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 人口優化：人文人口學的使命_風聞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有很多經驗和教訓。改革開放的中心思想是解放思想，發展生產力，塑造公信力，提升綜合國力。“改革”就是對內搞活，破除體制的束縛，解放生產力。“開放”就是打開國門，汲取他人之長，補自身之短，但學習先進科技的同時，也必然進行商品貿易、引進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很有可能丟了自己的根本（傳統文化）。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99 不戰而勝》中曾寫道：“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他們老祖宗的教導和他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美國人就不戰而勝了。”這給我們敲響了振聾發聵的警鐘！因為在人文人口學的視野中，人口問題實際上就是人的發展問題，是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問題。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揭示了現代化、全球化進程中言簡意賅的平衡之道，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珍惜傳統，取長補短，文明共享，家國共榮。

人口流動、人口活力、人口紅利和人口推力

改革開放前，中國掉入的不是單純的馬爾薩斯人口增長陷阱，而是體制性人口貧困陷阱。長時期內人口如“一潭死水”不能流動也就難以釋放紅利。上世紀80 年代農民進城就被看作“盲流”，城市採取的辦法是簡單粗暴的堵和趕。人口的自由城市化實際上是歷史的“潮流”，只不過這股潮流與中國積重難返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僵化的城市治理體制發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嚴重衝突。將人口遠距離流動所產生的問題歸咎於流動人口的流量、素質、結構等是片面的，人口發展所處的社會環境和體制因素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維度。

改革開放使人口的“一潭死水”變成了“歡快流水”，將流動人口的夢想、激情和幹勁帶去了遠方，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蹟。回望40 年，可以説是人口流遷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良性循環的最佳時期。毛澤東為中國改革開放留下了一筆豐厚的人口遺產——“人是第一寶貴的”。中國一方面收穫了毛時代積累的巨大的人口增長紅利，另一方面又欠下了新一輪的人口虧損債務。獨生子女政策的強力實施導致人口少子化進程加速，0~14 歲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 年的33.6% 下降到2010 年的16.5%，為未來“青年赤字”、年輕人口虧損埋下了伏筆。

改革開放創造了“全國人口一盤棋”的格局，將大量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業過剩人口”轉化成“工商業必要人口”，從而為中國幾十年高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資源，釋放出巨大的人口紅利。依筆者之見，人口紅利應該是指人口的價值與貢獻，關鍵在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我國的問題是農村教育的不發達，年輕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人力資本積累有限。所以在人口紅利的構成中，人口素質紅利貢獻比較少，農村年輕勞動力具有近乎“無限供給”的數量優勢，人口紅利主要應歸功於人口的數量紅利。筆者還認為，人口紅利不存在有無問題，而是早晚和大小問題。任何亞人口都可能創造人口紅利，如老年人口紅利和殘疾人口紅利。

當人口成為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或者內生變量時，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就產生了。市場經濟天然要求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動，在流動中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組合。人口與經濟是相互作用的關係，人口以其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角色給予經濟發展以推力，一是產品創造的推力，二是消費慾望的推力，兩者相得益彰。特別在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全國思想得到新一輪的大解放，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明確為市場導向，藴藏在億萬人民身上嚮往美好生活的強烈願望得到肯定，無窮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噴湧而出，人口經濟良性互動，中國進入活力四射的工商業社會。

毫無疑問，是改革開放而不是人口控制幫助中國跳出了體制性人口陷阱。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蹟有賴於毛時代的人力資源的儲備，雖然人口儲備是在吃不飽飯的艱難條件下實現的，1949—1978 年新增人口4億多。但隨着時間的推演，生命歷程（life course）將新生兒一個個轉化成年輕勞動力和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正如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所言：“一個嬰兒從出生到成長為合格勞動力之間有一個撫育的過程，你負擔得起就不是問題，你負擔不起才是問題。”在傳統體制下，一方面由於缺乏避孕節育的知識和措施，人口增長沒有得到內在的抑制，新生人口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時刻挑戰家庭和社會的養育力，即人口壓迫生產力；另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中的農村一端成了新增人口的“巨大蓄水池”，大量剩餘勞動力堆積在有限的耕地上，無法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流動轉移，導致人口貧困化。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口流動遷徙的規模越來越大，範圍也越來越廣。人口自由度是經濟增長活力的晴雨表。人口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遷所創造和貢獻的。人口的活力來自人口的流遷，人口過剩問題隨之化解，而人口融合問題隨之產生。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往往會帶來新的問題，這是社會轉型的基本規律。

