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巖教案和開州教案_風聞

 貴州省貴陽市青巖古鎮，是貴州四大古鎮之一。洋教滲入貴州，早在明代就開始了。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貴陽教區正式成立後，法國傳教士白斯德望任第一任主教。清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任主教胡縛理為培養神職人員，選中了青巖姚家關並於咸豐九年建成了聖伯多祿大修院，由傳教士白伯多祿任院長，有修道士十多人。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其中有允許西方人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條款。胡縛理乘坐紫呢大轎到拜見貴州巡撫何冠英，聲稱從此可在內地自由傳教，有條約保護，地方官不得干預。接着，胡縛理又前往提督田興恕官府，因拒不接見，只得敗興而歸。這個舉動，激怒了貴州提督田興恕和貴州巡撫何冠英，因為按照中國的法律，只有相當級別的官員才能坐轎，而胡縛理雖然是個老外，卻只是個平民，竟然坐大轎來朝見一省首腦，顯然是違背中國製度，輕視中國官員的舉動，於是倆人聯名向全省官員發出秘密公函，明確提出洋教是異端邪説，指出如有外來之人傳教，務必隨時驅逐。這個秘密公函是一個在全省範圍內反對洋教的動員令。

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端午節，青巖各族人民按傳統習慣，吃完晚飯出門“遊百病”，遊百病又稱走百病，流傳於四川、陝西和貴州等地的地方傳統民俗文化活動，是通過遊覽散步消除百病的一項健身運動，多在婦女、老人、小孩或體弱多病者中間進行，是盛行於貴州地區的端午習俗。一羣娃娃游到姚家關大修院門前，不知誰帶的頭，娃娃們一齊唱起了街頭流行的民謠：“火燒天主堂，洋人坐班房……” 天主堂大修院內的教徒聽到民謠，衝出門吼罵娃娃和推打遊人。人們本來對洋教就不高興，便一齊擁上去與教徒他們爭吵。消息傳到青巖團練首領趙國澍那裏，趙國澍立即派團丁把大修院包圍起來，將為首衝出修院鬧事的修士張文瀾、陳昌品及教堂管家羅廷蔭抓起來，關押在青巖龍泉寺內，趙國澍後來命人放火燒燬了教堂，並向田興恕報告。張文瀾收買獄卒，把消息傳給了胡縛理。胡縛理趕忙向北京的法國大使館彙報。田興恕得知以後，擔心會遭到中央政府責難，便下令趙國澍交將張文瀾三人秘密處死。七月二十九日，趙國澍將張文瀾三人綁赴青巖城外謝家坡斬首。路上正遇信奉天主教的女傭王瑪爾大在河邊洗衣，怕她走漏風聲，也將她抓到刑場一同斬首。

事件發生後，胡縛理立即向督署抗議，要求嚴懲趙國澍。一面又以貴陽地方官草菅人命殺害習教人員，搶劫燒燬教堂等罪名，向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申報。哥士耆又照會清總理衙門，抗出抗議，要求田興恕、趙國澍抵命，對被害教民及家屬撫卹賠償，隆重安葬被害人，教堂損毀房屋必須修復，教堂經典書籍聖像及一切器具用品，亦必須清還賠償等十二條款。

青巖教案是我國的第一個教案，震驚中外。青巖教案還沒完結，沒過多久，又發生了開州教案。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貴陽北百餘里外的開州夾沙龍地方歡度元宵節，過節當然是要花錢的，按照往年的慣例，官府向當地住户攤派費用。因為對貴州政府遲遲不處理青巖教案不滿，法國傳教士文乃爾唆使教徒抗繳。田興恕得知後大怒，將文乃爾和4名抗捐的教民以凌遲酷刑處死，將文乃爾的頭懸掛在城門示眾。至此，動靜鬧得太大，清政府也沒法袒護相關官員了，除何冠英、趙國澍已故不予追究外，田興恕發配新疆，永不敍用，賠償白銀一萬二千兩。

趙國澍是貴州青巖人，他能文能武，關心地方文教，嚴格教子。他的四個兒子中，四個中舉人，三個中進士，其中二兒子趙以炯成為貴州歷史上的第一個文狀元，還有一個兒子中經魁，在貴州轟動一時。因青巖教案被撤職。同年四月，率領團練鎮壓農民起義軍，在貴陽郊區百宜被圍，逃至除家堰時，被農民起義軍擊斃。何冠英，福建閩縣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林鴻年榜進士第二人，在貴州巡撫任上工作積極，勞累過度，不治而亡。臨終，何冠英盡力舉薦田興恕繼任。他的表現按現在的説法是個優秀高級幹部，時代楷模。前後殺了8個教民和一個外國傳教士，結果是罷免一位高官，沒有一個官員償命，這個處理不算重。

