。

　　次年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發表，“魯迅”橫空出世。

　　他假借狂人之口，高聲吶喊：中國是一個吃人的民族，我們在被吃的同時也一樣吃人！

　　這是中國現代小説的濫觴，而它一旦出現，就成為了一個令人仰望的高峯。

　　此時，新文化運動正在展開，傳統與現代的鬥爭，藉由愚昧與科學、專制與民主的論辯，狼煙正濃。

　　以“文白之爭”為前導，新式知識分子集結火力，打擊國粹派，張揚新思想。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周作人、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一眾干將，縱橫恣肆，慷慨激昂，支撐起一派轟轟烈烈的革命氣象。

　　正如西方啓蒙運動召喚了法國大革命一樣，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是一次真正的覺醒。

　　《新青年》不久就因內部分裂而解體，但魯迅的寫作經它誘導出來後，已經不可收拾。1921年12月，《阿Q正傳》這部整合了幾乎所有國民“劣根性”的中篇小説在《晨報副刊》連載。

　　人人都在猜測作者“巴人”是誰，人人都認為小説是在映射自己，臉上火辣，心中憤恨，卻假裝若無其事。

　　那些小説，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輝。

4

　　越來越深的黑暗

　　魯迅，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不回答，因為他幾乎從不描畫未來。

　　“城頭變換大王旗”，對專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他的重要行動，但他始終堅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裏的污穢，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歷史任務。

　　他説，中國社會就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去什麼東西，結果都變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國沒有希望。“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

　　歷史按照他的預言在進展。

　　共和沒有帶來更好的社會，袁世凱復闢，禁絕言論；北洋政府把手伸向學術，在學校裏玩官僚專制。一些文人學者被豢養起來，以上流社會的優裕嘴臉，蔑視一切大眾的權利與抗爭。

　　1914年袁世凱稱帝前穿袞服祭天

　　政治的壓制越嚴酷，社會的抗爭也越激烈。

　　用小説思考中國無疑更為從容，但身在旋渦的人無法從容。現實迫使魯迅日漸轉向了“雜感”——一種最直接、有力地對現實發聲的文體。

　　也正是這種被稱為雜文的文體，讓魯迅擁有了越來越強大的戰鬥力。

　　他是一個天生的思想戰士，只要有紙和筆，加上一卷紙煙，獨自一人就能力抗一整個集團勢力。

　　在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徐志摩的論爭中，他以一己之力直打得對方發文求饒，呼籲“帶住”。而他卻説：“我還不能帶住。”

　　他是一個“火鴉”，無論去到哪裏，放火燒社會，也燒自己。唯有在戰鬥中，他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存在。

　　1922，魯迅坐在前排右三，參加世界語言協會在北京的交流活動

　　然而筆墨終究無法對抗槍彈。

　　1926年，劉和珍、楊德羣等女師大學生在“三·一八慘案”中被段祺瑞執政府殺死，魯迅被通緝。

　　悲憤之餘，他在《記念劉和珍君》裏寫道：“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三·一八”這一天，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但後面的經歷，卻證明這一判斷過於樂觀。

　　1926年9月，他受朋友林語堂之邀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又辭職離去，經孫伏園牽線轉到廣州中山大學。

　　南下的魯迅是懷着憧憬的——因為領略夠了北洋政府的黑暗，他的南行帶着尋找光明的意圖。

　　南方的革命策源地，應當別有一番氣象罷。然而廈門的4個月，帶給他的是寂寞和厭惡，廣州的8個月，經歷的則是徹底的幻滅。

　　初到廣州時，北伐正酣，革命氣氛濃厚。在黃埔軍校演講時，他還不自覺地流露出對革命的樂觀。

　　“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一段時間裏，魯迅認為“文學無用”，“改革最快，還是火與劍”。

　　隨後發生“四·一二政變”，一大批原本的同志——共產黨員被屠殺。清黨運動中，中山大學一些學生被抓走。魯迅試圖動員學校高層組織營救無果，憤而辭職。

　　革命，革命。

　　1923年11月，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面前發表演講

　　半生追尋革命，但魯迅發現有的人“革命”喊得越響，天色就變得越黑暗。即使北洋軍閥，也從未敢像號稱“革命”的國民黨那樣地殺人。

　　這一年，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可惡罪”——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凡為當局誅者皆有罪。”

　　後來魯迅曾對斯諾説：“民國以前，人民是奴隸，民國以後，我們變成了前奴隸的奴隸了。”

　　“阿Q現在在管理着國家哩。”

　　整個1920年代，如果説魯迅在人生中收穫了什麼真正的喜悦，也許就只有和許廣平的愛情。

　　魯迅與孩子、夫人許廣平

　　許廣平是廣州人，因抗拒包辦婚姻，遠離鄉土，先到天津再到北京，入讀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成為魯迅的學生。曾經她是和秋瑾一樣的熱血巾幗，主張以暗殺推動革命，在寫給魯迅的信中，有一段話可謂豪氣干雲。

　　“仗三尺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殉。”