近年來中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2016 年已達到64.7%，成為2.45 億流動人口中的生力軍。其中“80 後”（出生於1980—1989 年間）流動人口比重由2011 年的不足50% 升至2016 年的56.5%；“90 後”（出生於1990—1999 年間）流動人口的比重由2013 年的14.5% 升至2016 年的18.7%，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由鄉及城的人口流轉已成大趨勢，人口城市化之後提出了人口市民化的新課題。

人口流動激發了人口活力，大批青年農民“洗腳上田”，從一開始的“離土不離鄉”到後來的“離土又離鄉”，人口流動的半徑和範圍不斷擴大，展示了流動人口“不流動”的新特徵，開始了人口城市化之後市民化的新徵程。中央現在的提法是“人的城市化”。2014 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3 個1億人，即“促進約1 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户城鎮，改造約1 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户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 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從“全國一盤棋”出發，大城市的人口發展問題恐怕需要內外兼治。對“內”來説，根本上還是城市管理與社會發展水平的問題。變化的人口問題時刻在考驗城市政府的執政能力、接納能力與統籌能力。二元結構下户口情結和城市本位偏向根深蒂固，需要不斷的反思和持續的改變。對“外”來説，接受考驗的還有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綜合調節和治理人口問題的時代已經到來。“人口治理”的提法比“人口控制”更合乎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理應有人口治理的一席之地。現代人口治理的基本構想是：以人權為中心，以自治為底色，以優化為目標，不僅人口增長適度，而且人口素質優良，人口結構合理，人口流遷有序，人口融合有效。

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聚集到城市發達地區，導致人口地區分佈失衡。一方面，大城市面臨人口過度城市化的巨大挑戰，出現蟻族、蝸居現象，城市流動人口老貧民和知識人口新貧民並存現象，人口城市化之後的市民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日趨突出；另一方面，2003 年前後很多農村地區勞動力轉移已經超越“劉易斯轉折點”，不少村莊再無“剩餘勞動力”可以向外轉移，出現大批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孩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缺乏人口支撐。

讓人口流動起來、自由擇業，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解決人口存量問題的成功經驗。市場化改革調動了最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人口在流遷中逐漸提高了社會總體和平均福利水平。

從控制到優化：人口治理方式需要轉變

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政府採取了嚴苛控制人口出生增量的片面的人口治理方式，在取得了很大的經濟功績的同時，也使得不少家庭人口結構和社會人口生態遭到破壞，出現了一些獨生子女風險家庭和失獨痛苦家庭。中國只是被僵化體制中的龐大人口總量和階段性的人口增長壓力嚇住了，其實人口問題是結構關聯和階段演變的，具有強烈的相對性和變異性。在解決人口增量問題的同時可能帶來人口的結構失衡問題，亞人口之間的關係和平衡需要用“大人口”框架來統籌。

1980 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下稱《公開信》）發佈，中國自此進入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急剎車”時期。《公開信》的發佈是我國人口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轉折點。計劃生育一開始就模糊了“計劃生育”（birth planning）和“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的邊界。所以，人口政策的改革也就是不斷還權於民和造福於民，以及提高人口總體社會福利水平的過程。

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生育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結構存在問題的“弱人口”。在低生育成為人口新常態的時代，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趨勢不可阻擋、並行不悖而且互相強化。中國掉入“低生育陷阱”也是不爭事實。由於生育是人口發展的源泉，關乎人口發展的生機和動力，所以人口少子化的挑戰要超過老齡化。人口通過計劃生育被強制轉變之後，中國被帶入了“一多三少”（需要贍養和照料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成年女性人口和少兒人口卻越來越少）的人口結構失衡危機，並引發了複雜和深遠的社會影響。人口的低生育和少子化從源頭上嚴重削弱了人口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而由於醫療衞生的進步和營養的改善，帶病生存的老年人卻越來越多，“病苦長壽化”現象凸顯。一老一少兩大問題夾擊中國人口過程。發達國家的人口發展模式不斷被後發展國家所複製。人口負增長是“人類共同的未來”，少子老齡化的長遠發展必然使人類步入“人口冬天”。

