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傳統中國史學中的世界認識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中國傳統史學中有關世界的認識變化非常值得注意。從公元前2世紀的《史記》以來，中國就形成了“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世界觀念。在此後的兩千多年中，曾有過三次雖然可能卻終未實現的改變契機，但是一直到19世紀中葉西潮東漸之後，這一觀念才出現根本動搖，新的世界觀念終於成為常識並進入教科書，取代了傳統的世界觀念。

　　作者簡介：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文章原刊：《文史哲》2021年第3期。感謝雜誌社授權發佈。

　　19、20世紀之間，經歷了“二千年未有之鉅變”的中國，不得不真的睜開眼睛，重新認識面前這個世界。20世紀逐漸形成新的世界認識，實際上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知識史意義上的世界認識，也就是世界是方的，還是圓的？是像傳統中國人想象的“天圓地方，我在中央”，還是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説的“無處非中”？另一方面，則包含文化意義上的世界觀念，是天下唯有中國最大，還是中國只是世界萬國中的一國？是中國文明為世界最高，還是世界上多種文明並立？在中國之外，還有其他文明的民族和國家嗎？20世紀中國新世界認識的形成，固然主要是受到來自西方的衝擊，但並非沒有來自傳統的資源影響，特別應當強調的是，由於中國傳統世界認識的影響，來自西方的新世界知識，會在這一背景的過濾和透鏡的折射下，產生微妙的變形和修正。就像丸山真男所説的，歷史意識的“古層”始終會影響歷史的展開，執拗持續的“低音”始終會修飾甚至修正思想的主旋律。因此，在討論20世紀中國形成的新世界認識時，我們不能不回過頭重新看看傳統中國的世界知識，尤其值得討論的是傳統中國史學，是如何形塑歷史上中國人的世界認識的？

　　秦漢之前“九州”“四裔”與“五服”

　　一直到現在，我們也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先秦時代中國人曾經到過多遠。

　　在秦、漢之前的早期文獻中所表現出來古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毫無疑問大多是傳聞和想象。古代中國人有一種把空間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1）“九州”以及周邊，（2）中國與“四裔”，或者是（3）以“王畿”為中心逐級放大的“五服”。

　　在這方面，有三篇文獻很重要第一篇是《尚書·禹貢》，根據它的記載，在中國之內有九州，在中國之外有島夷、萊夷、淮夷、三苗等，周邊以華夏為中心，他們都服從中國號令，都會給中國進貢土產。第二篇是《逸周書·王會篇》，它記載西周武王（一説成王）時，八方進貢的熱鬧場面，傳説當時四方來朝賀的屬國包括了東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第三篇是《國語·周語上》，據它説周代的天下已經分為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各種不同區域對天子有祭祀和進貢的責任。這三篇文獻半是傳聞，半是想象，但它們都表現了古代中國自居中央的天下觀念，按照古人的説法，因為四裔不夠文明，都仰慕中國，所以要來中國朝貢。

　　在秦漢統一中國之前，古文獻中對於“中國”以及周邊世界，缺乏具體而準確的記載。一直要到秦、漢（公元前3世紀之後）統一，大體奠定了“中國”，中國的歷史著作才對“中國”之外的世界，有了比較明確的記載。

　　《史記》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

　　在現在傳世的歷史文獻中，《史記》可能是第一部有意識地記載中國與周邊的著作。在司馬遷的《史記》中，除了“我者”即漢帝國之外，周邊的“他者”當然有北方即最強大的匈奴，以及東方和南方，如朝鮮、南越、東越、西南夷（甚至身毒即印度），同時也特別通過《大宛列傳》記載了西方（即現在的中亞、西亞）諸國，這個世界已經大致包括了現在的亞洲大部。

