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麗：中原國家形成進程中的南方文化因素_風聞

摘要 : 在中原國家文明化進程中，曾經因吸納周邊地區多元文化因素與成果得以強盛。除了青銅器、牙璋與綠松石鑲嵌外，還有以海貝、象牙製品、鱷魚骨板等遠距離交流而來的稀有品，以及在技術上具有特點的玉器、漆器、原始瓷器與硬陶。這些具有南方文化因素的器物成為較固定的奢侈品，納入上層社會的禮儀體系，成為維繫社會統治及與周邊地區交流關係的一種物化象徵。顯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中南北方文化交流以及南方文化自始至終都參與其中的事實。

　　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以二里頭、二里崗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地區首先進入國家政體。而在中原地區的國家文明化進程的各個階段，也曾因為吸納了周邊地區多元文化因素與成果得以強盛。特別是從龍山文化晚期開始到以二里頭、二里崗文化為代表的初期國家形成階段，除了青銅器、牙璋和綠松石鑲嵌等外，還有以海貝、象牙、鱷魚骨板等上層社會廣泛用於維繫遠距離交流關係的稀有品，且有在技術與生產體系上具有特殊性的玉器、漆器、原始瓷與硬陶等，這些物品在中原地區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多有發現。因此可以想見，從龍山文化晚期，經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崗文化的數百年間，這些南方文化因素成為較固定的奢侈品為中原王朝國家所青睞，並納入上層社會的禮儀體系，成為維繫社會統治以及與周邊地區交流關係的一種物化象徵。本文以中原地區發現的與南方有關器物作為分析對象，進而探討其來源及交流背景。

一、漆器

二里頭遺址迄今出土的漆器大約有60餘件，其中漆觚最多14件，其次是漆棺，而缽、豆、盒等盛食器數量較少，還有漆鼓和塗漆時需要的陶質盛放漆液的小陶杯，這暗示着二里頭遺址本身曾經制作過漆器（圖一，1）。除了二里頭遺址之外，這一時期還在鄭州商城遺址和赤峯大甸子遺址發現漆器（圖一，3）。而早於二里頭文化，在中原地區則是陶寺遺址發現了大量漆木器（圖一，2）。漆器產生於距今8000年前的長江下游，目前發現最早的漆器是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桑木漆弓。此後在河姆渡文化的河姆渡遺址（圖一，4）和田螺山遺址發現了漆碗、豆、筒（圖一，5）和蝶形器等。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時期均有陶胎漆器發現。在江蘇吳江梅堰馬家浜文化遺址發現陶胎漆器，在陶杯、壺的器表髹漆，有的還發現彩繪花紋。在仙壇廟崧澤文化遺址發現用朱漆飾於陶器表面或朱繪花紋。在海鹽王墳遺址J2發現有1件漆繪陶杯，泥質黑陶，外壁紅漆彩繪。到了良渚文化時期，在反山、瑤山（圖一，6）和卞家山（圖一，7）等貴族墓葬出土了製作精美，數量龐大的漆器。還在鍾家港古河道發現了塗漆陶器以及陶器內發現漆液等與漆器製作有關的考古學證據。作為百工雲集之地的鐘家港遺址，漆器也曾經是由上層社會掌控的手工業部門之一。顯示長江下游地區漆器製造業的成熟與發達，也是當時上層權貴青睞的重要奢侈品，生前用於生活宴飲禮儀，死後作為彰顯社會等級的象徵用於隨葬。良渚文化之後除了在好川墓地6座墓葬出土了漆觚外，廣富林文化、馬橋文化則未有發現漆器的報道，具體使用漆器的狀況不太明瞭。在長江下游良渚文化之後漆器製品處於消沉期之時，在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遺址發現漆木器。這裏除了漆杯外，大量的漆木器被稱作彩繪木器，在27座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156件彩繪木器，器形有厴鼓、案、俎、圓案、長方平盤、大型豆、高柄豆、盆、鬥、勺、碗、杯、觚、桶形器等。而漆鼓和漆棺，應該是這一時期新出現的。陶寺遺址漆木器作為一種重要的禮器，與玉器、彩繪陶器等禮器共同參與祭祀儀式，是探討二里頭文化禮儀器具組合中漆器因素的重要參考。這些漆器是不是來自長江下游地區需要從漆器產地與漆木器製作技術觀察等層面進行分析，但是將漆器作為一種貴重物品用於上層社會的宴飲與隨葬的文化傳統則應該是傳承於長江下游地區，或者受到長江下游漆器文化的影響。

漆器是在古代人類對漆科木本植物漆樹以及漆樹樹脂認知的基礎上，與木器製作相關聯而發明創造的器具。漆樹是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原產植物之一，將漆樹的漆液有意識地引流出來經過加工，或者加入顏料，把它刷在木質或者編織用具上，就成為原始的漆器。漆器在中國的發生是與木器緊密相關的，一般生活用品的木器因為漆液與漆器製作技術而增加了它的附加值成為社會奢侈品的一種。