改革開放40年在人口治理方面也有巨大的教訓。家庭千差萬別，生育首先是家事和私事。作為私權，公民有自由且負責地決定生育的數量與間隔的權利；國際社會對生育權的共識是：自由且負責任的行使生育權，強調夫妻和個人在行使生育權時，對子女、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作為公權，政府有關懷、救助、服務和保障計劃生育家庭的責任和權利。一方面要預防、控制和減少計劃生育風險家庭。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成年獨生子女本質上是高風險家庭，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風險社會。另一方面要關懷、服務和保障計劃生育困難家庭，例如計劃生育手術後遺症家庭、性和生殖健康的問題家庭、難以找到配偶的獨男家庭、孩子傷病殘亡的痛苦家庭、兒女不在身邊的空巢家庭，以及存在養老風險的老年家庭。

低生育水平的實現並不意味着人口問題的終結, 而是伴隨着人口問題的轉型。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暫時的勝利。對於這樣的勝利，我們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並將繼續面臨巨大的風險。人口治理觀如果還是以人口控制為中心，將加劇片面的人口發展，並帶來風險和危機。人口控制只解決人口增長的快慢和增量的多少，卻不能從根本上統籌人口發展。人口控制已經力不從心, 在理論和實踐上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誤導，我國需要更富遠見的鼓勵生育和優化人口的政策。

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人口優化”的提法比“人口控制”涵蓋面更寬，內涵也更豐富，符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和統籌人口發展、綜治人口問題的歷史要求，標誌着人口問題觀和人口治理觀的進步。

第三次人口轉變：人口強則國強

中國人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人口是一個重要因素。比之人口數量，人口結構更值得關注。

我國人口性別年齡構成的長期、普遍、加劇的失衡已成痼疾，挑戰非常嚴峻。內生性人口問題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問題，警示我們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分人口”或者“亞人口”（sub-population）之間的關係。“分人口”之間存在着供求平衡的依存關係，譬如，適婚人口有一個男女性別比例平衡的要求，否則會影響到人的全面發展、人口的優化發展、家庭的幸福發展、社會的和諧發展。在過去幾十年裏，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偏離105 左右的正常值域，目前仍在115（2017 年）以上的高位上高危運行，已經造成數以千萬計的適婚女性人口的虧損，從而產生對等規模的男性過剩人口。2017 年，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266 萬人。再如，老少人口也有一個養老需求和養老供給的平衡問題，但超低生育率和重度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卻嚴重打破了這一脆弱的平衡，將導致少子老齡化代際人口傾斜這一不可持續發展問題和老年人口的生命支持問題。長期的超低生育率（TFR  低於1.3）導致未來養老所需的年輕人力資源供應不足，這兩大影響深遠的人口生態失衡問題構成中國人口虧損之“內憂”。有國防大學教授曾估計，目前軍隊中獨生子女率已經不低於70％，作戰部隊中則超過80％。獨生子女兵擔當保家衞國的重任，面臨一些挑戰和風險，也引發了一些憂慮。此乃中國人口虧損之“外患”。

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是社會生存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什麼是“強人口”？對此，需要從內外、經濟-社會-軍事-生態做多維考察。人是各種力量的集合和載體，在人身上，我們能發現消費力、生產力、生育力、創造力、競爭力、威懾力、戰鬥力和破壞力等。一個能最大限度地培育和煥發人口積極力量、對內能自我團結互助、對外能威服御敵制勝、實現長治久安的國家就是真正的人口強國。人口大國不一定是人口強國。而優化人口是使人口強大起來的不二法門。

首先，端正人口觀，確立以人為本、以數為衡的新人口理念。人口價值觀決定人口發展觀，人口問題觀決定人口治理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口”的關係，“人”體現了人口的主體性和社會性，“口”體現了人口的數量性和統計性，人決定口，口影響人。人是根本數是表，將“人口”理解成“人數”是表象之見。人口實際上是有着一定數量規模和一定聯繫的社會人的集合和總計。所以，對“人口”要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如人命、人民、人性、人心、人權、人位、人情、人文等都要結合起來，以彰顯人作為天地之秀、萬物之靈的主體性地位。以人為本、以數為衡，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以數的協調發展為經緯，統籌人口發展、綜治人口問題，方為正確之道。

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健康和能力為根，以人的權利和保障為本。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聯合國人口基金《2002 年工作報告》的序言中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人口問題基本上就是人的問題。……加大對公共衞生和教育的投資以及為婦女和女孩賦權，只有通過這樣的投資，我們才能有望打破疾病與貧困這一惡性循環，並有望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從人口素質角度看，人口問題在根本上是對人的投資的不足和失敗所導致的。

