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北大博士送外賣背後，用資本邏輯打造算法秩序_風聞

文/陳根

外賣騎手，再次引發全網關注。這一次**，起因變成了發表在頂刊《社會學研究》上的一篇博士論文****：**北大博士後陳龍為做研究，加入了在中關村的一個外賣騎手團隊，體驗了 5 個半月的配送工作，寫成了一篇長達 23 頁的論文，題目為《“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

這也是繼上月北京人社局副處長送外賣，體驗騎手真實生活引發互聯網關注後，廣大民眾再一次因外賣騎手問題而引發的討論。可以看到，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社科研究，似乎對外賣行業都很關注。

事實上，外賣行業的系統困境也是民生問題的一個縮影，而外賣行業頻繁引發的互聯網熱議更昭示着人們對算法化系統未來的擔憂和不安。算法的“秩序”，到底是什麼？算法的困境，有無可解之法？

算法的秩序

回到這篇引起熱議的論文。作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雅博士後，2018年，陳龍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加入了北京中關村的一家外賣騎手團隊，花了5個半月時間進行田野調查，每天送外賣。

根據陳龍口述，在卧底外賣行業數月後，陳龍發現：**首先，外賣騎手工作越努力，處境卻越艱難。平台在壓縮配送時間上永不滿足，通過算法不斷試探騎手們極限，**終於慢慢撐開了騎手們的勞動力極限。

其中一個過程是，作者去人大公寓樓送外賣，算法本來計算送餐時間從校門口進入，後來騎手們發現，走側門步行送餐能節省幾分鐘，所有騎手都這麼做之後，平台通過算法就會發現數據異常，就會縮短配送時間。

並且，平台算法壓迫下，騎手們採取各種應對措施，比如超速、逆行、闖紅燈，這些行為不僅危害自身安全，還會引發公共安全問題。**也就是説，**騎手們努力工作，發揮主觀能動性，節省出來的時間，並沒有給自己提供休息或者多賺錢的機會，換來的是平台更加苛刻的要求。

與此同時，作者還發現，平台會持續對外賣騎手做測試。做測試的目的，正是為了想盡辦法壓縮配送時間，不斷試探人的極限。當騎手們完成了現有的任務量，緊接着又會湧現出新的需求。在這樣大環境下，騎手不再是騎手，只是一個不斷更新路徑、修復系統的數據。似乎永遠沒有極限，也沒有終點。

**其次，外賣平台有一套包裝好的“遊戲”機制。**通常，管理一般有三個方面，即指導、評估以及獎懲激勵，以往這些工作都是由管理者進行決定，但現在的情況變成了，平台給騎手派單，並告訴他們應該如何送；消費者來評估騎手的好壞表現；平台又根據消費者的評估，來決定獎懲。

也就是説，由算法系統來負責第一項、第三項工作，第二項則交給了消費，而這，就是數字治理。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加強騎手對平台算法與規則的認同，粉飾工作的辛苦**，**最終結果就是騎手們極度內卷。根據作者瞭解到的數據，外賣騎手現在的處境相比2018年更差，2018年送一單的價格是8塊，現在是5塊。

最後，是****外賣平台的獎懲機制嚴重失衡，一個好評會給騎手獎勵2元，一個差評要扣除10元，一個投訴甚至要扣除200元。從餓了麼和美團兩大外賣平台來看，餓了麼和美團都給騎手設計了嚴格的等級獎勵體系，根據騎手的工作表現和能力來確定現金獎勵和等級升級，比如全勤獎、衝單獎和惡劣天氣補貼，而且級別越高的騎手會被優先派單，或者拿到距離近、酬金高的單子。

表面上看，騎手與騎手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競爭關係，但是在這一套激勵制度下，騎手的送單數量、騎行距離、好評數量的排名會讓他們陷入到一種布洛維所説的“趕工遊戲”（工人蔘與趕工，不僅能獲得物質回報，更可以獲得社會心理等方面的成就感）中。這在無形中增加了訂單量，延長了工作時間。

