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未富先老，我們該怎麼辦？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您看中國的谷智軒。昨天，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那叫一個“千呼萬喚始出來”。全國人口共14億1178萬，比2010年多了7206萬，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0.53%，比上個統計週期下降0.04個百分點。也就是説，這10年來，我國人口繼續“低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了6.8，“男多女少”的情況，比之前得到了改善。從年齡結構看，0到14歲的兒童人口比例，上升了1.35個百分點，説明開放二胎政策終於有了成效。

這樣一份在我看來好於預期的報告，暴露出的問題也很明顯，比如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個百分點，而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卻下降了6.79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也明説了，人口老齡化，是今後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總而言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都要面臨人口均衡發展的壓力。本期《消化一下》，就給大家梳理一下我國的人口政策，以及我們應該怎麼面對“未富先老”這事兒。

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關於中國的人口，一直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民國的時候，人們都不知道當時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只是粗略覺得，大概應該有四個億，所以總是會説“四萬萬同胞”。

新中國成立初期，得益於國內形勢逐漸穩定、鄉村醫生隊伍的建設、加上愛國衞生運動的開展，我國醫療衞生條件快速改善，百姓的預期壽命延長。生育率一路走高的同時，死亡率也開始快速下降，推動我國出現了第一次快速的人口增長。

1953年，我國進行了第一次科學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時的中國大陸有5.8億人口，比“四萬萬同胞”要多得多。

還不光是人口多，當時的人口增長率也高。因為缺乏足夠的宣傳教育和醫療衞生服務，普通家庭無法主動控制生育，即使子女足夠多了，但沒有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往往一不小心就“中了彩票”。結果就是，當時每個家庭平均生育6個孩子，每年人口淨增長超過1200萬。

到了50年代末，當時國家的口號是“人多力量大”，鼓勵大家多生孩子，但馬上就遇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普遍的飢餓和營養不良，導致人口不增反減。

1962年後，國民經濟開始好轉，我國又突然進入人口快速增長的階段，光是1963年這一年，就有2954萬人出生，具象一點，等於一年生了1.5個澳大利亞。

60年代後，中國的人口經歷了一波“節節上升”，1964年突破7億，1969年突破8億。那個時候的人口結構，呈現出一個“金字塔形”，最多的是小孩，其次是中青年，老人少。然而這一時段中，由於社會運動的影響，勞動生產率沒有大的提升，再加上資源有限，人口也就逐漸變成了包袱。 於是在1971年，國家開始推行相關計劃，當時的口號是“三個多了，一個少了，兩個正好。”

在城市地區，國家對企事業單位體制內的員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如果超生了，職工就會被定義為“不先進”，影響前途。由於城市的管理體制、人們的就業方式、以及福利分配和退休金制度種種因素，大部分城市家庭既無法承受、也難以逃脱超生帶來的嚴厲懲罰。所以，計劃生育政策，首先在城市地區，得到了最有效的貫徹和執行，出現了許多獨生子女家庭。

東北曾經是全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最早貫徹了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斷層和老齡化的問題上，也是首當其衝，早早就陷入人口負增長。相比起來，農村受到城市體制內的束縛更少，受到的政策影響也更小。

開展計劃生育政策的早期，還是衞生部代管計生，編制只有十幾個人。1978年，大家都記得這年改革開放，但那個時候，恰逢60年代“嬰兒潮”成年。問題來了，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國家的迅猛發展，在當時的中央看來，人口不是發展的紅利，而是越來越大的包袱，於是逐漸加碼計劃生育。197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的還是“獎勵一胎”。1982年，我國通過了新的憲法，白紙黑字寫着“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政策一實施，新生兒快速減少，反應在人口結構上，就是從下寬上窄的“金字塔”，變成了“中間厚，兩頭薄”的“橄欖形”結構。

