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傑丨中國古人是怎樣吃上玉米的？_風聞

玉米既是世界也是我國三大糧食作物之一，在我國還是單產最高的糧食作物，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關於玉米在我國的起源，學界討論由來已久，基本公認為外來作物，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輾轉傳入，明嘉靖年間始見記載。至於傳入路線，分別出現了西北陸路、東南海路、西南陸路三種不同説法，也有持兩條路線、三條路線並行説者的。近三十年，三條路線並行説逐步流行，幾成學界共識。但存在一個問題，我國幅員遼闊，玉米三條傳入路線在相去懸遠的不同方向，交通狀況、耕種環境迥異，何以在玉米傳入我國的過程中平分秋色？如果三條傳播路徑都確實存在，又互不相關，至少最初名稱、出現時間、傳播作用應有分別，不可能完全一致，具體情景又該如何？如果這些方面未經比勘考察，所謂三條路徑並行説是否是三種不同説法的簡單折衷糅合？筆者帶着這些疑問，着手對諸説有關觀點和證據反覆考察斟酌，就我國明朝各類文獻記載重加搜檢，一一甄別。而基於明確可靠的文獻記載，對我國玉米的起源狀況即傳入的途徑、時間、來源以及最初的傳播情況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認識，為此撰成《明朝玉米傳入與傳播考》一文。這裏就其中主要內容，與農史方家和各界有興趣的朋友分享。

一、明朝各地方誌記載的玉麥不是玉米

方誌記載作物名稱因地而異，五花八門，據學者統計，玉米的名稱有“近百種”之多。這些異名別稱，應是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逐步出現、不斷衍生積累的結果。在其最初的源頭上，名稱應該相對單純些，後續出現都有各自獨特的時空條件，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使用機率和作用影響。筆者考察我國南瓜起源，見有年輕學者為了證明南瓜始於華南、東南沿海，將清代出現的南瓜別名金瓜的説法推至明中葉，將廣東、福建等地明朝方誌中出現的金瓜用作南瓜證據。這種僅就名稱相同未經認真甄別而直接用作各地作物初傳證據的現象，在我國玉米初傳狀況的討論中同樣存在，且更為普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將明朝各地方誌記載的“玉麥”幾乎全部視為玉米，由此形成明嘉靖以來玉米盛傳南北各地的説法，其實是非常錯誤的。

明末徐光啓《農政全書》：“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薥秫，蓋亦從他方得種。”這是古人明確將玉麥作為玉米別名之始，入清後也確實有不少方誌記載當地玉米名玉麥。而明朝方誌所載“玉麥”，多與我國傳統大、小麥歸為同類，沒有任何性狀説明指向玉米，無法證明這些方誌中的“玉麥”為玉米。關於兩者並非同類，三十多年前曹樹基先生《玉米和番薯傳入中國路線新探》即有很精彩的討論，力證明代方誌所説玉麥為小麥類作物，舉證充分，闡説明確，結論合理。稍早郭松義先生《古籍所載有關玉米別稱的幾點辯證》，玉米別稱辨析一文也指明名玉麥者有兩種作物。令筆者頗感詫異的是，此後相關論者大多漠然視之，不置可否，在未作任何回應和辨析説明的情況下，將所見明朝方誌記載的玉麥徑自視作玉米，不知理據何在?

《農政全書》

有論者認為地方誌最早記載“玉麥”的河南許昌、襄城等地都將“玉麥”與大麥、小麥、蕎麥齊名並載，所謂“玉麥”應是與這些名稱並列的一類作物，這隻能是玉米。但最早記載玉麥的《（嘉靖）許州志》就指明玉麥“即穬麥”，所謂穬麥是傳統麥中一大類，《齊民要術》記載的麥類就有大麥、小麥、穬麥、瞿麥（燕麥），宋人蘇頌《本草圖經》記載“麥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谷部記載小麥、大麥、穬麥、雀麥（燕麥）、蕎麥五類，穬麥都是一類。