　　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歷史學家，已經很具有“世界意識”。不過，我們也要看到三點：第一，傳統帝國時代的歷史學家無法超越本國的立場，他們習慣於從本國立場向外眺望，主要依賴官方實際往來的資料，加上當時有限的視野、知識甚至傳聞。所以，他們筆下的世界，仍然是以本國為圓心，逐級放大的“同心圓”。第二，儘管事實上，漢朝有彼此對等的敵國如匈奴，在政治上不能不與之對等交往，但在文化上總是有優越感，仍然視之為蠻夷，在歷史記載中，也總是要凸顯他們不夠文明。第三，外面的世界主要只是“中國”的“四裔”，這些四裔都是沒有開化的野蠻人，他們存在的意義，主要是證明華夏的文明，由於他們朝覲中央帝國，這會給帝國帶來榮耀和自信。

　　“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這成為傳統中國歷史記載的傳統，這個傳統延續了兩千多年。

　　中國史學世界認識變化三個契機

　　比起司馬遷來，此後撰寫紀傳體正史的官方學者，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國本朝的歷史中，對於外面世界的關注並沒有太多增加，很多記載往往陳陳相因，輾轉抄撮。不過，司馬遷奠定的中國為主、四裔為輔的書寫方式，已經成為典範和傳統。《漢書》以下的歷代史書，依然有着對於周邊世界的記載，如《漢書》的《西域傳》等、《三國志》的《東夷傳》等，都有新的觀察和資料。稍後劉宋時代成書的《後漢書》，則有《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和《烏桓鮮卑傳》，大體上描述了那個時代人心目中的“世界”。

　　在漫長的傳統時代，中國對於“世界”的歷史敍述大致如此，雖然這種“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基本格局，兩千年中都沒有根本改變，但是，隨着傳統中國的對外交流、國際處境變化與帝國疆域的移動，傳統史學也曾有過三次雖然可能、卻終未實現的改變契機。

　　第一，是中古時期世界視野的拓寬與佛教世界觀的傳入。

　　在中國中古時期，有關中國之外的世界知識，最重要來源有二：一是中國人的活動範圍拓寬，以及西部、北部異族進入中國核心區域，大大開闊了中國對於世界的認知。由於漢王朝與匈奴爭奪西域控制權的對抗，由於大月氏的西遷與貴霜王朝的崛起，由於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並立，由於陸上、海上交通技術的發展，漸漸打開了中國人的視野。這種交往視野的擴張，從漢代到唐代，即整個“中古時代”一直在延續。二是佛教的傳入。對於中國世界知識的最重要的衝擊來自佛教。由於佛教來自中國之外，因此，它給中國帶來相當豐富的異域知識，也給中國帶來世界觀的巨大沖擊。

　　這些變化前輩學者已經指出。1936年，賀昌羣發表《漢代以後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知識的演進》，指出《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表明，中國對於玉門、陽關以西的世界，從西漢的“包括今撒馬耳幹（Samarkand）及俄屬土耳其斯坦，更進而西伯利亞、波斯、小亞細亞（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東漢更進而西面到達了條支，瞭解了大秦（羅馬），而北面則直到丁零與堅昆（Kirghiz），到了貝加爾湖（Baikal），東面則肯定與日本有了來往，日本九州島發現的漢倭奴王金印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而這一中國之外的世界由於佛教的進入而變得更加廣大，日本學者桑原騭藏（1870-1931）説，中國的世界視野拓展與佛教有關，他在題為《佛教東漸與佛教徒在歷史地理學上的功勞》的論文中，開列出近五十個經陸路和海路，以及由天竺、罽賓、月氏、安息、波斯、康居、于闐、高昌、師子國、扶南、交趾來到中國傳教的佛教徒，以及法顯、宋雲、玄奘等若干由中國遠赴西方的佛教信仰者。他指出，正是由於佛教東漸的緣故，中國不得不正面注視自己的周邊，在佛教徒筆下，中國並非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他們撰寫了不少類似《世界記》《外國傳》之類的著作，其中如《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就記載，彥琮（557-610）曾根據達摩笈多的見聞和遊歷，編撰了《大隋西國傳》十篇，更記載了這些國度的方物、時候、居處、國政、學教、禮儀、飲食、服章、寶貨。