進入90年代後，雖然全國的人口和生育政策沒有大變動，但在這一時期，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在考核層面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計生政策的實施成果，成了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關鍵標準，如果一個官員其他方面都幹得不錯，但計劃生育任務完成得不好，那其他政績也會連帶着被一票否決，不能參加評優，也無法晉升。這就導致了，雖然計生政策沒有太大變化，但手段變得更強硬了。尤其是在農村，由於國家還沒有提供足夠的養老保障替代，許多農民無論如何也不願接受“一孩政策”，把生娃當作養老的“剛需”，超生時有發生。而基層的計生幹部，往往又面臨了巨大的考核壓力，常常採取一些粗暴的管理方法，產生了嚴重的幹羣衝突，甚至是暴力事件。過去農村的牆面上，有許多計生標語，像什麼“該扎不扎房屋倒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另外，計劃生育具體實施起來，先帶來的倒是計生人員的膨脹。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全國計生系統的幹部一共不到4.5萬人，到了21世紀初，膨脹到了50萬。計劃生育成了這麼多人的飯碗，這就產生了“捆綁效應”，政府以後在修改政策前，必須考慮這部分員工的吃飯問題。為了完成計生政策設立的組織，反倒綁架了政策內容，也讓政策也越來越固化，難以調整。

而在宣傳工作上，當時全國受教育水平不高，為了政策效果，只能靠鋪天蓋地的口號，用絕對化的語言，代替科學宣導。後果就是“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成了核心信念，難以改變。

在地方層面，原本為服務計生的罰款，到了地方由於缺少監督，各地又有不同的處罰標準，讓罰款成了基層財政創收的手段，不願意輕易放棄這個飯碗。《中國經濟週刊》2012年報道，每年中國的超生罰款將近200億，去向從來沒有公開。2010年左右，河南新鄉一個基層計生人員反應，有的計生幹部會盯着村裏沒有男孩的家庭，提醒他，該生就生吧，趁幹部還在任上，可以算便宜點。

計劃生育，不論是在機構設置、執行、宣傳上，都是“實用主義不實用”的典型，為了短期效果，用行政命令強力推動，最後導致政策固化，從長遠上損害健康的人口結構。

這裏我要偏個題，從另一個角度講，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策，就是我們之前忽視社會學教育，沒有系統培養出批量的社會學人才，“文科生太多”這樣的言論，就不要拿出來秀了。

2010年以後，我國人口生育率屢創新低，計劃生育政策，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批評。作為負責計劃生育的最高領導機構，計生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已經不再適應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受到的非議也越來越多，取消計劃生育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計生委也感到了生存危機，開始喊着要進行“綜合改革”。但改革的方式，不是做調研和調整生育政策，而是拐彎抹角地證明，自己還有存在的必要。一會兒説學者計算的低生育水平數據不準確，暗示生育控制的任務還沒完成，一會兒又強調存在“第四次人口增長高峯”，人口控制任務依然繁重。點子層出不窮，求生欲滿滿，工作也變得越來越空泛和不着邊際，苦的是基層的計生人員，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幹啥。

2013年3月10號，全國人大公佈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將國家人口計生委和衞生部合併，變成國家衞生計生委，存在了32年的計生委“壽終正寢”。為了應對越來越突出的人口結構性問題，國家在同一年年底，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又在2016年實施了“全面二孩”政策。

2018年，衞計委又改名為衞健委，內設的23個機構中，和人口和生育政策有關的，只剩下“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一根獨苗。

雖然政策變了，但現實不是遊戲，不能讀個檔重來。一方面，建國後的嬰兒潮都已經步入退休年齡，另一方面，新一代年輕人，特別是大城市年輕人，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結婚生子”變得不香了。這一升一降，加速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未富先老”，就成了現實國情。“未富先老”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保險面臨的壓力。直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才開始建設現代化的養老體系，而且只要繳費滿15年，就能拿基本養老金。養老金建設時間晚，最大的問題就是賬户餘額太少。