何謂穬麥？穬麥是介於大、小麥之間的一種麥類，蘇頌《本草圖經》：“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明朝方誌中所謂玉麥是一種接近小麥的穬麥，湖北《（嘉靖）歸州志》：“玉麥，小麥類，少大，白色。”河南《（乾隆）原武縣誌》：“小麥，有紅、白二種，其大粒者為玉麥。”這些記載都十分明確，所謂玉麥是穬麥中更接近小麥的一種，麥粒較大，皮色偏白，因而有玉、白、米等名稱。整個明朝方誌沒有一處對玉麥的描述指向玉米。

二、玉米由雲南始傳，沒有任何可靠證據

國內外有不少學者力主玉米從印度、緬甸等地首傳我國雲南。明朝雲南方誌記載的玉麥，被相關論者引為證據，主要有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來麰之屬五：大麥、小麥、玉麥、燕麥、禿麥。”萬曆五年（1577）《雲南通志》：“（雲南府）來麰之屬四：大麥、小麥、燕麥、玉麥。”而這些引文中都指明玉麥是“來、麰之屬”，即大（麰）、小麥（來）之類。值得注意的是，雲南《（天啓）滇志》記載：“（雲南府）蕎有甜有苦；稗有山有糯；麥有大、小、燕、玉、西番。”所謂“大、小、燕、玉”顯然承襲《（萬曆）雲南通志》“來麰之屬”四種而來，而最後添加的“西番麥”，才是明人記載最通行的玉米名稱，玉麥與西番麥並載，也表明兩者並非同一作物。這是雲南最早的玉米記載，時間已在明末，遠在內地許多地方之後。《（天啓）滇志》廣為人知，雲南陸路傳入論者也多引用該志，而對這一“玉麥”與“西番麥”並載的情景卻緘口不提，更不待説有任何解釋！

雲南傳入論者還舉所謂蘭茂《滇南本草》為證，該書記載“玉蜀黍”“玉米鬚”。但該書是否為蘭茂所著，學界一直有爭議。蘭茂生於洪武三十年，卒於成化六年。明《（正德）雲南志》蘭茂傳:“蘭茂字廷秀，楊林千户所籍，河南洛陽人。年十六時，凡詩史過目輒成誦。既冠，恥幹利祿，自扁其軒曰止庵，號和光道人，自作《和光傳》，又稱玄壺子。所著有《玄壺集》《鑑義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山堂雜稿》《碧山樵唱》《桑榆樂趣》《樵唱餘音》《甲申晚稿》《梅花百韻》《秋香百詠》《草堂風月》《蘋洲晚唱》《韻略易通》《金粟囊》《中州韻》《聲律發矇》《四言碎金》等書，滇人多傳之，其餘醫道、陰陽、地理、丹青無不通曉。治家冠、婚、喪、祭一體文公（引者按：朱熹）家禮，男不入內，女不出外，不作佛事。年七十而卒。”該志編成於蘭茂去世後40年，這一傳記十分詳細，記載蘭茂各類著作達19種之多，今大多失傳，卻無任何醫書，可見蘭茂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傳世。明至清初數百年間未見有人提及《滇南本草》，清嘉慶、道光以來才漸見引用和記載，而書中內容又有不少明顯出於後世乃至清朝，如“菊花參”條即述及清初吳三桂與其妾陳圓圓之事。可見該書應屬清人託名撰作，主要是雜輯本草著作而成，將該書內容視作明人撰述，遠不可靠。

