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紅利——從勞動參與率到勞動生產率：人口紅利轉型的實現路徑_風聞

李競博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後

原新丨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編者按：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佈，反映了中國人口結構的一系列最新變化。近年來，人口問題受到全社會關注，生育數量、人口結構及其背後的一系列問題，關係到我國未來發展和人民生活。《探索與爭鳴》一貫強調學術研究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近年來多次組織有關人口、家庭、生育、養老等領域的專題。我們特選取部分文章刊發，以供讀者思考。

人口機會窗口產生於人口轉變過程中，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現象，奠定了收穫人口紅利的人口基礎。人口紅利是建立在人口學基礎之上的經濟學概念，人口機會窗口不會自動轉化為經濟紅利，與人口機會窗口匹配的經濟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市場運作決策、外交政策等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人口轉變是人口發展長週期的動態過程， 遵循人口發展規律，人口轉變不同時期所呈現的人口機會窗口形態亦動態變化，加之社會經濟形態變遷，收穫人口紅利的路徑也隨之調整，這是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客觀要求。因此，對人口機會窗口形態的判斷和人口紅利的獲得要遵循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樹立大尺度的時空視野。本文以人口轉變為背景，重點考察人口機會窗口轉型和人口紅利形態轉型，探索再度激活人口紅利的社會經濟轉型路徑，即從高勞動參與率向高勞動生產率的創新改革。

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

來源：中新網

人口紅利轉型的分析框架

最初，人口紅利用來解釋人口轉變導致的人口變動與高速經濟增長之間高度相關的關係，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總撫養比較低時，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將帶來高投資率、高儲蓄率、高資本形成率，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勞動力無限供給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出現，使得資本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我國在低生育率長期穩定的情況下，勞動年齡人口（15~64 歲）絕對規模從2014年起進入下行通道，相對規模從2011年開始下降，2010年後累進式人口盈利消失，即將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逐漸削弱。

人力資本存量積累將可供利用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為質量優勢，延長了“人口紅利”效應，且正在改變人口紅利的形態和性質。隨着人口老齡化的深化，人口規模優勢開始削弱，老年人力資源開發、老年人力資本和儲蓄積累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在勞動力供給優勢削弱的同時， 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綜合素質提升成為助推經濟增長的因素。在生產性資料不變的情況下， 人力資本通過“內在效應”和“外在效應”作用於經濟增長，依靠創新知識（技術）、技術吸收和擴散，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教育、培訓和健康狀況的改善，即人力資本積累改變了人口機會窗口的形態，客觀上延續了人口機會窗口的存續期，促使人口機會從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為勞動力質量優勢。質量型人口紅利伴隨着數量型人口紅利的弱化而強化，且沒有明確的時限，雖然目前我國人力資源萎縮，但依然強大，形成人力資本日益增強的人口紅利基礎，人口機會窗口正處在人力資源為主向人力資本為主轉移的過渡期。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改革開放 40 年的中國經濟奇蹟證實，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主要依靠高投資、高就業、高勞動參與率等要素驅動，未來高質量經濟發展時期必將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創新引領、效率驅動。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因素，在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人口形態變動改變了生產要素組合形態， 從而導致人口紅利的收穫路徑必將隨之變動。

本文立足我國人口形態和社會經濟形態動態變化的實際，構建人口轉型—年齡結構轉型—人口機會窗口轉型—人口紅利轉型的理論分析框架（圖 1），探索和展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繼續收穫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路徑。

圖 1 人口紅利轉型的理論分析框架

人口轉型視域下中國人口變動的實際

傳統人口轉變理論描述的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與自然增長率的動態變化規律。人口轉變必然帶來人口年齡結構的動態變化，人口機會窗口的形態隨人口轉變階段發生規律性變化，隨經濟社會發展展現的人口優勢也移步換形，人口優勢轉變為經濟紅利的方式和路徑也隨之而變。