　　不過，在中古時期，佛教沒有徵服中國，反而是佛教融入中國傳統。因此，佛教的衝擊，並沒有改變“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歷史學傳統。

　　第二，是宋代（960-1279）國際環境的變化，帶來“內”“外”之分的意識。

　　10世紀中葉建立的宋朝和唐朝比起來，變化太大了。它的疆域縮小了一大半，過去大唐帝國內部可以混融雜居的“胡漢”問題，逐漸變成了大宋帝國外部需要區分你我的“華夷”問題。在北邊的契丹（以及後來崛起的女真和蒙古），東邊的高麗（以及日本），西邊的党項（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邊的安南等“強鄰”環繞之下，縮小了的宋帝國就像他們自己説的那樣，“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漸成為諸國中的一國，中古時代那種無遠弗屆的天下帝國，已經只是遙遠的歷史記憶。

　　正是在這個時代，“內”和“外”逐漸分化，歷史學家開始明確地把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區分開來：前者是明確的“外國”，是與中國相對的“他者”；而後者是“蠻夷”，是在中國之內的野蠻族羣，雖然介於“我”與“他”之間，但畢竟是可以“以夏變夷”的內部。這一區分“外國”與“蠻夷”的思想，逐漸在士大夫那裏形成共識，一直到元代撰修《宋史》，歷史學家們在傳統正史中第一次分別了《外國》與《蠻夷》。

　　在歷史學領域，宋代出現了三個新現象：（1）人們改變了“四裔”微不足道的傳統觀念，傾向於肯定外國存在的合理性。這使得宋代逐漸形成一種常識，也就是像宇宙有陰有陽一樣，天下也同樣有“中”有“外”。（2）人們改變了過去地理上以“九州”為最大空間，和天文上以“二十八宿”全部對應中國的方式，從傳統中國最重要的“天地”意義上，承認中國之外的世界存在，也就是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還有很多很大的外國。（3）改變了對四裔漠視的態度，宋人對域外的知識逐漸增多。宋朝出使外國的使臣根據親身經歷，留下大量有關外國的紀行文獻；宋朝負責貿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員，留下一些有關域外的文獻。

　　一般説來，宋代有關“外國”觀念的形成，原本有可能推動主流歷史論著中平等地理解和細緻地記載中國以外的世界。可是，傳統非常頑強，歷史非常詭異，宋代這種新觀念並沒有在歷史學中生根，反而在此後由漢族重建的大明帝國逐漸消失，傳統中國歷史學家們仍然固守“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歷史記敍方式。

　　第三，是橫跨歐亞建立世界大帝國的蒙元時期，回回人帶來了有關世界歷史的新看法。

　　儘管宋代逐漸對“周邊四裔”區分出了“內”與“外”，但是，“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記述方式，並沒有根本改變。在中國歷史學家看來，中國之外仍然是環繞中央王朝的蠻夷，儘管蒙元時代的官方非常聰明地把契丹、女真和漢族的三個政權給予平等地位，分別書寫各自歷史。但是，在宋元時期相當多漢族歷史學家的觀念世界中，漢唐時代奠定的那個疆域和族羣，仍然是歷史敍述的中心。短暫的蒙元時代結束之後，“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歷史敍述方式還是沒有變化。

