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韓琦差了一百個呂惠卿_風聞

熙寧八年，王安石變法正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韓琦去世了。雖然韓琦也反對變法，但神宗得到韓琦去世的報告，也表示痛悼，親自撰寫碑額，“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兩次受遺詔確立接班人，這就相當於蓋棺定論的官方評價，和我們今天的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等等類似，是定性的評價，而且評價非常高。

用《新宋》裏的話説，韓琦就是“相三朝、立二主”，英宗和神宗父子登基的時候，都是韓琦主持的。仁宗無子，英宗小時候就被接進宮中養着，但一直沒有立為皇子，最後是在韓琦的勸説下，仁宗才同意立為皇子，也就是作為皇嗣。仁宗去世後，朝廷上下人心不定的時候，韓琦正擔任宰相，他勸説曹皇后擁立英宗。

英宗短壽，登基僅僅四年就去世了，除了搞了濮議之外，其實也頗有變法之志，只是天不假年，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去世了。因為他去世的時候年齡不大，所以並沒有注意立太子的事，但神宗是活着的兒子中最年長的。英宗去世前，仍然是韓琦擔任宰相。英宗昏迷後，韓琦馬上讓人叫神宗入宮，神宗駕崩後，神宗靈前即位。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事，因為之前出現過皇帝突然昏迷，卻又甦醒的事情，真宗、仁宗都曾經出現類似的情況。所以，有人問韓琦，你把神宗叫進來，如果英宗又沒死，怎麼辦？韓琦説，如果出現那種情況，那就只能請他當太上皇了。這種想法在別的朝代也就算了，但在宋朝，就等於大逆不道，別人都不敢説，韓琦就敢這麼説。

韓琦還幹了一件很出格的事，就是在他臨終交代後事的時候，特意叮囑家屬，要薄葬，不培養金銀珠寶之類容易招來盜墓賊的東西，最出格的則是，要求家屬給他設七十二疑冢。這個事兒歷史上有記載的，只有兩個人做過，一個是韓琦，另一個就是三國時期的曹操。可見韓琦和曹操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三國志》中記載，時人對曹操的評價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個説法其實用在韓琦身上也挺合適的，只不過曹操生逢亂世，最後成了奸雄，而韓琦生活在和平年代，政治穩定，所以他成了治世能臣，能夠“相三朝、立二主”。最有意思的是，曹操進封公爵的時候，是魏公，之後又晉魏王，而到了宋徽宗時期，韓琦也被追贈為魏郡王，可見當時人也認為韓琦和曹操有相似之處。

韓琦知人善任的能力也很強。仁宗時期，西夏李元昊不斷進攻宋朝西北邊境地區，朝廷甚至有人提議遷都，韓琦當時正在擔任陝西安撫使，他建議起用之前因為涉及朋黨罪名而被貶知越州的范仲淹，之後他們倆都到陝西擔任主帥夏竦的副手。但韓琦和范仲淹卻並沒有因此而相互包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仍然各執己見，但都是出於公心。

最為典型的就是在對夏軍的問題上，韓琦堅持強硬態度，主張主動出擊，與夏軍進行戰略決戰，一舉擊敗夏軍，以免戰爭曠日持久，糜耗財賦，范仲淹則認為夏軍正在上升期，士氣正鋭，宋軍應當以逸待勞，以守為主，等夏軍鋭氣過去之後再反擊。韓琦不聽，結果導致好水川與定川寨兩次大敗，宋軍與夏軍的戰爭中出現過三次大敗，其中兩次都與韓琦有關。可見在軍事上，韓琦和曹操差距還是比較大的。之後，韓琦也逐漸接受了范仲淹的意見。

西北戰局基本穩定後，韓琦和范仲淹大受重用，被調任中樞，擔任宰輔。當時宋朝開國已經八十多年，前期遺留下來的問題積累得很多，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充分暴露出來了，急需要改革。但改革就要觸動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沒人主持。在韓琦和范仲淹擔任宰輔後，就開始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但改革僅進行了一年，就因為記得以利益者的反對而中斷了。

不過，到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韓琦作為主張變法的前輩，卻並沒有支持王安石，而是站在了對立面。近些年有些人喜歡用韓琦、文彥博、富弼、司馬光等等這些人自己也變成了既得利益者來解釋，其實不太合適。他們也並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而是對時局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新宋》等等穿越小説流行之後，這種看法更加謬種流傳。

韓琦能力絕對不次於王安石，但在慶曆新政遇阻之後，他沒有選擇與反對派衝突，而是自己主動退避三舍，中斷變法，也是為了維護宋朝的基本政治結構不出現大的動盪，能夠保持穩定。因為，對一個王朝來説，保持基本政治結構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改革或許能徹底解決問題，但如果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半途而廢，那麼就會出現舊的被破壞，而新的立不起來的狀態，整個國家就隨時都有可能崩潰。

所以，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來説，在決定進行改革的時候，都必須要準備好退路，也就是要考慮周全，如果出現改革改錯了的情況，那麼要給自己留有餘地，能夠退回去，不能讓局面失控。相比之下，王安石在主持改革的時候，就沒有韓琦范仲淹考慮得周全，沒有留出餘地，最後走向了失控，讓新舊黨爭變成了北宋晚期的主要政治議題，是否擁護改革已經成了政治鬥爭工具。

在這個意義上，王安石顯得就不如韓琦政治上成熟持重。最後再看一下歐陽修對韓琦的評價：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這個評價是很到位的，也是成熟的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