現在領退休金的很多人，壓根沒有交過養老保險，那這錢從哪來呢？還得靠當下的勞動力人口繳費，搞“現收現付”。社保就好像一個蓄水池，年輕人繳費是進水，給老人發養老金是出水。

那麼問題來了，根據這次的七普數據，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足足有2億6千400萬，佔比達百分之18.7，比上一次普查上升了5.44個百分點。今天60歲以上的老人，還都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

60年前，我國剛剛經歷三年困難時期，出生人口只有949萬。之後的1962年到1972年，出生人口暴增，將近2.9億，差不多生了25個當時的澳大利亞，這部分人羣在未來的幾年中，將加入老齡人口的“大軍”。社保這邊的出口越來越大，而作為繳費主力的勞動力人口，佔比卻下降到百分之63.35，比上一次普查少了了6.79個百分點，入口越來越小。

雖然短期內，兒童佔總人口比例增加了，但長期來看，計劃生育直接減少了生育者，就算生育率不變，出生人數也會繼續減少，給社保添磚加瓦的主力軍，仍然會下降。

至於社保的缺口，我們這兩年主要依賴國有資金劃轉。早在2019年，國家就從央企劃轉了1.3萬億，2020年更是轉了1.68萬億。但這麼辦只是權宜之計，不能長久，社保改革，刻不容緩。

老齡化還有一個問題，體現在醫保上。中國人現在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高於77歲，跟美國差不多，這當然是好事，但健康預期壽命卻只有68歲，也就是説，平均每個人大約有8到9年，是在帶病生活。我國醫療體系長期“重醫療輕預防”，老年病人的增加，也會直接加大醫保的負擔。

講完了問題，最後我們有一點建議，得拿出來説一説。上個月，央行的工作論文就提到了，“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對於不少發達國家而言，人口結構的轉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沒有政府的干預。然而，我國曾經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卻加速了老齡化社會的到來。

對於這個現實，我認為首先要完善養老金制度改革，我國的社保基金還存在不少結構性的問題，個人的積累相對不足。目前，我國具備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金佔了一大部分，而企業和個人積累的企業年金、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卻相對規模偏小。未來，我們可以適當發展企業年金和商業保險市場，減少部分退休人員對公共養老金的依賴。

還有一個對策，那就是延遲退休。先説明了啊，我作為一個勞動者，當然是不願情願的。您先別急着罵， 從客觀上看，養老金缺口日益嚴峻，延遲退休恐怕已是大勢所趨，如果真到了出此下策的那一天，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多上幾年班，我在所不辭。

但是我同樣要提一嘴：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延遲退休，不僅會影響到臨近退休一代人的勞動參與，還會影響到下一代。上世紀90年代中期，意大利進行了延遲退休年齡的改革，結果因為祖父母照料供給的減少，反過來降低了新生兒的數量。中國和意大利，都是有祖父母隔代照料子女傳統的國家，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在退休後，幫子女帶孩子的現象相當普遍。

2017年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百分之61.49，比同年的美國和日本都要高，祖父母的照料，客觀上緩解了我國女性在生育和工作中的兩難境地。如果實行延遲退休改革，如何最大程度減少對我國生育率的影響，還需要有關部門謹慎決策。

當然，單純依靠調整生育政策，來引導生育率走向，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政策只能讓你不生，但不能讓你生。提高生育率，保持人口結構的健康，不單要靠生育政策，還要給年輕人營造適合生育的環境。

2021年4月8號，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提出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而我認為，未來還需要進一步放寬大城市的落户限制，讓想安家的年輕人不再遇到阻礙，同時打擊就業歧視、補貼生育、加強託兒所、幼兒園這些的公共服務。最後是進一步推進“房住不炒”，加大居住用地的供地面積，確確實實地讓房價降下來。如果非得掏空“六個錢包”，才能勉強付得起首付的話，揹負高昂房貸的年輕一代，恐怕會越來越“生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