　　不過，在蒙古人橫掃歐亞的蒙元時代，確實出現過具有“全球意識”，並且試圖全面敍述世界歷史和地理的可能。而這種“全球知識”卻可能是由橫跨歐亞的蒙古人和從波斯等地外來的“回回”人帶來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也就是蒙元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後不久，就把各個文職部門合併成秘書監，準備修撰帝國一統志和世界地圖，所以，要“大集萬方圖志，以表皇元疆理，至大無外”，這個至大無外的“一統”，既包含漢族中國，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萬方”。一個主持其事的回回學者叫作紮馬魯丁，曾經上書要求把“邊遠國土”的史料和地圖都集中到大都，並且集中了“蠻子”“漢兒”秀才來編撰。紮馬魯丁在第二年（1286）主持編纂“會同志”（《至元大一統誌》）時，曾經向皇帝報告我們的帝國很大，從太陽昇起的地方，到太陽落山的地方。所以，我們不僅要編帝國的歷史書，而且要繪製一個有關蒙元帝國的總地圖。現在，儘管這個總地圖早已不存，但是，包含了整個非洲、阿拉伯、歐洲部分以及幾乎整個亞洲的地圖，我們還可以從朝鮮人繪製、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看到它的影響；只是他主持編撰，用來顯示“六合同風”的“統同志”即《大元大一統誌》，雖然於1294年最終編成755卷，此後1303年又增加至1300卷，但是，這部大書在明代卻逐漸散逸，現在僅存數十卷，只有一篇《大一統誌序》，還保留在許有壬《至正集》卷三五。

　　遺憾的是，作為“新世界史開端”的蒙元時代，在中國僅僅持續不足一個世紀，這種籠罩歐亞、試圖敍述“日頭從東邊出從西頭落”的大世界的史學理想，也很快消退。從現在留存的歷史資料看，就連蒙元大都的回回學者在編撰“一統志”過程中，似乎也只關注了新納入元朝版圖的雲南、甘肅和遼陽等地，仍然侷限在“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蒙古帝國征服的更廣大的世界，包括在《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已經有所涉及的中亞、西亞、阿拉伯半島、非洲以及歐洲，好像仍然沒有在他們的歷史敍述中出現。

　　晚清變局把“世界”帶入“中國”，把“中國”帶進“世界”

　　儘管明代中後期西洋傳教士帶來新的世界知識，也帶來新的世界地圖，使得中國傳統世界觀念幾乎出現“天崩地裂”，但非常遺憾的是，這一天崩地裂的觀念變化，卻由於種種原因意外中止，並沒有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歷史著作中。而真正可以算得上具有“全球/世界”認識的歷史學著作，則出現在清代的道光、咸豐、同治（1821-1874）之後。

　　原因很簡單，那個時代西潮東漸，中國在“堅船利炮”面前被迫打開國門，不得不瞭解世界的政治、歷史、地理。特別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鴉片戰爭失利後簽訂《南京條約》，咸豐八年（1858）被迫與英法聯軍訂立《天津條約》，同一年黑龍江以北廣大地區由於《璦琿條約》割讓給沙俄，兩年之後（1860）英法聯軍侵入北京，簽訂《北京條約》，又與俄國簽訂《北京條約》割讓烏蘇裏、圖們江以東地區。這個時候，新疆等地也在俄國、英國等殖民帝國的虎視眈眈之下。因此，這種緊張的局勢，使得原來只關注漢族中國核心地區的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大範圍的周邊世界。

　　前面我們説到，司馬遷以來的中國歷史學傳統，是“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因此，各種史書尤其是正史中的“四夷傳”“蠻夷傳”或者“外國傳”都是附在史書之末，篇幅也不是很多。可是，在這個時代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19世紀中葉，隨着大清帝國在西洋的堅船利炮壓迫下，被迫打開國門，有關中國之外的世界知識逐漸受到關注，從林則徐根據英國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改編的《四洲志》（1839）以後，徐繼畲的《瀛寰志略》（1849）、魏源的《海國圖志》（1852）等涉及世界地理和歷史的著作陸續問世。儘管在此以前，中國也曾有過關於外部世界的零星記載（類似《諸蕃志》《島夷志略》等），但應該説，到了這個被迫進入世界的危機時代，中國歷史學家才真正開始有意識地超越帝國邊界，不再是“以中土人譚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譚西洋”，也不再僅僅依賴中國自己的文獻、情報和傳聞，而是依靠異域自己的資料加上親身經驗和考察，開始試圖敍述有關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識。

