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字，貫穿了共產黨人的百年奮鬥征程_風聞

1927年，國共合作領導下的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促進了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北伐軍進入湖南後，湖南農村掀起了一場迅猛異常的革命大風暴，農民運動攻擊的矛頭直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許多地區的地方政權、地主武裝被打得落花流水。

江西青年農民梭鏢隊

然而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所展現出來的巨大革命潛力給一些士紳、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帶來恐慌，他們攻擊污衊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叫嚷農民運動“糟得很”。

如何對待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存在一些爭議。

陳獨秀對農民的力量是否可以成為革命動力提出質疑，他認為：“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運動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同時在複雜的革命形勢面前，陳獨秀生怕物極必反，擔心農民運動超過限度，會引起北伐軍上層人物的反感，從而影響北伐，甚至引起統一戰線的破裂，因而對農民運動作出種種限制，並且多次在不同場合責難農民運動。

為了答覆當時黨內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也為了解湖南農民運動的真實情況，從1927年1月4日開始，毛澤東到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情況。他身着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這個報告裏，毛澤東熱情讚揚農民運動“好得很”。他認為農民是“革命先鋒”，農會的所謂“過分”舉動具有“革命的意義”；明確指出革命黨人應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而不要“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更不要 “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系統全面地闡明瞭黨對農民運動的正確路線。

國民黨右派以及黨內一些關於農民運動的種種説法是道聽途説，缺乏調查基礎。而毛澤東關於農民運動的結論是基於實地調查，具有較強的説服力。在輿論混雜、是非難辨的情況下，以充分的事實回擊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各種責難，正確地指出了農民運動對於中國革命的作用。

通過直接領導農民運動的實踐和對農民鬥爭情況的實地調查，毛澤東獲得了對基層農民的真切認知，確信了農民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無窮偉力，堅定了依靠農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決心。他將農民運動發展與中國革命的出路結合起來，在面對攻打城市受挫時，立足敵我實力懸殊的實際，毅然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闢出一條中國革命的全新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

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方法論的基石。正是由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我們黨才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道道極為複雜的難題，走出了一道中國特色革命道路。

1937年7月，針對黨內曾經有一些教條主義者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死守馬克思主義書本中的隻言片語，致使1931年至1934年革命遭受極大損失的實際，毛澤東寫下了《實踐論》，對把馬克思主義的書面個別詞句當作僵死的教條，生搬硬套，不重視實踐等現象進行了深刻批判。“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面臨着向何處去的大問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猶如驚蟄響雷，炸開了思想冰封的口子，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全國展開。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43年過去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再次證明了實踐觀點的真理性。

社會實踐本身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社會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不可能一下子就呈現在人們面前，人們不斷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又通過實踐解決問題，最終實現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實踐中尋求真理，在實踐中解決問題，在實踐中求得發展。

生命不息，實踐不止，進入新時代，習主席深刻指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為實踐真理注入新的時代內涵。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應當“擼起袖子加油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在實踐中摸索道路，奮勇前行，追逐幸福、創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