《滇南本草》

三、玉米由廣東、福建首傳的證據也不可靠

前輩學者舉廣東《（萬曆）龍川縣誌》所載“粟（魚春、牛尾、老鴉膽、大米、珍珠、小黃），認為這裏的珍珠粟為廣東玉米的最早記載。但早有學者指出，這裏的珍珠粟是粟類。為謹慎起見，筆者就愛如生《中國方誌庫》兩集明朝廣東方誌所見粟、黍、稷類作物逐一核查，無絲毫玉米跡象。廣東方誌最早的玉米記載見於清康熙二年（1663）《陽江縣誌》：“粟：即粱也。又一種名珍珠粟，其仁如豆。”這一珍珠粟才是玉米。陽江地處廣東西南海濱，有更多機會從海上獲得。時間已屬清初，民間種植較方誌記載超前，傳入時間最早也只在明末。

在東南海路傳入的説法中，福建備受重視，也被視為我國玉米始傳地之一。有論者引外國傳教士回憶錄，稱其公元1575年（萬曆三年）經漳、泉、福州，見當地政府徵收玉蜀黍（玉米）實物税，並提供了具體數量。數量大得有些荒誕。然查明朝福建方誌，各地徵税多夏鈔秋糧，福建產稻為主，所徵秋糧盡為稻米，不可能是新來的玉米。此時玉米在歐亞大陸種植也未廣，應是説者未審，所説玉米應是我國大米。明朝福建方誌數量多，筆者用“番麥”“御麥”“玉麥”“番（蕃）豆”“包（苞）粟”“包（苞）黍”“包（苞）谷”“包（苞）米”“蕷米”“玉＋米”“玉＋黍”“玉＋粱（梁）”等單一或組合條件在愛如生《中國方誌庫》“福建”部分逐一檢索，未見絲毫玉米信息。入清後最早的疑似信息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同安縣志》：“番麥，狀如薏苡。”福建的玉米種植起步較晚，不待説是明朝，即就清初也跡象難覓，福建作為東南海路玉米傳入起點的説法在我國明朝文獻中無絲毫可靠證據。

《同安縣志》

四、明朝文獻可靠的玉米信息

我國是東亞大國、文明古國，有着數千年持續發展的輝煌歷史，農耕文明極為發達，各類載籍無比豐富，放諸四海罕有其比，任何外來文明的傳入只有在我國文獻或考古文物中找到切實對應的證據和大致有跡可尋、傳承有序的線索，才可望獲得歷史的認可。玉米這樣的外來作物亦然，只有首先依靠我國文獻或考古文物的可靠資料，相關歷史才可望落到實處。

據筆者細加檢索挖掘，按時間先後排列，明朝包含玉米信息的文獻大致有以下這些：《嘉靖南畿志》《大明會典》《南京都察院志》，都是官修史志，記載的南京地區種植番麥供奉朝廷祭祀，其中《嘉靖南畿志》時間最早，成書於嘉靖十五年（1536）；趙時春《浚谷集》《平涼府志》，作者甘肅平涼人，記載平涼等地種植玉米；田藝蘅《香宇集》《留青日札》，作者浙江人：以上主要出嘉靖、隆慶間。李時珍《本草綱目》；慎懋官《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輯錄田藝蘅《留青日札》的記載；王世懋《學圃雜疏》，作者江蘇太倉人，記載自家園圃所種；湯有光《湯慈明詩集》，作者江蘇揚州人，詩歌描寫南通退休官員顧養謙園中所種；《（萬曆）新修崇明縣誌》，崇明今屬上海；穆世錫《食物輯要》，作者江蘇太倉人；《（萬曆）肅鎮華夷志》，肅鎮指明肅州衞，駐今甘肅酒泉：以上萬歷間（1573-1620）。王象晉《羣芳譜》，作者山東新城（今桓台）人；徐光啓《農政全書》，作者松江上海人；《（天啓）滇志》，該志屬雲南省志；《（天啓）高陽縣誌》，高陽屬河北保定府；《（崇禎）吳縣誌》，吳縣屬今蘇州；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作者杭州人：以上出明末天啓、崇禎間（1621-1644）。