尊重人權是以人為本的第一前提；發展以人為本，人以健康為本。其中，人口健康以性與生殖健康為根本；擴大人的自由，就是擴大人的選擇機會。正如馬克思所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自古以來，人口就是人力資源和社會財富，關鍵在於怎麼開發利用。人口發展的特點是週期長、慣性大、變化慢，內生性人口問題就是結構性問題。研究解決人口問題，要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着力恢復和保護人口生態和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例如，出生性別比的異常升高就是人口發展的一種“生態失衡”，因為出生性別比是人口發展的生物學基礎，人口的健康發展要以兩性發展的平衡為基本前提。

其次，人口優化是指人口發展的諸方面（結構、分佈、素質等）能達到並保持某種優良適宜的狀態，實現人口生態的平衡性、互助性和進化性，而且對資源環境系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也即，人口結構均衡協調，人口分佈合理適度，人口遷徙自由有序，人口素質全面提升，人口貢獻不斷增加；其實質是優化適度生育，平衡人口生態，強化人口實力。

換言之，人口的優化發展就是人口的均衡動態化、人口的紅利長期化、人口的保障最大化，同時人口的風險最小化、人口的代價最小化、人口的負債最小化。為此，需要倡導適度生育，平衡人口結構和投資人口發展。中國特色的“人口優化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即“人口生態觀”和“人口力量觀”。

從人口結構着眼，人口即生態，人口即力量，這兩個判斷對於我們重新認識新時期中國人口問題和人口規律，繼而完善人口政策大有裨益。因為當下和未來中國人口問題的要害有二：人口生態失衡和年輕人口虧損（人口負債）。

“人口生態”，狹義看是指“人”與“口”的關係以及“亞人口”之間的關係，展現了人口性別年齡自然屬性、各種社會文化特徵（如種族、文化、階層）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及亞人口之間的平衡性和互動性，此為人口內生態。廣義看，還可以拓展到人口與外部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複雜關係，此為人口外生態。人口的內生態平衡是人口安全的根本保證，而人口安全是人口發展的底線。在這個意義上，人口優化就是指以人口生態維護和建設為宗旨，促進人口結構和功能優化，實現人口均衡、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過程。

人口平衡保障人口可持續發展。低生育文化的形成導致各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困境”，中國也不例外。生育文化具有一種生育的慣性，文化變遷具有滯後性。生育率下降有不可逾越的文化邊界，必然會導致社會衝突。人口政策設計首先應該尊重傳統文化，生育決定人類的未來。筆者2003 年到湖北宜昌調研計劃生育綜合改革時，曾提出要關注人口安全問題，因為當時宜昌人口生育率已達超低水平, 是計生工作的紅旗單位；因而建議當地不再鼓勵放棄二胎，而要關注人口協調發展，處理好“埋頭拉車”（不問實情只知埋頭工作）和“抬頭看路”（要研究自己的道路和工作模式，因地制宜）的關係。毫無疑問，人口是一種力量，其影響是積極還是消極取決於人口出生後的制度安排。

當下的中國，一個相對穩定的低生育水平時期已經到來，一個人口生態失衡、人口風險凸顯的階段已經到來，即將到來的“負人口轉變”前景令人擔憂。適度的低生育率可以保障人口的持續發展和文明的延續，生育轉變是人口轉變的核心和主線。

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從“低出生、低死亡、正低自然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負低自然增長”的轉變，人口的出生率低於人口的死亡率，即負人口轉變。中國在2020 年前後將根據人口轉變規律進入人口的第二次轉變，所引發的經濟社會影響將相當深廣。

第二次人口轉變即負向的人口轉變（出生率低於死亡率，人口從零增長到負增長），這是人口發展的崢嶸歲月和困難時期。目前中國學者在熱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開始關注“人口負債”。

第三次人口轉變就是設法讓很低的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上下（總和生育率大約在2.1~2.3）波動。無論哪一次人口轉變，都是生育率變化主導的，死亡率是人類本能要抑制的。但隨着老齡化的到來，人口死亡率有提高趨勢，所以要擺脱人口負增長困境，就要提高出生率和生育率。低生育背景下中國人口仍在緩慢增長，那是人口年齡結構慣性的影響。但由於低生育已經積累了人口縮減的巨大勢能，因此一旦人口增長到了“峯值拐點”，人口就會一瀉千里。所以，人口要近看更要遠觀，才能獲得洞見，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可以預想，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努力將長期主導着第二次到第三次人口轉變的過程。由於中國早已掉入“超低生育陷阱”，所以鼓勵生育越早越好，這是爭取“正人口轉變”的時機問題。越是早點結束第二次人口轉變，越能早點開始第三次人口轉變，也就能夠越早擺脱低生育陷阱和負人口轉變困境。雖然中國離第二次負向的人口轉變只有“一步之遙”，但低生育陷阱確是不爭的事實。