二、象牙製品與鱷魚骨板

無獨有偶，在我們關注長江下游早期漆器製品的同時，還發現了與這些漆器同時出土的象牙製品（圖二，9），也是這裏的特徵之一。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雙鳥象牙雕刻、蠶紋象牙杯和數量較多的象牙匕形器等雕刻技術精湛、紋飾複雜而具有藴意的裝飾品（圖二，1~3），顯示其作為奢侈品的象徵性意義。其後在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時期象牙製品傳統繼續發揚光大。在上海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發現有象牙權杖，象牙雕刻器（圖二，6）以及象牙手鐲（圖二，7）等，顯示這一時期不僅有人體裝飾，器物雕刻，更被用於權威象徵意義的權杖（圖二，8），在當時社會具有的重要意義。

考古資料顯示，山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時期也流行象牙製品，特別是大汶口墓地僅象牙筒形器（圖二，12）和象牙琮（圖二，11）便各自發現10件，另外還有製作精美的象牙梳子（圖二，10）等，同時還出土了鱷魚骨板（圖三， 3）26片。這樣的鱷魚骨板在同時期的王因遺址M121（圖三，1）    中僅有一片，但是同遺址的第3、4地層堆積內發現大量鱷魚骸骨，至少分屬於20個體，經鑑定均為揚子鱷。而在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也曾發現墓葬隨葬象牙手鐲5件和象牙飾品3件（圖二，4）。來自揚子鱷的鱷魚骨板在黃河中游龍山文化晚期的石峁遺址（圖三，2）  、陶寺遺址（圖三，5）和清涼寺遺址（圖三，4）的墓葬中也有發現。特別是陶寺遺址在M3006、M3015內出土的12片和8片鱷魚骨板放置在厴鼓內，有學者認為可能是用厴鼓使用鱷魚皮的遺留。而位於山西南部的清涼寺墓地在M146發現鱷魚骨2片和象牙飾品1件（圖二，14），M79發現鱷魚骨10片，M54發現鱷魚骨15片（圖三，4）。陝北石峁遺址在後陽灣發現鱷魚骨板2片。

到了二里頭、二里崗文化時期，二里頭遺址除了沒有發現鱷魚骨板外，象牙製品、漆器和海貝均有發現，雖然數量不多，但是顯然繼承了此前龍山文化晚期上層社會對象牙、海貝以及漆器的青睞。象牙製品僅在二里頭遺址第1期發現一件象牙匕形器（IIH202:3），器形較大，略帶彎曲。二里崗文化時期除了在鄭州商城發現象牙杯（圖二，16）和象牙梳子（圖二，15）外其他遺址沒有發現。而與此同時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成為流行象牙製品的地區。

位於四川成都附近大邑縣趙庵村的高山古城遺址，是距今4600年的城址，墓葬中出土的一對象牙手鐲（圖二，5）引起學術界關注，因為這可能是成都平原發現最早的象牙製品。此外在成都青白江三星村遺址出土了20餘件象牙製品，有髮髻、手鐲等。特別是在M12的墓室裏，用象牙做成的漩渦狀器物放置在墓主的肩部，還有更多的裝飾品如象牙髮簪、象牙手鐲、穿孔牌狀器、象牙頭簾都保存完好。而在成都三星堆遺址出土大量象牙原材料與象牙製品則最為著名。因此成都平原幾處出土象牙製品的遺址與三星堆大型城址的關係以及象牙製品在當時社會體系中的角色與作用以及象牙從原材料、製作到產品的分配狀況等都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索。

象牙製品原材料來源的大象，是生活在熱帶森林、叢林和草原地帶現存最大的陸生哺乳動物。大象廣泛分佈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南亞及東南亞以至中國南部邊境的熱帶及亞熱帶地區，中國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也有小的野生種羣。其中亞洲象歷史上也曾廣佈於中國長江及以南地區。象牙製品的原材料來自大象的長牙齒，與大象生長的地區以及運輸線路密切相關。而山東和中原地區無論是現代還是古代都沒有大象適合生活的自然環境。四川盆地和長江下游所處的長江流域在古代是不是適合大象生存，仍然需要更多環境學與動物學等方面的研究。但是作為特定地域以大象牙齒為原材料的產品，在温帶地區一些重要遺址出土的事實暗示着從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象牙製品曾經是人類喜歡的裝飾品原材料，也是後來上層社會交流圈內遠距離交流的重要奢侈品之一。