上述共計20種，是筆者所見明朝文獻中可以完全確認的玉米信息，時間分屬於明嘉靖、隆慶、萬曆、天啓、崇禎百年間，略呈遞增之勢。性質較為分散，既有官方正史，也有地方誌書；既有本草、農書類科技著作，也有文人詩文創作、隨筆雜纂等。這種零星分散狀態，顯示出初傳時期緩慢發展的典型態勢。

五、明朝的玉米名稱：由番麥到御麥，再到玉米

辨明上述明朝文獻的真實記載，立足這些可靠證據，再來討論我國玉米傳入的最初情景，可以相對踏實些。首先是玉米的名稱。

從上述文獻資料可見，我國玉米最初的名稱是“番麥”，《嘉靖南畿志》與趙時春《浚谷集》《（嘉靖）平涼府志》最早記載皆然，一南一北高度一致，其他記載也大多包含這一信息，可以完全確認我國玉米傳入之初名番麥，與同期出現的番瓜（南瓜）、番薯、番茄、番椒（辣椒）一樣，是明中葉以來傳入的美洲新大陸作物。而《（嘉靖）平涼府志》稱一名“西天麥”，《學圃雜疏》《（天啓）滇志》《（崇禎）吳縣誌》稱“西番麥”，則進一步明確外番的具體方位，即西方。番麥和西番麥可以説是明朝玉米最通行的名稱，官與民，東部沿海（江浙）、大西北（甘肅）與大西南（雲南）三個完全不同方向和地區都見於記載和使用，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御麥”之名出現稍後，嘉靖末年田藝蘅《御麥》詩序稱“其種出自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種於西苑，故曰御麥”。所説十分明確，因進奉御用，種於御苑而名御麥。揣其情景，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之初勵精圖治，實施新政，後沉迷道教，嘉靖二十一年（1542）遭宮闈變亂而移居西苑，從此不朝。番麥種於西苑，由此傳出，而有此名。

與田藝蘅同時，李時珍寫作《本草綱目》“玉蜀黍”一目，他以本草學家的科學視野，為玉米重新命名，“玉蜀黍”是正式名稱，“玉高粱”是俗名。這套名稱有兩個變化：一是改“御”為“玉”，是同音轉書，筆畫簡單。二是改“麥”為“蜀黍”，蜀黍俗稱高粱，李時珍指明玉米“苗葉俱似蜀黍”，與高粱相近，屬於傳統黍稷類。這是李時珍命名的核心貢獻，明確了玉米的作物類屬，對後世影響深遠，成了各類科學著作首選使用的名稱。

《本草綱目》

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穆世錫《食物輯要》目錄稱“御米”，稍後徐光啓《農政全書》稱“玉米”“玉麥”“玉薥秫”，反映了明中葉以來五六十年間玉米名稱的新變化。兩人居地相近，都在今江蘇蘇州至上海之間。“玉麥”應即“御麥”之轉書。“御米”應從“御麥”來，而“御米”轉為“玉米”，則如“御麥”轉為“玉麥”，都屬音近轉書和簡化。

從“番麥”“西番麥 ”到“御麥”“玉蜀黍”，再到“御米”“玉米”“玉麥”，是一個流轉有序，逐步本土化的演變過程。除李時珍所定“玉蜀黍”相對專業外，不存在其他孤立存在或單獨演進的名稱線索。明末徐光啓《農政全書》推出的兩個名稱“玉米”“玉麥”讀音相近，筆畫簡單，入清後都十分流行。

六、我國玉米來自西亞，明嘉靖最初十年間經絲綢之路傳入

關於我國玉米的域外來源與傳入途徑，明人的説法極其明確和統一，是來自外番，因而最初記載稱“番麥”，並進一步明確是“西番”，也有稱“西土”“西天”“回回”的，其大意高度一致，來自西域外番。值得參照比較的是，同期進入我國的番瓜由葡萄牙人經南海傳來，李時珍稱“種出南番”，因而又名南瓜，而明人對於玉米均只稱來自“西番”，名“西番麥”“西天麥”，李時珍稱“種出西土”，未見有任何來自“南番”之説或“南麥”之名，這是我們必須首先尊重的事實。