“人口力量”，是指人類的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通過羣體性的生存和發展活動表現出的各種效應和影響力。人口效應包括人口的需求效應、消費效應、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乘數效應、加權效應、除數效應、團結效應、聚合效應、耗散效應等。這不是人口規模大小的簡單化理解，一個人口總量大、但老年人口比重也非常大的國家，可能是沒有力量的。

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關係。人口是活生生的人的集合，是通過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發生互動關係的，具有能動性、創造性和適應性。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關係非常複雜，既有線性的，也有非線性的，其中人類價值的文化導向和人類行為的制度規範至關重要。上世紀80 年代初，美國政府曾經組織著名學者羣研究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發表《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著名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人類體制作為中介變量發揮着重要作用。恰當的制度安排和高度的文化自覺，可以幫助我們實現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如綠色的循環經濟模式、親生態的人口發展模式等。人口的發展背後固然有人類慾望的驅動，但也有人類智慧和道德的指引，人類可以在不斷深化的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引領下實現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在更高層次的和諧與共進。地球的人口承載力深不可測，但區域的人口承載力的確存在着理論的極限，這一方面取決於大自然的供養能力和再生能力；另一方面取決於人類消費資源環境的需要，也取決於人類對自然的養護能力。

再次，21世紀要從人口論到人腦論，開發和收穫人口無窮無盡的思想紅利和創造紅利。為什麼説人口問題本質上是人的問題？法國思想家帕斯卡如是説：“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人是萬物之靈，作為高級靈性動物，其最大優勢就在於能夠思想。開放思想市場，釋放人口思想紅利，是大國人口治理的終極途徑。人口的貧困是多維多層多面的，思想、精神和道德的貧窮是貧困的根本，也是“富”卻不能“貴”和“久”的原因。以儒釋道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國應對人口危機的重要資源和根本出路。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做一個怎樣的中國人，將成為民族復興的中心話題。

總之，人口強大與否的關鍵在於，人口的結構是否協調平衡、關係是否緊密和諧、功能是否健全強大，也在於是否有優良的人力資本投資機制和充分的人力資源開發機制。從人口大國轉變成人口強國，中國任重而道遠。

人文新時代需要人口新理論

通過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的力量濡染中國人口的成長，使其成為有靈魂、有道德、有創造力和責任感的人口，就是人文人口學視野中的人口優化。這源於筆者對人口的樸素理解：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是人口的主體性和社會性，口是人口的數量性和統計性。人決定口，口影響人。數量屬性是人口的一個抽象，是我們一望便知的人口特性，顯示的是人口的同質性。但任何人口都有着深廣的文化淵源，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泰勒説過，人是文化的生物。我們可以説，人口是文化的載體。人口的社會屬性展示的是人口的異質性。

所以，觀察人口現象和人口問題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視角：一是人文的角度，可以稱人文人口學，研究人類人口與社會文化（包括習俗、制度、規則）互為依存、互為因果、互相制約的關係，最終要探尋促進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制度文明之路，這裏人的發展成為終極關懷。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正如聯合國人口基金2002 年所説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人的發展。二是數理的角度，可以統稱為數理人口學或者狹義的人口統計學，探究人口變化的數量規律，如人口轉變理論、人口慣性理論等。人口學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和複雜性科學，中國人口學的理論建設是滯後的。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筆者愈發認識到提出和建設人文人口學之於人口優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人口原理》以來，在人類科學史上，人口研究已經持續了220 年，產生了人口轉變等很多相關的理論和學説。然而，在時間的洪流中，一切都在變與不變之中。當今之世自然迥異於近古時代，工業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社會與男耕女織、安土重遷的農耕時代不可相提並論。時代的變遷和新問題的湧現需要人口學的與時俱進，重新確立自己的歷史座標和歷史使命。毋庸置疑的是，古往今來，人口、鄉土和文化一直是文明興衰的三要素，這裏可以理解為人口是文明的主體，鄉土是文明的沃土，文化是文明的靈魂。

中國進入了什麼樣的人口新時代？從事實判斷來説，人口新時代可以理解成低生育時代、少子化時代、長壽時代、人口失衡時代和人口流遷大時代。從價值判斷來説，人口新時代需要人口新理論，中國需要從人口控制時代走向人口優化時代。