鱷魚是脊椎動物門爬行綱鱷目動物的通稱。古代也稱“鼉龍”，是現存體型最大的爬行動物。鱷科主要分佈於各大洲熱帶水域，在亞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熱帶地區均有分佈，其中有些種類可以進入海洋，是海陸兩棲動物，因此分佈尤其廣泛。馬來鱷幾百年前還曾出現於中國南方，1973年，在廣東新會縣發現過馬來鱷頭骨化石，年代為距今三千年前。古代雲南紅河和瀾滄江裏有過澤鱷。而中國現在除了揚子鱷，偶爾還能看到灣鱷（如珠江口）。揚子鱷（Alligator sinensis）分佈於長江中下游一帶，又稱鼉，是我國現存唯一的鱷。由此可見，古往今來在自然界中鱷魚僅生存於長江流域和嶺南一帶，但是目前這些地區的考古遺址中少有鱷魚板製品發現的報道，相反卻在黃土高原的山西、陝西和山東地區的考古遺址中多有報道。王因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層發現約20個體的揚子鱷骸骨有火燒痕跡，可能是食肉時燒烤所致。這一時期正處於竺可楨所説的仰韶温暖期，可能適合揚子鱷的生息。而此後的大約千餘年間氣候變冷，因此龍山文化時期應該是不適合揚子鱷生息的。而這一時期鱷魚骨板作為奢侈品在黃河流域一些重要遺址被發現，它應該與象牙製品一樣也是遠距離交流的奢侈品之一。

三、海貝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M3，與綠松石鑲嵌龍形器伴出的還有墓主人頭部發現的約90餘枚海產貝，這應該是二里頭遺址出土海貝最多的一次。以往發掘中都一直有海貝與仿製貝的出土，迄今大約共計數百餘枚。海貝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直到早期青銅時代主要在黃河上游的甘青寧一帶出土，隨後擴展到中原及北方一帶。中原地區在陶寺遺址和下靳墓地除了發現大量仿製陶貝和石灰石貝外，也有少量天然海貝出土。最近在陝西石峁皇城台發掘中出土了18枚天然海貝。到了二里頭文化時期，除了二里頭遺址外，還在陝西西安老牛坡遺址的老牛坡類型遺蹟出土了24枚海貝，河南登封南窪遺址出土了6枚，伊川南寨遺址M16發現33枚海貝。到了二里崗文化時期，鄭州商城則在2、3座墓葬內就發現海貝近500餘枚，其他遺蹟則很少發現，顯示海貝僅掌握在少數權力階層的手中。然而到了殷墟時代，中原地區不僅大型遺址與墓葬出土海貝，一些一般遺址的貴族墓葬也有數量不等的海貝出土，而有海貝使用傳統的西北一帶反而較少發現。這種在時空分佈上的差異也許暗示着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期青銅時代西北地區海貝的產地以及流通線路與殷墟時代不同，產地與消費需求隨時代而變遷。

海貝，是一種生息在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等温暖並有珊瑚礁生長的熱帶海域。因為海貝不適應有河流流入的海域，因海水渾濁，難以生息。目前現生種的海貝多發現於印度洋、南海和西南太平洋等地。在古代中國，認為海貝與生育有關，又稱為子安貝。殷墟時代以後還作為貨貝用於流通貿易。因此對於遠離熱帶海域的內陸地區，海貝不只是一種自然產品，還是一種彌足珍惜的貴重品，並得到有權者和富裕階層的珍愛，成為流行於上層社會之間奢侈品的一種。

四、原始瓷與硬陶

原始瓷與硬陶的起源時間被認為在商代早期的二里崗文化時期，其產地以南方地區江西吳城以及福建等地的多個窯址為有力候選地，而位於長江中游的盤龍城遺址則有可能是鏈接黃河流域與南方地區的重要樞紐。浙江地區由於早期資料限制，在中原原始瓷產地討論中沒有更多關注。2012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的瓢山窯址和北山窯址經碳14年代測定以及原始瓷釉成分等多重手段的科學分析，認定其年代在BC1800年前後，屬於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範圍，不僅使得南方原始瓷在中原的出現年代提前，也提出了原始瓷的最早產地在浙江的可能性。二里頭遺址第2期出土的7件原始瓷與硬陶，是目前中原地區最早的資料。其形態均為封頂的象鼻形長流盉與鴨形壺，與二里頭遺址（圖四，4）常見的灰陶盉、白陶盉在器形上差異較大，而這種象鼻盉與鴨形壺在長三角地區的馬橋文化以及略早的以浙南與閩北一帶分佈的肩頭弄類型（圖四，2）和馬嶺遺址（圖四，1）多有發現。同時伴出的還有多件灰陶質的象鼻盉、硬陶質的鴨形壺和甕的殘片等顯示與江浙地區關係密切。在伊川南寨遺址（圖四，3）中出土了黑陶質的象鼻盉，雖不是原始瓷，但是形態與原始瓷的同類盉相似。