這裏要重點説一説田興恕這個人，田興恕是湖南湘西人，16歲時因家貧參加清軍，與太平軍作戰，屢立戰功，24歲就任貴州提督，25歲兼任貴州巡撫，可謂少年得志。田興恕在流放途中，深得陝甘總督左宗棠賞識，左上奏朝庭請求重新啓用田興恕，清政府沒有同意。田於1873年回到家鄉鳳凰，41歲辭世。各位怎麼看這個人？我覺得他太年輕就擔任高官，血氣方剛，做事魯莽，闖下大禍，所幸運氣奇好，只是罷官而已，毫髮無損，比起後來激起庚子拳亂的山西巡撫毓賢的下場要好得多了。涉案的這些個清朝官員還是很猛的，竟然敢殺洋大人，而且還是用凌遲酷刑。兩次教案中遇害的法國傳教士文乃爾和幾位教民於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120位中華殉道聖人名單。

這兩次教案之所以爆發的重要原因是法國傳教士胡縛理不明白，中國是官僚主宰一切的社會，官員的尊嚴和地位是不能冒犯的。中國是個階級社會，講究長幼有序、尊卑有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下犯上是極嚴重的罪行。他在宗教界有點地位，但沒有在法國政府當官，在清朝官吏們眼中就是一個外國平民，見了中國官員是要下跪的，可他不但不跪，反而恥高氣揚，以條約來要挾官員，這就犯了大忌。開州教案中的那個傳教士文乃爾鼓動教民抗捐的行為，在清朝官員眼中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謀反。我猶其同情那位胡里胡塗遇害的洗衣女傭王瑪爾大，真是禍從天降，清朝官員視人命如草芥的惡行令人髮指。

1871年6月21日，胡縛理因從法國馬賽返航中國長途跋涉，嚴重中暑，醫治無效病故，貴州教會將他的遺體運回貴陽，葬於大營坡墓地，文革中，他的墓被搗毀。

在這兩次教案中，我們發現田興恕、何冠英、趙國澍等文武官員是導致教案激化的罪魁禍首，我們不禁要問，大清國的這些政治精英為什麼這麼仇視洋教？我們來看一看天主教進入日本後的遭遇。

    16世紀，隨着航海技術的進步，人類進入了地理大發現時代，走在前列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發現了到亞洲的新航線，跟隨着探險家後面的是商人和傳教士，葡萄牙接觸到日本並與之通商，篤信天主教的葡人向日本當局提出了傳教的要求，當時執政的是豐臣秀吉，他想都沒想就同意了。過了一段時間，豐臣秀吉到某地視察，晚上，按歸慣例，地方官安排了一位年青女子陪豐臣秀吉睡覺。當幕府將軍興致勃勃地要與她親熱時，怪事發生了，那女子竟然抗拒。將軍十分詫異，耐着性子問她為什麼？女子説：我是信奉天主教的，在我的心中只祟拜上帝和耶穌，我不能和不信天主的異教徒做愛。“天主教？”豐臣秀吉愣了愣，想了一會才記起來，是葡萄牙商人傳來的洋教。沒想到，這個不起眼的天主教這麼利害，傳教時間不長，就有人不把我放在眼裏了，天長日久，我的地位還能保得住嗎？將軍感到不寒而慄。平時遇到這樣的事他會勃然大怒，命人將小女子拖出砍了，這時卻平靜下來，思索着該怎麼對付天主教。之後將軍發佈命令，禁止在日本傳播天主教，日本人也不準信仰天主教，違背命令要被燒死，他還逼迫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地方諸侯自殺。基督教進入亞洲的某個國家，不僅僅帶來了新的信仰，還帶來了新的價值觀，使亞洲國家傳統的價值觀受到衝擊，人們對傳統的合法性產生質疑，價值觀是一個國家政權建立的思想根基，民眾不再相信它，就會反抗代表政權的官吏們，這些社會精英的權利、地位、財富都會受損，所以既得利益者們對新來的洋教必然是刻骨地仇視。近代中國的歷次教案，衝在最前面的是普通的底層人士，在他們的背後扇風點火的卻是官員、商人、地主、傳統知識份子等這些社會精英。教案的本質是排外，涉及的是利益和權勢。

受到教案的影響，外國傳教士也在思索為什麼在中國傳教困難，他們經過一番研究後認為，漢族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他們的思想觀念與洋教宣傳的觀念差別太大，貴州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小，於是洋人把傳教的重心放在少數民族居住地區，主要針對苗族，傳教獲得成功，許多苗民接受了基督教。

    此後中國又發生了很多教案，其中曲直是非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只有這兩個教案沒什麼好辨的。小説《大清血地》對兩次教案有詳細的敍述，感興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