（一）人口轉型是人口變動的動態規律

我國的人口轉變屬於典型的政策干預型轉變，人口轉變早期，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源於全國性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屬於政策約束性下降 ；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奇蹟的發生，人口轉變後期，在生育政策依然存在且放寬的前提下，人口自發性少生產生作用，低生育水平持續穩定。1970年代初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至今，經歷了“晚（晚婚、晚育）、稀（拉開間隔生）、少（少生）”的彈性政策、“三個多了”“兩個不少”的剛性政策、獨生子女政策、“城鎮一孩、農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數民族自治”的多元化緊縮性政策，逐漸向“單獨二孩” 和“全面兩孩”的適度寬鬆政策的演變。其間，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 一項基本國策”，1984 年《憲法》修訂寫入“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以“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為主旨的生育政策和實踐，與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快速社會經濟發生綜合作用，急速完成了人口轉變。死亡率先行快速下降，從 1949 年 20‰跌至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的 6‰ ~7‰， 並維持至今 ；20 世紀 50~60 年代，出生率保持在 30‰以上，70 年代開始快速下降，1998 年降至 15‰以下，近年徘徊在 11‰的低水平。（圖 2）可以説，人口增長形態從“高生、低死”轉型為“低生、低死”只用了短短 30~40 年，由此帶來了人口年齡結構的快速轉型。

圖 2 我國人口轉變歷程

數據來源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年鑑》（2019）

新中國 70 年人口轉變歷程中，經歷了三次“嬰兒潮”：第一次為 1949— 1958 年，年均出生人口規模為 2064 萬人 ；第二次為 1962— 1975 年，年均出生 2583 萬人 ；當兩次“嬰兒潮”出生隊列相繼步入婚育年齡，又形成了 1981— 1997 年的第三次“嬰兒潮”，年均出生人口規模回升到2206 萬人。1998 年後，年出生人口規模一直在 2000 萬人以下，雖然近幾年生育政策適度放寬， 出生人口規模略有波動，2018 年出生 1523 萬人，依然未改變出生人口規模減小的大趨勢。

（二）人口機會窗口開啓是人口轉型的必然結果

遵循人口慣性規律，每一個出生隊列的人口基本特徵隨時間推移在生命週期的所有階段遞次複製和傳遞，直至生命結束。

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處於典型的年輕型，在此期間，兩次“嬰兒潮” 伴隨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導致少年兒童人口比重始終維持在 40%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於 5%。改革開放至世紀之交，前兩次“嬰兒潮”出生隊列漸次進入勞動年齡階段，相互疊加形成“勞動力潮”，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總人口，其佔比從60% 升至 70% 以上 ；少年兒童人口數量伴隨生育率下降而減少，佔比降至 22.9%，形成成年型人口結構。2010 年以來，第一次“嬰兒潮”出生隊列人口相繼進入老年期，演變為“老年潮”，人口老齡化加速，2018 年老齡化水平為 11.9% ；與此同時，第三次“嬰兒潮”出生隊列人口步入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處於 10 億左右的峯值期，比重始終在 70% 以上 ；少年兒童人口規模繼續減少，比重降至 16.9%，形成老年型人口結構的初期階段。

嬰兒潮

伴隨人口年齡結構轉型，人口總撫養比降至低水平，從 1960 年代的 80 以上（15~64 歲人口 =100，下同）開始下降，1978 年降至 73.2，1994 年進一步降至 50 以下，開啓人口機會窗口， 2010 年跌至最低點 34.2，然後開始回升，2018 年為 40.5。其中，前期總撫養比的下降主要歸因於少兒撫養比迅速減輕，後期的總撫養比回升則主要歸因於人口老齡化。

綜上，人口轉變導致人口年齡結構在從年輕型向老年型的轉型過程中，形成了勞動力供給充沛、少兒撫養比急速降低、老年撫養比緩慢上升的成年型人口結構，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開啓了人口機會窗口，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優勢。

（三）勞動力資源豐厚是第一次人口機會窗口的典型優勢

勞動力資源豐裕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也是首次人口機會窗口開啓的典型優勢。

**1. 勞動力供給規模巨大。**改革開放以來，昔日的“嬰兒潮”隨時間推移轉變為“勞動力潮”，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保持高速增長。絕對量上，勞動年齡人口（15~64 歲）在1978 年 5.61 億基礎上一路擴張，2013 年達到峯值 10.06 億，之後緩慢縮減，2018 年為 9.94 億。相對量上，1978 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 57.8%，2010 年增至峯值 73.3%，2018 年這一比例為 71.2%。相對於勞動力市場需求，勞動力供給規模龐大的特徵沒有根本改變。

