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張國燾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門的人為什麼是毛澤東？_風聞

1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這注定是被歷史銘記的時刻。

萬眾矚目之下，毛澤東主席登上了北京天安門城樓，向着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雄壯的聲音傳遍了全世界，舉國歡騰。

這一天，對於兩個人來説，卻是一生中最漫長、最難過、最刻骨銘心的一天。

此二人都曾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手，都曾不將毛澤東當作一回事，都曾無數次的夢想自己統一全國，登上天安門的那個輝煌時刻。

只是，心中的那個輝煌時刻永遠不會在現實中出現了。

毫無疑問，其中一人便是蔣介石。

當毛澤東即將登上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刻，他正在位於廣州東山梅花村32號陳濟棠公館的官邸裏。他的內心極其沉重。

史料對這一天蔣介石的行為舉止進行了記載：

1949年10月1日清晨，蔣介石坐在廣州官邸的大廳裏，屋內死一般的寂靜。

突然，電話鈴聲響起，打斷了正在思考的蔣介石。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已經打過幾次電話了，但蔣介石一直猶豫不決。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校長，再不起飛，我們就不能按時到達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蔣介石説出了最後的底線。

蔣介石猛地站起身，對着話筒説：“任務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問：“校長，請再考慮考慮，我們準備得很充分，保證完成任務。”

“任務取消。”蔣介石又一次更加堅定地重複一句，然後放下電話筒，慢慢地坐回沙發，臉上沒有一絲的表情。

……

他當然明白，先不説破壞北京的古建築將會擔上“千古罵名”，也不説天安門廣場已經有重兵把守、層層設防，偷襲的成功率幾乎為零……

即便他的空軍部隊偷襲成功，把天安門進行了轟炸，破壞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得到的也只能是中國人民對他更加憤恨的情緒，以及美國人對他“黔驢技窮”的蔑視。

況且，這樣做頂多讓毛澤東延遲幾天登上天安門而已，根本扭轉不了國民黨一敗塗地的頹勢，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

另一個內心沉重的人，則是張國燾。

相比於蔣介石，他與毛澤東接觸的時間更多，彼此之間更加熟悉，而且有一些共同的經歷。

二人都有一段在北京大學的時光，都拜北京大學教授、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李大釗為師。張國燾在“五四運動”時成了北大的學生領袖，而毛澤東只是北大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

二人都是黨的一大代表，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二人曾在一起共事，張國燾擅長搞工人運動，毛澤東擅長搞農民運動。

凡是曾經與張國燾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能力極強、權欲極重、好大喜功的人。在張國燾的意識裏，自己比毛澤東更有資格執掌中共，更有資格登上天安門。

連開國上將許世友都説過：“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他的對手！”

可如今呢？在毛澤東即將登上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刻，他卻處於一種眾叛親離、居無定所、囊中羞澀的尷尬境地。

他的境遇糟糕到了什麼地步呢？

即使失敗如蔣介石，也有史料記載了他在“開國大典”之前的行為舉止，而張國燾呢？這段時間的史料記載卻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説，此刻根本沒人跟隨在他身邊。

但從張國燾權慾薰心、爭強好勝的性格來看，也不難判斷出他在這一天的心理活動，也許他的內心有兩種對話：

第一種對話：他很可能哀嘆自己“時運不濟”、“命不好”，在內心中不斷重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類的對話，然後結合過去的一些關鍵的細節反覆進行推演，內心盤算着“如果當時怎樣做，事情也許會是另一個結局”……

第二種對話：他很可能感悟“性格決定命運”，對自身來一次徹頭徹尾的反省，不斷的反思自己這麼多年的經歷，然後覺察自己內心和性格的盲區，探索自身性格背後的某些必然性，來一次大徹大悟……