　　其次，隨着帝國邊疆出現的種種危機，道光、咸豐兩朝之後，一些學者改變了過去的書齋習慣，正如顧頡剛所説“往日以千里為遠行，知識範圍不越中原；此時既於國際間發生本國邊境之交涉，遂引起此方面之注意，欲知其經歷則求諸史，欲知其現狀則求諸地”。比如出現了祁韻士《藩部要略》、張穆《蒙古遊牧記》、何秋濤《朔方備乘》等等，西北史地之學便日益興盛；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羣與歷史淵源的時候，也開始重新重視蒙元歷史，重修元史成為熱點，比如魏源《元史新編》、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等等。這也正如顧頡剛所説，“以元代境域橫跨歐洲，可藉是史以研究西北地理及歐亞交通之史蹟”。而西北史地之學和重修蒙元史不僅超越了傳統中國，也不得不與域外資料發生接觸，歷史學的視野便逐漸擴大。

　　再次，是這個時期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翻譯和編寫了不少有關世界或歐洲的歷史書，從郭實臘（Karl Friedrich Gutzlaff，1803-1853）的《萬國史傳》《古今萬國鑑》，到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外國史略》，都傳達了一種新的世界歷史觀念。1833年至1838年，廣州和新加坡出版的《東西洋考》中所載麥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6）《東西史記和合》，他在序文中就説，讀書人要“視萬國當一家”，又説“諸國之體如身之存四肢，血脈相通而痾癢相關”。此後，這一類歷史書開始在中國開明的知識人中普遍流行，1900年廣學會出版的《萬國通史》就説，“善學史者又不可限於其本國也，能知本國盛衰興廢之端倪，尤必當知他國理亂存亡之階級”。所以，這一類有關世界的歷史著作在晚清中國成為熱門圖書，其中，像廣學會出版的，原本並不出色的歷史書《泰西新史攬要》，就曾風靡一時，1895年初版賣了兩萬本，1998年第三版在兩週內賣了四千本，它不僅影響了康有為、梁啓超等近代中國的重要學者，也影響到李鴻章、張之洞等近代中國的重要政治家。

　　成為教材中國史學世界認識之最終變化

　　“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是，晚清民初恰恰是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中國時空觀念，也就是關於世界地理和歷史觀唸的鉅變，隨着中國內政外交的步步失敗，彷彿在加速度地出現。從1901年梁啓超的《中國史敍論》、1902年的《新史學》，到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歷史學界，一方面在翻譯過來的日本中國史或世界史著作的影響下，開始對世界與中國有了重新認識；另一方面在“中國無史”的悲情刺激下，逐漸開始在世界背景下，重新審視和寫作自己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在1901年，梁啓超作《中國史敍論》，一開始討論“中國史之範圍”的時候，就已經涉及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又提出所謂“中國之中國”（上世史）、“亞洲之中國”（中世史）和“世界之中國”（近世史）的中國歷史三段論。這説明，剛剛進入20世紀，有關中國的歷史敍述已經不能不具備世界意識了。

　　特別是，這種變化的歷史觀念，被官方用於學校教育，這就説明這種有關歷史的世界觀念，已經被普遍地接受。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館，規程中就決定，同文館要設立“讀各國史略”一科；而在1894年甲午戰敗，1898年變法失敗，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晚清政府不得不從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這種改革中，有關歷史的觀念，也終於進入官方主導的學校教育。1904年，張百熙、張之洞等人在影響深遠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指出，“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生勤習洋文，而大學堂經學、理學、中國文學、史學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後其用乃為最大”，並具體規定大學堂在中國歷史之外必須講授“萬國史”、中學堂講授“歐洲和美洲史”。正是在這種中國的大變局之中，不僅中國被迫進入世界，世界歷史也順勢進入中國，中國的歷史學者不得不開始被迫關注全球/世界。

　　應當説，當有關世界的歷史知識成了“常識”和“教材”的時候，中國史學才開始初步形成有關歷史的“世界認識”。