**2. 勞動力價格低廉。**1978 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43 元 / 年和 134 元 / 年，改革開放以來迅速增長，2018 年分別達到 39251 元 / 年和 14617 元 / 年， 但依然處於解決温飽和基本小康的低中收入階段，居民收入水平之低映射了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報告，2002 年我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力成本僅為 0.6 美元，只是美國的 1/45， 挪威的 1/50，德國的 1/44，日本的 1/35，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菲律賓。如果以美國勞動力成本為基準，我國 50 個製造業勞動力的報酬之和相當於美國 1 個製造業勞動力的報酬。至 2012 年，我國製造業勞動力成本有所提高，與發達經濟體勞動力成本的差距縮小，但仍處於成本較低的國家行列中，是美國的 1/17、挪威的 1/30、德國的 1/21、日本的 1/16，與菲律賓持平。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成為國際貿易市場競爭中的絕對優勢，廉價勞動力資源源源不斷地補充製造業，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的高速經濟增長奠定了生產資料基礎。

高勞動參與率：收穫數量主導型人口紅利的經驗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充分就業戰略，圍繞勞動力極其豐富的巨大人口優勢，以提高勞動參與率為主軸，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創造就業機會與就業崗位，極盡所能地吸納勞動力就業，把勞動力資源的規模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人口機會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環境， 使得高勞動參與率成為收穫第一次人口紅利的重要路徑。高勞動參與率是保證人口機會窗口開啓時，人口優勢轉化為有效生產力進而收穫人口紅利的關鍵因素。

（一）經濟體制改革創造勞動機會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單一的計劃經濟，經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過渡，最終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單純的國有經濟形式，發展到多種經濟形態、多種經營方式並存的新格局。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拓展了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創造了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和創業方式，充分吸納勞動力就業，走出了人民和國家共同富裕的雙贏發展道路。截至 2018 年，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了全國城鎮就業的 83.6%，對新增就業佔比的貢獻率超過 90%，已然成為社會就業的主要渠道、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和自主創新的重要力量。

（二）農村制度改革盤活了勞動力資源

農村制度從低效率的集體公有、統一經營、統一生產、統購統銷的體制改革，到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適應了改革開放時代的基本國情，激活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與此同時，允許和鼓勵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中分離出來，進入鄉鎮企業工作或城市，提高了勞動力的使用效率。據 1982 年人口普查，全國流動人口僅為 657 萬人，只佔總人口 0.7% ；2000 年超過 1 億人，2010 年增至 2.21 億人，2014 年達到峯值 2.53 億人，佔總人口 18.5% ；2018 年略有減少，為 2.41 億，佔總人口的 17.3%。近年來，中小城鎮計劃性地吸收農民工落户，大城市合理規劃流動人口的落户門檻，將農村剩餘勞動力有效地轉化為城市發展的生產要素，基本形成了以內陸向沿海、鄉村向城鎮轉移為主要流向的流動模式，以製造業、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要的就業行業，盤活了勞動力資源，促進了地區發展活力，推動了社會經濟發展。

（三）經濟結構調整吸納了勞動就業

在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價格相對較低的條件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 具有比較優勢，成就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從玩具、紡織、服裝、皮革、傢俱等勞動密集型出 口產業的迅速崛起，到如今快遞、外賣、貨運等共享經濟的發展，吸納了大量的非農就業，城鄉 就業結構發生質性改變。1978 年，城鄉就業人員比例為 23.7∶76.3，就業集中在鄉村 ；伴隨着改革開放中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業，2014 年，城鎮就業比重首次超越農村，為 50.9∶49.1；2018 年進一步提高到 56.0∶44.0。

以巨量勞動力資源為背景、促進就業為目標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策改革，充分開發和利用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勞動參與率居高不下。1990 年以來，我國的勞動參與率始終維持在 65%以上，粗勞動率始終高於 75% 以上。雖然勞動參與率近年間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於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發達國家水平。（表1）人口機會窗口與勞動密集型生產特徵重合，高勞動參與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機會，提高了勞動力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生產力水平。