那麼，張國燾的失敗，到底是因為“時運不濟”、“命不好”，還是因為“性格背後的必然性”？

帶着這樣的疑問，讓我們看看他人生後期的一些經歷。

2

關於張國燾在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動向，其實也有史料記載，這些文字足以刻畫張國燾身上的性格特質.讓我們一點一點的解讀張國燾的命運，感悟人生：

1949年初, 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遼瀋、淮海、平津等戰役的重大勝利, 蔣家王朝大勢已去，蔣介石開始籌劃撤台事宜。

毛人鳳受蔣介石的指派，做張國燾的工作：“你去台灣不如留大陸。你留下來，我們在共產黨內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這比去台灣作用大得多。”

對於被拋棄的結局，張國燾始料未及。他深知自己叛黨後做了那麼多對不起共產黨的事，留下來沒有出路，堅持帶着家人一起逃至台灣。

當時台灣亂作一團，大家自顧不暇，張國燾在國民黨內處處受排擠，在台灣連個住處也沒有，生活無着。

萬般無奈之下，張國燾攜妻兒四人於1949年冬天住進了香港九龍老街，一套陳舊的老樓裏。他們租居的房子面積不大，租金卻高達6000港元。張國燾定居香港後，在一家小報裏擔任了主筆，每天寫評論文章，賺一點生活費。

看到這一段時，相信你與我一樣非常驚訝：這還是那個曾經心高氣傲、不可一世，曾在共產黨早期歷史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張國燾嗎？

當年他是何等的叱吒風雲，怎麼如今跟個喪家之犬一樣，處處受排擠、處處捉襟見肘？天下之大，他卻無處可去，只能與一家人擠在香港一個小屋子裏“蝸居”，連生活費都成了問題？

不知1949年的張國燾，是否記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的情景——

他騎一匹白色的高頭大馬，在十餘騎警衞簇擁下飛馳兩河口，毛澤東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走出三里路，立於濛濛細雨中恭候……那時的他是何等的氣派？又是以何等凌厲的眼神看着毛澤東？

1949年冬，恐怕他已沒有太多時間去回憶當年與毛澤東共同經歷的日子，然後哀嘆人生，他眼下要花更多時間去養家餬口，承擔高昂的生活費用。

此時二人的命運已經有了天壤之別，毛澤東已經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他呢？

結合他當年的行為細細想來，也不難理解他如今的命運：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黃帝陵之機逃往重慶，投入蔣介石的懷抱。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定性為“叛徒”。

當時，國民黨之所以收容他，無非是因為他還有被利用的價值，他掌握着關於共產黨內部的很多關鍵信息。

只是誰又會去尊重一個叛徒？一個叛變了自己組織的人，一個出賣了自己同志的人，在其他組織裏就能得到器重嗎？

在國民黨，誰又敢把關鍵位子交給他坐？即使他有很強的實力，很厲害的組織能力，又能怎樣？

到了1949年，當國民黨敗局已定時，張國燾也就失去了被利用的價值，他被蔣介石掃地出門也是在意料之中。

史料繼續記錄了張國燾在香港的生活：

不久，張國燾被擠出報社，他開始尋找別的賺錢營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在毛主席的主張下，中國人民也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隨着戰爭的持續，國際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張國燾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香港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

此時，有朋友勸告張國燾：“朝鮮戰爭會以和談收場，金價已經爬到了峯頂，可能會走下坡路，該收手了！”

“你根本不懂政治。”張國燾鄙夷的説道：“美國人，不打勝仗不會罷休；毛澤東，對手越強他越來勁。朝鮮戰爭，不見輸贏不會收場。只要戰火不熄，金價就會上漲。”

張國燾不收手，反而將所有資金全部買漲。

當然，戰爭會使人們普遍產生恐慌情緒，為使貨幣保值，短時間內會有大量人兑換黃金，黃金的需求量暴增促使價格上漲，這是金融學的常識，相信“聰明”的張國燾也很明白這個道理。

只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講，當我讀到這一段史料時，卻大感驚訝：

什麼？在得知“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的消息時，張國燾的第一反應居然是“炒黃金”？