“出於西番”，是明人高度一致的説法，無論主張東南海路還是雲南陸路傳入論者都無法迴避。何炳棣、遊修齡先生同引《明史》西域傳為證：“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曆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對“西番”進行或模糊或歪曲的解説，目的都在證明玉米來自緬甸或印度，經雲南一線傳入。明人所説西番很明確，是古吐蕃地。明人葉向高《西番考》：“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範景文《南樞志·朝貢部·四夷總圖》：“西番即西寧以南至雲南西界一帶番蠻。”如果認為我國玉米來自明人通稱的這一西番地區，那就等於説玉米來自我國青藏高原。今西南陸路傳入説論者尚未見有明確指西藏為我國玉米原產地或初傳地的，實際所説都認為由雲南傳入。而明朝的雲南地方誌所説“南番”就都在雲南北方、西北方，所指是川西和滇西北藏區。雲南西部、南部今與我國接壤的只是緬甸、老撾、越南三國，這些國家怎麼也無法與所謂“西番”掛上鈎。

明人所説西番除指上述吐蕃外，還指嘉峪關以西今新疆境內的維、回、蒙等少數民族以及葱嶺（帕米爾高原）外西域番國。如雷禮《都御史陳德文傳》：“陳德文，一名瑩中，字文石，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人，洪武中舉文學，授台州府通判……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撤馬兒罕等國，開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舉使職，不辱君命。”陳德文出使的“西番撒馬兒罕”在今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又如魏煥《番夷總考》：“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吐魯番強梗弗順。自襲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衞或為彼附，或徙居甘肅，而迤西籓屏已失。”所説西番都指嘉峪關以西傳統西域的異族、番國。明人所説玉米所來之“西番”指嘉峪關外傳統西域之地，決非雲南方向，也非傳統吐蕃之地。

至於傳入時間，田藝蘅《御麥》詩稱“移來西域中興年”，也透露了可貴的信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幾年，宦官誘導，貪圖遊樂，朝政昏亂不堪。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繼位，登基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明史》卷18），史稱“嘉靖中興”，時間約當嘉靖最初的十多年間。我國玉米此間由外番傳入。

至於傳入方式，田藝蘅《御麥》詩有“吾君不寶殊方貢”之語，是説來自異域朝貢。詩中又言“記得將軍破虜年，獨騎汗馬賜朝天”，似有明朝邊關獲勝，賜邊將或番人赴朝覲見之事。查《明世宗實錄》嘉靖元年（1522）至十年的記載，陝西、甘肅方向連年邊警，明朝多屬被動應付，並無明顯獲勝之事，更不待言朝報大捷，所説顯然不無誇飾想象之詞。但此間西域番地夷人朝貢之事卻連年不絕：二年九月，“撒馬兒罕並吐魯番、天方等國番王頭目宰納等各備馬駝、方物，差使臣土魯孫等來貢，賜宴並彩段、絹布。其存留甘州者，遣通事齎送驗賞，並回賜番王頭目禮物”；四年九月，“天方國王亦麻都兒見等遣使大者馬黑木來貢馬駝、方物，賞賚如例”；五年三月，天方國入貢；八年六月，天方國、撒馬兒罕等處使者來貢，九月“天方國等處夷使火者哈只等進方物朝貢，給賞如例”。這是嘉靖元年至十年間（1522-1531）西域諸國主要的朝貢活動。

撒馬兒罕自古是中亞的商貿中心，天方國為今沙特阿拉伯麥加。我國玉米應來自這些中亞、西亞國家，主要由天方等西亞貢使或商團於嘉靖二年（1523）、四年或八年間帶來。同為美洲新大陸作物，玉米與南瓜之所以在我國明正德、嘉靖年間最早出現，都與國家層面的使節交往（或者名義上）有關。最初都受派直接傳至京師（北京），再因緣南北傳佈，這顯然比純然民間種植國際間輾轉傳播要快捷得多。