筆者提出的人口優化理論包括：其一，對人口價值的基本認知是，牢固樹立人口是資源、是生態、是力量的理念和信念。其二，對人口與國運關係的基本判斷是，人口優則國優，人口強則國強，人口興則國興。其三，對人口發展方向的基本把握是，促進和保障人口發展的人才化、平衡化和持續化。其四，對人口優化要着眼於結構、關係和功能，包括人口自然結構的平衡化和協調化，城鄉和區域人口分佈的合理化，人口社會結構的中層化，人口家庭和社會關係的和諧化，在業人口的產業現代化等。其五，對人口發展的正確指向是，以實現千家萬户的共同幸福和泱泱大國的繁榮昌盛為依歸。人口優化要通過人的全面發展、族羣的繁衍發展，實現家庭的幸福發展、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國家的持續發展，這是人本人口學的歷史擔當，是人文人口學的家國情懷，是大國人口學的戰略轉向。作為人口科學的兩翼，中國需要數理人口學，但似乎更需要人文人口學。

首先，人口是資源，而且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具有創造性、能動性和生產性。天地人三才，人是最可寶貴的。人口人才化指人口是人才的母體，不斷綻放出人口之樹上的人才之花，不斷湧現人口羣體中的天才、英才和雄才，是其題中應有之義。結合家庭生命週期和個體生命歷程的理論框架，從優婚開始，順流而下，通過優境、優孕、優生、優育、優教和優成，使之成長為能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的合格勞動力和傑出人才，促成一波又一波不同年齡組人口中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全面發展，全面提升國人的文化素養、健康水準和生命品質，這就是一個人口優化的視角。

其次，人口是生態，現實的人口是由不同信仰或者無信仰、民族或者種族、不同性別年齡、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中、處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亞人口（sub-population）組合而成的社會人羣，具有生態學意義上的特徵多樣性、互動依存性和關係複雜性。

人口問題可分兩類，一是內生性問題，即人口的自然結構失衡或者人口的社會關係扭曲，譬如，少兒人口、青壯人口和老年人口之間代際人口結構失衡，以及適婚人口性別比例失調或者不同族羣、不同信仰等具有不同標識的人口之間的社會關係發生衝突（國際移民中或者不同民族人口雜居時常見現象）。二是外部性問題，即主要因人口發展引發的人口變量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環境關係產生矛盾，人口的“逼迫”需要非人口系統的社會公共政策和制度創新的回應，着眼於出生數量和質量控制的“家庭避孕節育計劃”和“社會優生優育計劃”之完美配合，應該服從人口優化的大原則，也可以通過培育“親生態人口”來增強資源環境的建設性力量和保護性力量。大國人口優化之路，任重而道遠。

再次，人口是力量，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人有各種各樣的慾望與需求，馬斯洛的五層次需求理論可以提供經典的依據，而馬爾薩斯人口論中闡述的兩個理論前提也與人們信奉的“食色，性也”相契合。當然，人口是天然的消費力，衣食住行，每天都在大量消費，也在產生垃圾甚至污染，但同時人口也藴藏着無窮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在可持續的綠色循環經濟體系中不足為憂。人口是表象，人性是根本，慾望是人口問題背後的原動力，恰如印度聖雄甘地所言，“地球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但滿足不了人類的貪婪”。每一輪人口增長帶來的巨大推力轉化成了人類燦爛的文明。有時候，人口也會表現出競爭力、威懾力和戰鬥力。人口的力量也好像硬幣的兩面，既有正能量也有負能量，就看文明和文化如何濡染人心和規範行為。

沒有人口，何來家國？家是人口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和承擔者，國是人口發展和人口活動的大平台。人口不是“人數”那麼簡單，而是“人類”抑或“社羣”的別稱，現實人口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決定了人口總是離不開大時空的歷史之網，人口的盛衰和聚散是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變遷的必然產物，而人口的變遷也影響着整個外部世界。社會學之父孔德説，“人口就是命運”。人口的變化成為驅動文明變遷的內生性力量。在中國文化家國天下的傳統中，我們可以發現一條若隱若現的人口規律：人口興則文明興，人口衰則文明衰，互為因果。實際上，在一個鼓勵人心向上、人適其位、人盡其才的社會環境中，人口就是資源、優勢、活力、實力、推力，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真理。沒有人口的繼替，何來家族開枝散葉，壯大發展？沒有人口和家庭的發展，又何來國家的發展、民族的繁衍和文明的傳承？在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齡化等問題交織出現的人口新時代，人口學要發揮經世濟民的作用，就要不斷增強自身的解釋力、洞察力和預見力，而人文人口學就是重要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