二里崗文化時期原始瓷與硬陶出土數量增加，除了鄭州商城外，還在周邊的藁城台西、洹北商城、鄭州小雙橋、邢台，耀縣北村和華縣南沙村等遺址有發現。但就時代來看除了鄭州商城外，大多是中商時期遺址。鄭州商城出土的原始瓷器形以折肩深腹尊和園折腹罐、壺類為主，而不見象鼻盉、鴨形壺等，顯示與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原始瓷器形差異較大，與長江中游盤龍城遺址出土的原始瓷與硬陶器形近似。盤龍城遺址出土的原始瓷器類總括了中原地區出土器形的全部，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裏是二里崗文化時期南方原始瓷與硬陶運往中原的中轉站。而鄭州商城多見的折肩尊等則是以江西吳城為主諸多原始瓷窯的主流產品，因此來源於江西一帶的可能性較大。如此看來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原始瓷與硬陶雖然都可能是來自南方的文化因素，但在具體來源上有差異。二里頭文化的原始瓷與長江下游的關係更為密切。

宋健曾經撰文認為二里頭文化中以拍印、戳壓形成的雲雷紋是來自南方江浙一帶的傳統紋飾。江浙地區良渚文化青浦寺前遺址（圖五， 1）和江蘇金壇三星村發現最早刻畫的雲雷紋（圖五，2、3），雖然製作手法不同，但是構圖風格非常相似。此後在好川墓地、廣富林遺址和江西清江築衞城均發現了拍印的雲雷紋，其年代大約在距今4300年左右，應該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拍印方法產生的雲雷紋，雖然這一時期雲雷紋的構圖是以器體全身的整體佈局拍打，而到了馬橋文化時期大量使用拍印紋飾的同時，雲雷紋則以寬帶紋的形式構成圖案，裝飾雲雷紋的器形以蟬、觚、壺為多。二里頭遺址第1期最早出現的雲雷紋是一件泥質黑陶罐（圖五，4），在肩部刻畫出簡單的雲雷紋。顯示其刻畫與拍印混合使用，但是數量極為有限，在時間上與馬橋文化接近。而近年來新發現的浙江瓢山原始瓷窯出土的盆與缽在雲雷紋構圖上為器身整體佈局拍打，略顯江浙地區早期風格以及與馬橋文化之前雲雷紋風格的一致性（圖六）。因此二里頭文化原始瓷與硬陶和浙江地區關係密切，而二里崗文化時期原始瓷器形與風格則顯示與江西一帶近似。

五、玉器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玉器從9000年前出現於東北小南山遺址之後，在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流行數千年，是傳統裝飾與禮儀文化的象徵，更是良渚王國形成階段的宗教權威象徵的物化表現。黃河中游地區儘管作為中華文明的中心區域，直到龍山文化時期，玉器並不很發達，但是從龍山文化晚期開始，在山西西南部的陶寺遺址、清涼寺遺址、興縣碧村遺址，陝西北部的石峁遺址、新華遺址和廬山峁遺址均發現大量器類構成多元化玉器的墓葬或者祭祀坑，凸顯玉器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繁盛。進入二里頭文化時期，二里頭遺址繼續出土長而薄的玉器，與龍山文化晚期一樣，在玉器器類構成中包含有不同地域特點的玉器（圖七）。沒有用玉傳統的中原地區卻在龍山晚期匯聚了來自各個地方玉器這一特點，彰顯社會動盪的大環境下，玉器作為一種奢侈品在地域間隨着權威階層的變化而流動的事實。

黃河中游諸遺址出土的玉器中包含良渚文化玉琮和玉璧，石家河文化的玉鳥形簪、透雕玉人及玉虎頭等這一點引人注目，也是來自南方文化的主要要素。遠離江南的陝北與晉西南地區出現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典型玉器這一點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這裏不再贅述。河南禹縣瓦店遺址中曾發現鳥頭形玉簪和玉璧。二里頭文化時期不僅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玉鳥形簪、鳥首柄形器和玉琮，還首次發現雕刻玉猴等。二里崗文化在鄭州商城也曾出土良渚風格的玉璧和玉琮，可見即使在過去數百年之後，南方文化因素的玉器仍然被中原王朝國家的權勢階層所青睞，並作為身份權威象徵隨葬於墓葬，也顯示中原國家文明進程中南方文化自始至終都參與其中的事實。

六、結語

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原地區在經歷龍山文化晚期社會動盪、城址林立的社會整合期後，以伊洛地區為中心率先進入國家階段。在中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除了以青銅器、牙璋以及綠松石鑲嵌禮儀器具等具有鮮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顯著特徵外，還融入了諸多具有南方色彩的文化因素。雖然這些南方因素是如何融入中原國家進程的具體背景仍然需要詳細考古資料的逐步分析，但是僅從鮮明的器物特徵已經可以窺見一斑，顯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中南北方文化交流以及各自發揮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