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中的諸國貨幣：國家和平與經濟民主_風聞

不論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資金需求增長都快於貿易增長。信貸通常比實物增長更快。

因此，貨幣媒介的“符號”經濟必須比物品交易的“實體”經濟成長更快。

是否真的可以通過創造貨幣媒介來加速“實體”經濟成長，尚未被證實。但缺乏充足的貨幣供應會抑制“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卻已經很明確。換句話説，要擴大商品的生產，就要依賴持續穩定增長的貨幣供應，這一點顯而易見。

19世紀國際經濟是金本位制度，不過在當時的每一個發達國家，國內經濟雖受到金本位制約，實際上卻是由管理貨幣與信貸的各國中央銀行控制和指揮。

二戰後，世界貿易增長太快，難以通過黃金融到足夠多的資金。黃金不再作為可靠貨幣單位的第二個原因同樣重要，即黃金作為工業原料的用途越來越多。

此時，經濟學界提出“關鍵貨幣”的主張。根據這一概念，一國的貨幣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貨幣。

凱恩斯（1883-1946）知道，“關鍵貨幣”概念的真正危險不在於經濟面，而是這個產生關鍵貨幣的國家會應自身的優越感而驕傲自大，然後必鑄成大錯。

曾經，英鎊作為“關鍵貨幣”角色過於驕傲，導致1928年英國貨幣嘗試重新建立老的國際匯兑價值，但其價值相對於“一戰”後的英國的經濟狀況來説，確實太高了。無疑，這成為3年後導致英鎊大幅度貶值、經濟大蕭條席捲全世界，且影響深遠的主因之一。

二戰後美國同樣奉行“關鍵貨幣”政策，佈雷頓森林會議確立了戰後的貨幣體系。跟歐洲列強一樣，美國的奇怪行為可謂事出有因：問題的經濟面十分清楚，政治面卻大有問題。雖從經濟面看，世界已成為一個單元，但就政治角度看世界卻在日漸分裂。

美國的政客和官僚仍生活在一個美國獨大的世界裏。他們認為國際禮法只約束外國人，而不針對美國政府。即使在“二戰”後，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健康且強大的經濟體時，這種想法已是相當愚蠢。況且，20世紀50年代中期發生蘇伊士運河危機時，美國獨大的時期就結束了。

美國需要外部力量，正如同外界也需要美國一樣。

除非能順利推動貧窮世界某些重要地區的經濟發展，否則美國的經濟實力一文不值。世界經濟既提供了和平與增長的大好機遇，同時也為世界改革帶來新威脅。

世界已被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知道如何創造財富的國家，一部分是尚不知如何創造財富的國家。

1995年1月，全球金融市場開始與美國貨幣脱鈎，並引發美元匯率大跌。觸發暴跌的不是經濟事件，而是美國參議院未能通過在21世紀初實行平衡預算的憲法修正案——只差一票。這項胎死腹中的修正案澆滅了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包括對美元和美國領導力的信心。

30年前，以林登.約翰遜總統為開端，美國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而向海外借款，數額越來越大，史無前例。且所借款項全部是用債務國自身的貨幣表示，既並非用債權人國的貨幣表示的。長達30年多年的時間裏，美國在海外享有上不封頂的信用額度。

但這種信心在30年後，一去不復返了。美元暴跌説明西方“凱恩斯式的福利國家”走到了盡頭。美元暴跌，意味着它已喪失“關鍵性貨幣”應有的素養和品格。美元和美國再也無法一手托起世界經濟。

二戰後的經濟模式不再靈驗；它的基礎是美元擔當“關鍵貨幣”，以及美國經濟願意且能夠為世界的其他國家提供資金。然而，1995年代之前的30年中，這種能力越來越取決於世界金融市場是否願意幫助美國彌補財政預算赤字。這種意願自1995年代起，已永遠地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個國家要自己當家做主，只能實施以平衡預算為主的經濟政策。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只在二戰後至1995年代的前半段時間沒受到挑戰。1970年代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越來越受到被稱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猛烈抨擊。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哈耶克1899-1992）與其19世紀的鼻祖一樣，都鼓吹自由市場制度優於其他任何經濟組織制度，且較其啓蒙導師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聲稱，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可以帶來正常運轉的社會，而且聲稱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可造就的社會制度實際上還會是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制度。

隨着凱恩斯經濟學越來越明顯地失去往日風光，新古典主義得到越來越多地尊重。但自由市場制度仍不能成為西方政府的國內政策，赤字化支出對政府的吸引力非常巨大。因此，政府難以接受新古典主義的節儉與自律要求，此類國家不僅限於美國和英國。

在經濟上，新古典主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它之所以被稱為新古典主義，是因為它認為自由市場制度還會讓社會正常運轉和讓政體保持穩定，但此觀點已被證明完全錯誤。並非所有後進國家出現過“亞洲四小龍”一般的繁榮景象。

19世紀西方國家通過政治機構實現的現代化雖在過去做出了比較出色的成績，但到了1995年代後卻再也沒有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

在19世紀的日本和20世紀初的土耳其，西方模式似乎取得了成功，並建立了新型和現代化的文明社會。在其他更多的地方，它是給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帶來了理想，儘管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挫折和災難，他們仍不懈追求着。但19世界的政治模式總的來説確未能兑現其承諾，即建立起所謂自由、開明與和平的文明世界。

後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只是比19世紀的舊自由主義政治學做得稍微好一些。自由市場制度讓更多人的生活發生了改變。電話、電影、電視機和計算機的影響，比輪船、鐵路和工業品的影響更為深遠。

無論我們是多麼渴望得到商品，它都改變了消費；信息改變了想象力。商品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改變了我們的夢想的方式。商品改變了我們瞭解世界的方式，信息改變了我們瞭解自己的方式。

儘管如此，新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本身所能（如果有能夠的話）建立的公民社會，不會比19世紀西方的舊自由主義者那麼堅信不疑的政治機構所建立的公民社會具有更大優勢。單憑自由市場制度孤軍奮戰，文明社會的美好憧憬一樣會陷入僵局，除非真正出現公民社會。否則，自由市場制度不會發揮有效作用。

若果沒有正常運轉的公民社會，發家致富的只是少數投機者，國家依舊積貧積弱。即使有些地區經濟發展令人激動，但除非具備了公民社會的架構，表面上的經濟好轉很可能是曇花一現，拉美國家後來的遭遇未必就是典型。

公民社會不是靈丹妙藥，也不是“歷史的終結”，公民社會本身不能保證實現和平、實現民主。但公民社會是和平與民主的前提條件，同樣也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自由市場制度本身無法做到這一點。

管理實踐不只是行使職權，不只是“達成交易”。管理實踐影響着每個人及其在企業中和在許多其他方面人們工作和生活的水準、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