要知道，“抗美援朝”是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所有有良知的炎黃子孫都會將“國運興衰”放在第一位。

可張國燾呢？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作為曾經的共產黨高級幹部，他並沒有關心國家命運、民族命運，而是關心自己能不能靠着這一波“機會”發財？

甚至，他以曾經與毛澤東共事，深知毛澤東性格作為了“自身優勢”，居然耍起了小聰明，判斷“美國不打勝仗不會罷休”、“對手越強毛澤東越來勁”，希望“戰火不熄”，這樣“金價上漲”，他就能賺大錢了！

這不是“發國難財”，又是什麼？

這就好比2020年1--4月份，全國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卻有那麼一些人的第一反應卻是“口罩價格會上漲”，於是立刻抓住“機會”，不想着趕緊將口罩送往疫情重災區，反而幹起了“暴利”的生意——將口罩“囤積居奇”，等着口罩價格上漲之後再賣，以此賺到最大的利潤，甚至不惜以“口罩詐騙”的行為來獲取錢財？

更令人氣憤的是，有些人為了讓“口罩生意”能持續賺錢，竟然希望疫情時間越長越好？

這樣的人，即使他能力再強，你願意追隨嗎？

這樣的人，即使他暫時有些利用價值，你願意把關鍵事務交給他嗎？

僅僅從這幾段史料中，我們就能非常強烈的感受到張國燾的性格特點，倒像是曹操説的那句引發了“千年罵名”的話——

寧讓我負天下人，勿讓天下人負我！

由此可見，1949年的張國燾在思考“為什麼1949年登上天安門的人是毛澤東”這個問題時，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性格背後的“劣根性”，來一次大徹大悟，頂多只是把這些歸結為“時運不濟”、“命不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類的外在原因。

只是，真的是外在原因嗎？

3

一個人，如果其內在的本性不改變，其內心深處的動機不覺察，而僅僅去提升外在的能力，包裝其外在的名號，豈不是“本末倒置”？

一個人只要本性不改變，那麼其人生境遇就會不斷的產生輪迴，相同的故事內核會以不同的版本反覆在他的生命中出現。

一念一世界，一念一菩提，世間萬物皆有因果輪迴。

讀歷史，一旦我們站在“人之本性”的角度上進行解讀，就會發現看似複雜的史料中一直有一條主線貫穿，於是頓時豁然開朗。

只要我們對比一下張國燾在香港金融市場“炒黃金”的行為，以及他在1935年“分裂黨”、建立“第二中央”的行為，還有1938年的叛逃行為，就會發現：

這不就是同一個故事的內核嗎？

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在他的人生中反覆出現了而已。

眾所周知，1935年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之後，作為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野心膨脹，妄圖以軍力脅迫黨中央，以獲得黨政大權，並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力主南下，事實上走向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

此後，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與中央會合。

事實上，這是整個共產黨刻骨銘心的時刻，也被毛澤東稱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為什麼張國燾會在此刻做出如此行為呢？我們需要注意一組數據：

會師時，紅一方面軍只剩下1萬多人，而紅四方面軍有8萬人。

張國燾“敏鋭”的識別了這個“機會”，一種隻手遮天、顧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頂俯瞰、天低吳楚的霸氣，在他體內匝繞、瀰漫、膨脹……

在他的潛意識中，他發現自己的“人數佔優”、“實力佔優”，這是他獲得黨政大權，登上“權力寶座”的大好機會。

須知，長征開始時，紅一方面軍的人數是8.6萬餘人，但經歷了“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戰役之後，紅一方面軍還能跳出國民黨的包圍圈，剩下1萬多人，已實屬不易。

如果此時有人內心真正將“組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會怎麼做呢？一定會慰勞紅一方面軍，緬懷犧牲的戰士，照顧傷員，增添槍支彈藥和糧草，以圖組織的力量更加壯大。