撒馬兒罕

七、初傳玉米吃口不佳，整個明朝傳種十分有限

由田藝蘅所説可見，西域進貢的玉米最初種植在北京皇家西苑，《嘉靖南畿志》等記載顯示又通過御用機構傳至南京，由南京錦衣衞馴象千户所安排種植，以供奉先殿祭祀之用。繼而由南、北兩京分別傳向民間，田藝蘅家在杭州，稱“吾鄉傳得此種”，蘇州府《（萬曆）崇明縣誌》《（崇禎）吳縣誌》見於記載，還有清初《（順治）六合縣誌》記載玉蜀黍，應都就近由南京傳出。

在北方，河北保定《（天啓）高陽縣誌》記載玉薥秫，應是西苑所種傳出京郊，河北高陽鄰近而得。萬曆中，江蘇南通顧養謙歸居故里，園圃種植玉米，顧氏曾任職南京，又長期任職遼冀，出入京師，應從兩京或河北保定一帶傳得。田藝蘅《御麥》詩“吾君不寶殊方貢，異麥重教四海傳”，“聖王務本先嘉穀，要使蒸民食有天”云云，稱頌嘉靖帝並不獨享，佈置分種全國，此事正史無載，如果屬實，則《（嘉靖）平涼府志》所載平涼和華亭兩縣、《（天啓）滇志》所載雲南府（治所駐昆明）種植，或與此有關。就所載名稱看，兩地也基本一致，稱番麥或西番麥。當然，甘肅平涼、華亭一帶地屬明朝西北邊郡，方誌記載早且詳明，也有可能直接由西域獲得。尤其是地處明朝實際統治西部邊陲的肅州（治所駐今酒泉），《（萬曆）肅鎮華夷志》所説“肅州昔無，近年西夷帶種方樹之”，應是萬曆後期由西域傳入。

李時珍説“種者亦罕”，這可能主要指他到過的京冀地區，當然也包括他比較瞭解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其實也可用來概括全國各地。不僅在他生活的明朝中葉，整個明朝應都如此。明朝現存930多種方誌，筆者只檢得7種明確記載，散見於隴、冀、蘇（含上海）、滇四省區，遠不如同期南瓜記載有118種之多。田藝蘅説“吾鄉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然明朝浙江方誌未見記載，太倉王世懋、南通顧養謙私園種植，而同期太倉、通州方誌也未見記載，可見民間傳種十分有限。合文人著述和方誌記載而言，僅以今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今蘇州、上海一帶的種植信息相對密集些，所載玉米名稱入清後影響也大，其他信息都比較零散，缺乏相鄰地區傳佈影響的明顯跡象和持續線索。

揣度原因，應與初傳玉米的食用品質並不出色有關。李時珍稱玉米“氣味甘平”，屬本草學藥物性味，而所見明人食用口味方面的描述都不積極，評價近乎負面。王世懋説“煮食之味”不如芡實，李時珍説“炒拆白花”，王象晉説“蒸麥面時少加”摻和，穆世錫更稱用以制酒，應是食用品質口味較大麥、小麥、稻米、黍稷、粟等傳統穀物明顯不及，用作日常主糧並不佔優，因而各地傳種的積極性不高，傳播發展十分緩慢。

這種情況清初仍無明顯變化，清中葉玉米種植興起，也主要是滿足草根社會的温飽需求，如《（道光）遵義府志》所説，“價視米賤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棄，農家之性命也”。正如郭松義先生《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所説，我國“玉米的大規模推廣是在18世紀中到19世紀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慶、道光時期”，清乾隆以來各地方誌相關記載逐漸頻繁，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應是入清後人口持續增加，大量人口向各地丘陵山地蔓延遷移，玉米更適應這類地區廣泛種植，產量也有一定優勢所致，而在明朝這種適應玉米迅猛傳播發展的情勢遠未出現，整個明朝傳種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