　　1927年10月，魯迅攜許廣平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5

　　魯迅死了嗎？

　　在上海等着他的，是另一種過去不曾應對過的局面。

　　在思想和行動上，魯迅一直是不斷革命的，他離開廣州，是滿懷着對犧牲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對“獨夫”“屠伯”的義憤的。

　　但一到上海，面對的卻是創造社、太陽社一羣“革命文學”青年的羣起而攻。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蔣光慈、錢杏邨、彭康……

　　一擁而上。

　　郭沫若

　　“以趣味為中心”“矇蔽一切社會惡”“對於社會認識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實”“麻醉青年”“老頭子”“陰陽臉的老人”“文壇的老騎士”“中國的堂吉訶德”“反動的煽動家”“夢遊的人道主義者”“最醜猥的個人主義者”……

　　無數的帽子飛了過來。

　　他們宣佈，“阿Q的時代已經死去”，“魯迅也死了”。

　　魯迅對於這一波攻擊是莫名其妙的，而因其原因複雜，至今也難以一言定論。

　　在當時的文壇，罵魯迅是一個很好的擴大影響的辦法。在廣州時，中山大學學生籌備出版刊物，希望魯迅為創刊號寫文章，這樣可以增加銷量，支持刊物的可持續運轉，魯迅就説：“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罵我的文章，銷路總是好的。”

　　魯迅不怕戰鬥，害怕的正是缺少戰鬥的對象。

　　五四過後一片沉寂，他就寫過“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在所謂“反省五四”的調調下公然懷念戰鬥的激情。在廣州，有人約他寫文章，他則表示因為生活過於平靜，沒什麼可寫。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挑釁，喚醒了他的孤傲和好鬥。

　　“我倒覺得有趣起來，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挨多少刀箭。”

　　在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成批發表的文章中，充斥着革命浪漫主義的空洞口號，對魯迅的攻擊也非常淺薄，令他倍覺孤獨。

　　1933年2月17日，蕭伯納家中舉行晚宴。從左到右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哈羅德·伊羅生、蔡元培、林語堂和魯迅

　　1928年5月4日，他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説：“大家拼命攻擊，但我一點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傷也。以中國之大，而沒有一個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革命文學”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但回看文章往來，魯迅顯得更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他在“革命”再次幻滅後獲得的新的理論修養。

　　他認為這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其實不懂馬克思主義，於是在幾個回合的交手之後，乾脆轉而譯介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以此表明態度。

　　正因認清了空洞口號的大而無當，後來他曾對馮乃超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麼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擔！

　　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從作者到受眾，他都看不到影子。

　　1930年，為了要成立左翼作家聯盟，“革命文學”緩和了對魯迅的口氣，魯迅也和其中的一部分人冰釋前嫌。

　　比如，其中攻擊最烈的馮乃超，因其展現的真誠忠厚，魯迅馬上就放下了一切恩怨。

　　1927年，王道源與創造社成員攝於日本東京。左起：馮乃超、王道源、陶晶孫、李白華、成仿吾

　　魯迅對左聯傾注了熱情與心血。

　　過往加入或“被加入”的社會組織，他都很少參加會議和活動，而左聯的會議和活動他基本上從不缺席。

　　然而這樣一個政治意味濃厚的組織，從根本上説也不適合魯迅的性格。內部的派系爭鬥、“由同志從背後射來的冷箭”讓他不勝其擾，也更感到灰暗。

　　這樣的日子構成了他最後的人生。

　　但也有慰藉。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在上海的日子與中國共產黨人有了頻繁的往來。馮雪峯、胡風、馮乃超、柔石都是他的好友。

　　柔石是一個忠厚純潔的青年，他的犧牲讓魯迅疼痛得無以復加。正如林賢治先生在《人間魯迅》裏寫的那樣：“浩瀚的心海頓時嗚咽起來……”

　　1936年，上海工人、學生及各界人士5000餘人自發為魯迅送靈

　　共產黨人中，和魯迅交情最深的是瞿秋白。高層領導人，他早年就和陳獨秀、李大釗並肩作戰，後來又接觸過李立三，但真正引為知己的只有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一幅字，就是寫給秋白的。

　　共產黨人中，對魯迅評價最宏大而深刻的是毛澤東，但最知心的則仍是秋白。他説，魯迅是萊漠斯，是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紳士階級的貳臣。他詛咒自己的過去，竭力地要肅清這個骯髒的茅廁。

　　1935年，秋白也被殺害了。

　　魯迅的一生，是“忍看朋輩成新鬼”的一生，陳天華、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範愛農、劉和珍、楊德羣、畢磊、柔石、楊銓、瞿秋白……“耳際頻聞故人死”。

　　柔石死後，魯迅寫：“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楊銓死後，魯迅説：“只要我還活着，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他至死都保持着戰鬥的激情，從未改變過自己的立場。當胡適、林語堂、周作人等舊日戰友都紛紛在思想和文字上變得面目全非時，魯迅仍然是魯迅。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逝世。在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上海灘萬人送行。

　　眾多輓聯中，女性鬍子嬰的一對，最為平實而真摯：“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斷咒罵；悲痛中別無他説，只好勸大眾繼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