表 1 部分國家的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單位 ：%）

數據來源 ：世界銀行

經濟體制改革創造高就業的同時，農村體制改革盤活了勞動力就業空間，配合經濟結構調整，高勞動參與率成為收穫數量主導型人口紅利的重要途徑。時至今日，高勞動參與率仍是保證人 口機會窗口開啓時的人口優勢轉化為有效生產力的關鍵因素，為人口紅利的收穫奠定了堅實的 生產基礎。但是，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的我國開始從勞動力數量和人力資本“雙增長階段”轉 向“一減一增階段”，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已不合時宜。特別是當我國人口轉變步入後人口轉變時期，在穩定的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齡化加速並存的情況下，繼續依靠高 勞動參與率收穫人口紅利的人口機會正在改變，以高勞動參與率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面臨困難。

一是第一次人口機會窗口出現的勞動力供給規模和撫養比優勢正在弱化，勞動力規模縮減和撫養比攀升的反向變化，使得收穫數量型人口紅利的成本越來越高 ；二是勞動力價格快速上升，例如，2018 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已達 8.24 萬元 / 年，如果按照當年價格計算，比1978 年增加了 133 倍。由此，依靠高勞動參與率支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存續的困難不斷加大，產業結構轉型為大勢所趨，通過高勞動參與率收穫人口紅利的優勢正在逐漸減弱。

總之，中國以巨大勞動力供給規模與低撫養比人口機會窗口為契機，在制度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等一系列改革基礎上，構建勞動密集型經濟發展模式，堅持充分就業戰略，通過高勞動參與率充分發揮人口機會優勢，成功收穫了人口紅利，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蹟。但是， 人口形態和經濟發展的雙重轉變，同時導致未來高勞動參與率不足以有效轉化為人口優勢，需要進一步改革人口紅利的收穫路徑。

勞動生產率：收穫新時代綜合型人口紅利的改革方向

人口轉變為人口機會窗口開啓奠定了基礎，人口機會轉型、人口紅利轉型是人口轉變的規律性後果。新時代經濟新常態發展階段強調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高勞動參與率在人口形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雙重轉變下，已難以有效將變化的人口優勢繼續轉化為人口紅利，未來需要效率優先型高質量經濟發展路徑激發轉化後的人口優勢，通過提高單位勞動力產出即勞動生產率，激活新時代人口紅利，延長人口紅利收穫期。

（一）新人口機會形態決定了勞動生產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人口機會窗口形態伴隨人口轉變而發生變化，這是人口發展的規律性結果，後人口轉變時期的人口大勢已定，新人口機會形態隨之而來。

**第一，人口老齡化快速深化。**遵循人口慣性規律，“勞動力潮”終將變為“老年潮”，人口老齡化成為必然。2000 年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為 0.92 億人，2018 年增至 1.67 億人，2057 年將達到最大值 4.01 億人 ；老齡化社會正在向深度和重度邁進，目前我國老齡化水平為 11.9%，2025 年超過 14%，2035 年跨越 20%，2057 年達到約 30%。老齡社會必然增加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挑戰，當然，機遇也與挑戰並存。

**第二，人力資本積累日漸雄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和促進教育公平發展戰略，國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口綜合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大幅度改善。一是各級受教育機會顯著提高，2018 年，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達 100%，初中升學率為 95.2%，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階段快速邁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 48.1% ；15 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 1982 年的 5.3 年提高到 2017 年的 9.6 年。二是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剛超過 8 年提高到 2017 年的 10.5 年，預計到 2020 年達到 10.8 年 ；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 13.3 年。三是人口健康狀況快速改善。1981— 2018 年，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 67.8 歲增至 77.0 歲 ；嬰兒死亡率、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分別下降至 6.1‰、8.4‰和 18.3/10 萬， 城鄉居民健康狀況優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展望未來，穩定的低生育率促進人均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進一步增加，人口綜合素質不斷提升，人力資本基礎越發厚實。按照“健康中國戰略” 和“國家人口發展規劃”的戰略目標，到 2030 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標水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健康公平基本實現，人均預期壽命達到 79.0 歲，嬰兒死亡率和 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至 5.0‰ 和6.0‰，孕產婦死亡率降至 12.0/10 萬，勞動年齡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 11.8 年。