張國燾這麼做了嗎？沒有。他反而“抓住了機會”，脅迫黨中央以圖讓個人利益最大化。

顯然，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犧牲黨組織整體的利益。

這與他後來在香港金融市場“炒黃金”，希望抗美援朝戰爭“戰火不熄”，以此藉機“發國難財”的行為有什麼區別？

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戰略重鎮百丈，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遭到劉湘、薛嶽共20多萬大軍的猛烈圍攻，戰爭7天7夜，傷亡近萬人，以失敗告終。

這都是一起肝膽相照、並肩作戰的戰士們的生命啊！皆因張國燾的一己私利，傷亡了近萬人，這是多麼慘重的損失？可張國燾醒悟了嗎？顯然沒有。

隨後的歷史，再次説明了他的執迷不悟：

1936年6月，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與紅二、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10月到達陝北。

在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之後，中央為了教育和挽救張國燾，1937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時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逃往重慶，投入蔣介石的懷抱。4月18日，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定性為“叛徒”。

……

張國燾你是否知道，叛逃到了國民黨，將黨內一些關鍵信息透露給蔣介石，這對共產黨組織是多麼災難性的損失嗎？

曾經一起共事的同志，曾經並肩作戰的戰友，千千萬萬個生命，在他眼裏都沒有“一己私利”重要。還是那句話——寧讓我負天下人，勿讓天下人負我！

只是，張國燾在把小算盤打得“啪啪響”的時候，在把“小聰明”發揮到極致的時候，是否思考過一個問題：國民黨會如何對待一個叛徒？蔣介石會把關鍵崗位交給一個叛徒嗎？

這個問題不想清楚，哪怕張國燾再有能力、再有手段，也拿不到他心中想要的“榮華富貴”，最終在國民黨內被排擠、被拋棄的命運就成了註定！

1935年時他分裂黨和紅軍、1938年時他叛逃到國民黨，以及隨後他利用抗美援朝的“機會”在香港金融市場炒黃金，不都是出於同一個內在本性嗎？只要本性不變，同樣的故事內核不是按照不同的版本，在他的人生中反覆出現了嗎？

這，就是張國燾的人生輪迴！

4

史料對於張國燾“炒黃金”行為的結局也進行了記述：

朝鮮戰爭很快結束，金價一落千丈，轉瞬之間，張國燾血本無歸。

禍不單行，妻子楊子烈為節省家用，辭退女傭，自己操持家務，上街買菜時滑倒在青石板上，四處借錢總算保住性命，但是留下殘疾成了跛子，每逢天陰下雨就疼痛難忍。因此，張家內外交困。

張國燾閒居在家，楊子烈病卧在牀，老二張湘楚讀中學，老三張渝川讀小學，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兒子張海威的薪水餬口。張海威在九龍一所中學當教師，薪水低微，無力應付種類繁多的費用。每月面對賬單，張國燾愁容滿面。

讀到此處，我的腦中再次浮現一片畫面——張國燾捶胸頓足，再次感嘆“時運不濟”、“命不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類的話，但他依然沒有從自己“性格的劣根性”方面進行深刻反思。

本文並不是講金融的文章，但我的確在一本書上看見某個金融大佬説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金融市場是人性的放大器”。

一個人有什麼樣的內在本性，在外就會有什麼樣的呈現。

俗話説“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站在我們的角度上看，張國燾有此結局，根本不是什麼“時運不濟”。

萬般無奈之下，張國燾夫婦興起迴歸大陸的念頭。他們知道，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政策，對於幡然悔悟之人、海外迴歸之人從來就是寬大為懷，對於歷史舊賬也不會過於苛責。

1951年4月，張國燾在江西萍鄉上慄老家務農的三弟張國傑，收到了大嫂的一封家信：

國傑弟：

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兒海威教書餬口。現想將二兒湘楚和三兒渝川暫回老家寄養。家中意下如何？請速回信。