另外，藉助於大數據處理技術，平台可以對所有騎手的所有訂單進行服務能力評價，並進行動態化調整。以等級獎勵為例，等級獎勵以周為計算單位，每位騎手的本週的送餐數據將決定騎手下週的峯值。騎手想要維持較高的峯值，獲得優先派單的機會，就必須一直處於少超時、少差評的水平。

算法困境背後的資本目的

外賣騎手之所以一次次被推上熱搜，被眾議，被關注，更在於其現實感與真實性，這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

**外賣的困局也是技術時代的困局。**互聯網技術下的平台組織的初現是由私有資本推動的信息革命深入發展的結果，平台組織的所有制結構中私有資本佔據着重要地位，平台組織構建的平台經濟系統也同樣充斥着資本邏輯。

也就是説，平台組織作為****一種分立、動態的制度安排，將由社會技術和資本主義商業實踐的特定組合所定義。這也正是陳龍在論文結尾處，寫的那句**“技術不管再怎麼飛躍，本質上依然服務於資本”**。平台系統並非客觀中立的“管理者”，“數字控制”的背後存在着資本操縱的身影。

事實上，與傳統行業的勞動關係相比，互聯網平台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因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控制主體從明確的單一僱主到模糊的多僱主，控制手段從主要依靠人工到逐步依靠人工智能技術，控制規模從各僱主的分散管理到平台的集中化大規模管理，控制空間從固定場所的現場管理到無固定場所的超視距管理，控制方式從限制自主性的從屬化管理到看似賦予勞動者自主性的平等化合作，控制焦點也由勞動過程的全程管理到僅對勞動結果的審核。

反映到外賣行業，在美團、餓了麼的雙寡頭局面，基本形成對外賣市場的壟斷下，終於產生了外賣困局。

一方面，依託於信息技術的發展，在資本的助推下，互聯網外賣平台建立起平台交易的數據庫，並藉助互聯網大數據處理能力的優勢，逐漸建立起互聯網時代的信息鴻溝。勞動者進入外賣勞動力市場只能在為數不多的平台寡頭中進行選擇，且所有的訂單信息都需要通過外賣平台獲取。

於是，憑藉着壟斷信息優勢，外賣平台制定了定價體系、派單規則、獎懲制度、評價規則等一系列勞動過程運行規則。勞動者可以選擇不進入該勞動力市場，但是一旦進入該市場成為外賣騎手，就必須遵守平台制定的運行規則，並形成對外賣平台的依附。這進一步加劇了平台與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資強勞弱的局面更加嚴重。

另一方面，智能派單系統依託於大數據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其中，騎手的數據特徵，包括所在位置、在線時間、接單數量、配送進度、客户評價等不斷被累積記錄。平台並以此進行大數據分析，智能分配訂單，並通過系統監控騎手的接單情況、送餐路線。在送達後，騎手還需要請求任務結束。

在這種模式下，騎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剝奪，失去了對時間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來工作。於是，在準時送達的壓力下，經常可以看到騎手在街頭風馳電掣，逆行、闖紅燈，邊騎邊看手機的情況屢見不鮮，後果就是騎手成為潛在的馬路殺手。外賣騎手發生交通事故的數量不斷增加，這才有了“外賣員已成高危職業”的熱搜。

可以看見，在信息技術的影響下，互聯網平台勞動過程已經呈現出信息化控制、集中化管理、超視距監視、賦予自主性等特點，實現了對勞動者信息化管控、基於勞動者特徵的差異化管理。但是，在看似“公平與自由”的工作過程中，勞動者與平台的契約關係弱化，而受到的強控制卻進一步增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構築健康、温暖、高效、可持續並且具有社會責任的外賣生態體系，需要人們從社會倫理、法律制度以及經濟學和管理學原理出發，融合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算法等工具，充分滿足不同目標下多參與方的核心利益。畢竟從始至終，人才是技術的原點，也應是技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