**第三，人力資源規模日益縮小但依然龐大。**當第一次和第二次“嬰兒潮”出生隊列步入“老年潮”的同時，第三次“嬰兒潮”出生隊列正好處在“勞動力潮”階段，弱化了人力資源規模縮減的速度和程度。所以，在加速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速度並沒有想象得那麼快，2018 年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為 9.94 億人，2040 年降至 9 億人以下，2053 年依然在 8 億人以上，比目前縮減約 20%。至少到 21 世紀中葉，人力資源供給規模將減小但絕對量依然龐大。另一方面，長壽時代老年人力資源藴藏巨大開發潛力，如果將目前退休年齡女 55  歲、男 60歲均延遲至 65 歲，約 1.3 億的低齡老年人口將成為勞動力人口。

綜上，勞動力增速轉緩但存量龐大的人力資源供給規模、日滋月益的人力資本積累、開發潛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等，共同構成了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新人口機會的基本形態，這也是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時期我國人口的基本國情。

（二）以提升勞動生產率作為繼續收穫新時代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兩個十五年”新發展戰略，即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從 2035年到 21 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個十五年”新發展戰略週期與老齡社會逐漸進入常態化、深度化和重度化的時間重疊，勞動力資源減少而撫養比不斷增加，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且人力資本日甚一日，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產業轉移將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失衡，勞動力資源供給的稀缺性日益顯現，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日漸消失，而勞動力質量的充裕性日益強大。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必將從依靠現代生產部門擴張以吸納勞動力廣泛就業，轉移為依靠與人力資本投入密切相關的勞動供給，以及通過勞動生產率的中長期途徑與勞動力市場規模的短期途徑影響經濟增長，這是人口與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客觀要求。

1.  在改革開放永不停步中開發勞動生產率增長潛能

推動新時代經濟新常態發展方式從“量增”上升到“質變”。

**第一，勞動生產率提升空間廣闊。**2000 年後，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增速較快，2000—2018 年，勞動生產率年增速均在 6.5% 以上，其中 2007 年增速最快，達到 13.1%，同期世界主要經濟體只有印度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與我國接近。儘管如此，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依然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處於“量低速增”階段。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等都出現新變化的背景下，未來我國勞動生產率的絕對規模和相對水平均具有廣闊的上升空間，在勞動力供給規模縮減情況下，單位勞動力生產效率的提升是彌補供給縮量的有效途徑。

**第二，推進科技現代化提升勞動生產率。**新中國成立後，工業化進程逐步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相對優勢，也為高速經濟增長奇蹟奠定了重要的產業基石。但是，隨着產業結構變遷，勞動密集型就業結構也相應弱化，並且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部分製造業崗位開始被機器人替代。據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2000—2016 年間全球已有170 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被機器人“接管”，我國約佔 1/3 ；預計到 2030 年，全球還將有 2000 萬個製造業崗位被機器人取代，相當於全部製造業崗位數量的 8.5% ；2030 年我國機器人數量將達 1400 萬個，高於年均新增就業崗位。被人工智能擠出的剩餘勞動力必須通過教育培訓手段進行職業轉換，轉而流入相對較高技術技能的行業， 在勞動力供給規模降低的前提下，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內部轉移擴大了勞動力的迴旋空間，這無疑將拓寬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空間。

**第三，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加強就業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有機銜接，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效的人力支撐。一是提升新增勞動力質量，全方位投資人力資本，通過落實健康中國行動，深化教育結構和質量改革，優化人才培養機制，創建協同育人模式等，着力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創新型、應用型、高技能、高素質大中專畢業生和技能勞動者，改善新增勞動力質量。二是鼓勵農村勞動力轉型，提高勞動力使用效率。我國户籍人口的城鎮化水平尚不足 50%，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中， 要加強職業農民培育體系，促進傳統農民轉化為新型職業農民，通過户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業富餘勞動力進城務工並穩定生活，同時為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創造條件。三是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鼓勵老年人蔘與家庭、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四是善用國際人才資源。人才引進是低成本的人力資本積累路徑，樹立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的全球視野，借鑑發達國家國際移民的先進經驗，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引進和用好國際人才。

2.  在創新驅動引領高質量發展中提高勞動生產率

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提升增長質量，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提供動能，始終堅持創新發展理念， 着力解決發展動力。