嫂 楊子烈

1951年4月

張國傑一向本分，收到信後擔心遭受牽連，於是主動來到上慄派出所，將楊子烈的信上交給派出所負責人李明志。

李明志看完信，沒當一回事，説：“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

張國傑連連搖手：“還是留在你這裏好，不然，領導要看不方便。”

他連信都不敢留，更沒有膽量收留張國燾的兩個兒子。

……

這段史料，這讓我想起了《孟子》裏的一句話，剛好也是毛澤東與張國燾二人之間的鮮明對比：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當毛澤東“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成為國家主席，正帶領全國人民大搞建設之時，張國燾卻“寡助之至，親戚畔之”，連自己的親弟弟都不願收留他。

當年他背叛共產黨時，有沒有想到有朝一日，連親弟弟都會“叛他”？什麼叫做因果輪迴？

這一次，足夠讓他反省自身了吧？可惜，還沒有！

1953年春，張國燾託人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信封上寫着兩行字，上寫“毛澤東主席”，下署“張國燾拜上”。信的正文不長，大意是：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

在你們和黨中央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做到鞠躬盡瘁，以贖前愆。

新華社香港分社按照組織程序，以最快速度派專人把信送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由他們上呈中央。兩個星期之後，劉少奇用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傳下話來：

“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

但是，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張國燾必須首先認真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歷史上的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示誠意。

張國燾得知情況後，藉口自己身體不好，説是暫時放下這件事情，以後再談。顯然他無誠意，而只是想獲取穩定的經濟收入。正好這時美國聯邦調查局悄悄匯來資金索取書稿。為了美金，他開始寫書稿《我的回憶》。

內在的本性未變，同樣的故事版本就再輪迴了一次，只是這一次他沒有達成目的。

1958年10月，張國燾再次託人向中央表示，願意為中國政府做點事，要求給予生活補助。

《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送到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手拈着煙，沉思長久，然後在簡報上批道：

“應該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

張國燾向美國中情局出賣情報的秘密，沒有逃出毛澤東的法眼。中共方面通過不同渠道勸告張國燾改邪歸正，而他依戀美元，因此失去了迴歸大陸的最後機會。

不是共產黨絕情，而是張國燾無誠意。

1979年12月2日夜，82歲的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人在將死之時，應該會回首自己過往的一生，將人生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在腦中像放電影一樣過一遍……

彌留之際，也許張國燾的記憶又回到了自己青春年少、意氣風發的時候，那時他還是“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的領導人物，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

有一天，他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看書，遇見了一個湖南口音很濃的人，這個湖南人當時只是這個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這個湖南人對大名鼎鼎的他畢恭畢敬，但彼時心高氣傲的他卻對這個湖南人不屑一顧。

這是二人的第一次見面，張國燾絕對想不到，若干年後，這個不起眼的湖南人會成為他一生的夢魘。

後來，張國燾與這個湖南人有過多次交集，卻依然對他不屑一顧、嗤之以鼻。

再後來，他發現這個自己曾經看不入眼的湖南人，卻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那個時刻讓他刻骨銘心！

他窮極一生都未達成的人生目標，這個自己曾經不屑一顧的湖南人卻達到了，這讓權慾薰心的他怎能不痛苦、不煎熬？

他挖空心思也想不通，1949年時為什麼是這個湖南人登上了天安門，而不是自己？想來想去也找不到答案，只好把原因歸咎於“時運不濟”、“命不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等方面……

他至死也不明白，這個湖南人的內在本性與他有着天壤之別，打從一開始，二人的內在本性就有着本質上的差異，就已經決定了二人隨後的命運會有極大的不同。

張國燾的內在本性就是一句話：寧讓我負天下人，勿讓天下人負我！

毛澤東的內在本性也是一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就在張國燾一次次為了一己私利而損害集體利益、組織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國家利益時，毛澤東卻一次次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向人民羣眾呼喊着發自肺腑的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為什麼1949年登上天安門的人是毛澤東”的根本原因，也是張國燾人生謎題的終極答案——

“人民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