**第一，適應新形勢，致力於供給側改革。**新發展階段生產環境、生產條件和生產資料出現新的特徵，粗放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不足以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基於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質量變革和效率變革的新發展理念為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提供發展途徑。通過改革辦法優化供給結構，可以調整資源要素錯配或低效配置，提高有效資源的高效供給。

**第二，創新驅動發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重點實施創新驅動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原動力。創新不只強調科技創新，同時兼顧體制、機制創新，通過雙輪驅動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釋放創新活力。在創新性國家建設中，應以創新技術為實現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手段，集中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全面開放格局等戰略性的工作安排，激發全社會發展活力。

**第三，發展區域創新增長極。**按照不同區位特徵劃分的區域內部具有同質性，如中心城市和城市羣可利用各自區域的相對優勢形成區域創新極，以優勢區域帶動其他區域、以創新增長引領區域協調發展。附着於創新極的勞動力要素通過空間迴旋激發單位勞動力產能，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四，改善勞動力教育層次，建立勞動力全就業週期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形成強有力的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複合型的人才體系，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堅實的人才基礎和勞動力基礎。

3.  在推進產業內部高級化轉型中改進勞動生產率

我國產業結構演變遵從配第-克拉克定理，沿着“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路徑自然遞進。新中國成立 70 年以來，農業從單一化的種植業主導逐步發展成多元化生產方式 ；工業生產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產品由單一向門類齊全轉化 ；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新型服務業成為助推服務業持續增長的新動能。隨着經濟結構漸趨成熟，勞動力就業向服務業部門集中，高就業比重、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第三產業擴張，拉低了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 導致經濟的“結構性減速”。新時代產業新業態對勞動生產要素的利用率更高，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產業結構演變呈現出內部高級化助推高質量發展，客觀上推進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第一，實現服務業結構高級化轉型。**在服務業成為主導國民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除傳統型產業依託新技術發展新業務、新商業模式之外，藉助不斷興起的以技術創新為主要生產要素的新興服務業，提高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創新型服務業份額，推動經濟形態高級化、分工優化，助推高質量發展，努力形成“高勞動生產率、高消費能力、高資本深化能力”的歐洲、北美等發達國家的高效率模式，從而實現經濟增長跨越和高質量發展。

**第二，以老齡社會為基點推進服務業發展。**人口老齡化是經濟增長必須直面的問題，同時也是不可逆轉的人口基本形態，服務業結構變遷需要以老齡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和關注點，推動老年服務產業的提質擴容，精準識別老年人口的服務需求轉變，優化老年服務供給體系，平衡服務業中老年產品的供給與需求。同時，針對老年人身體和心理特徵，細化老年服務業，豐富老年服務業供給產品，提高服務化供給效率。

新常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優勢轉向創新驅動。需要注意的是，剔除社會經濟因素的人口轉變僅是單一形態的人口特徵，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優勢只能稱之為人口機會窗口。經濟發展形態轉變是人口紅利實現路徑的必需條件，新時代經濟環境轉變決定了收穫人口紅利的路徑必將隨之轉變。人口紅利並非一成不變，人口轉變是長週期的動態過程， 要具有大尺度視野動態考察。無論是人口紅利的實現途徑還是所屬類型，都不具有單一性。

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人口基礎是快速人口老齡化。老齡社會的挑戰與機遇並存，從人口機會視角分析，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所對應的以年輕型、成年型人口年齡結構為特徵的勞動力供給優勢正在相背而行。從生命全週期觀察，“勞動力潮”最終會走入“老年潮”，單純依賴充沛勞動力帶來的高勞動參與率難以滿足持續的經濟增長需求，經濟增速放緩，數量型人口紅利的經濟效應將逐漸削弱。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並行過程中，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口綜合素質大幅改善，人力資本存量積澱雄厚。在不改變人口年齡結構的基礎上，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方式由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由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穩定增長。從規律性判斷，人口轉型改變了人口機會窗口不同時期的性質，人口機會不會自動地轉變為經濟紅利，人口紅利也不會輕而易舉地徹底消失，而是會伴隨人口機會轉型轉變存在的形態。這客觀上要求開發人口優勢的經濟社會政策環境發生改變，人口機會轉型、人口紅利轉型逐漸從提高勞動參與率向勞動生產率轉變，是繼續收穫人口紅利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